正在召开的中国两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70多次提及改革，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们热议改革，中国大地改革的春潮涌动。以笔者看来，中国的改革，应当先从中国两会开始。中国改革有无实质性进展，中国两会是风向标。

一、两会是什么

为什么要对中国两会进行改革，先要回答两会是什么。有人说，每年的中国两会，是中国政治嘉年华，是女装的发布会、各界大佬的联谊会和明星们的学习会。

所谓政治嘉年华，是说两会虽然有一系列会议需要讨论的内容，但每年“两会”不乏不着调的“雷人雷语”，这些“雷人雷语”给人们带来的愉悦不亚于每年的春晚。今年全国人大的会议内容就有10项。其中包括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批准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批准2012年中央预算等等。而要高质量完成这些会议内容，对代表的素质即参政议政能力必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近几年，两会期间不断有代表或委员“为赋新词强说愁，语不惊人死不休”， 讲一些违背常识、故意矫情的“雷语”以及爆出假话、空话、大话和雷人的话。经媒体公开后，吸引民众眼球、招致抨击、批评和讽刺的同时，也让公众对代表和委员这个群体的能力和水平多有诟病， 这些雷人雷语，由于与参政议政几乎不沾边或不着调，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娱悦的同时，也使人感到悲伤，庄严的议政场所成了此情此景，让大会堂对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情何以堪？

说中国的两会是女装的发布会，是参加两会的女委员、女代表引领时尚新潮。网站上转载评论表示，“伦敦，巴黎和米兰的国际时装周都较每年三月的北京时装周逊色，但如果你不是大腕级的人民代表，你可能不准进入。”网络上随处可以看到代表们名牌奢侈品加身的照片，华丽的爱马仕皮带，奢华的皮草和香奈儿套装，路易威登，巴宝莉等各种名牌包包与手袋，这一切也是女装的发布会的佐证。

说中国两会是各界大佬的联谊会，是说两会代表和委员，相当高的比重为大官、富豪、明星。代表或委员参加两会是参政议政的，但人们从媒体看到的是这些代表忙碌的身影，或联欢或宴会，成了名符其实的联谊会。

说两会是明星们的学习会，几乎每年都有一些明星委员或代表对媒体表示，自己参加两会就是来学习的。今年两会来自湖北体育界的杨委员，已参加5年两会，一份提案没有，说自己年龄轻，就是到两会来学习的。

虽然把中国两会描述为政治嘉年华.女装发布会等，可能并不准确，甚至有些极端和偏激，但毕竟，上述描述的现象，确有事实佐证。

那两会是什么呢，两会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会也是中国极少的上下层沟通的政治平台之一。但近年来“两会”空洞化、形式化、场面化、娱乐化的趋向，已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各种“雷人”提案和言论备受嘲讽。而与此同时，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凸显，需要在“两会”这个最重要的参政议政的场所讨论如何处理和化解。但如果两会变成歌舞升平的“秀场”，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与两会宗旨也相差甚远。

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其表现形式至今仍饱受责难，说明这种建国初期建立且沿袭至今适合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制度，到了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今天，可能在制度设计方面，存在一些不适应，或存有缺陷，需要重新审定并进一步完善，以与变化的中国相适应。

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建立的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制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典型的精英政治的色彩，那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形决定的。但历史演进到今天，60多年过去了，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精英色彩仍十分浓厚。从全国政协到地方的各级政协，政协委员多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也即精英人物，各界别中基本没有普通群众。就全国政协而言，有人形象地描述为政协委员的构成体现为“三大”，即“大官”、“大款”和“大腕”。也就是说、行政官员多、老板多、明星多。这样一种精英政治，是否仍适合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一个问题。道理很简单，这种精英政治，在利益协调和表达诉求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即，“普罗”大众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表达。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在人民政协成立初期是形势所然，可以理解的话，在今天，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就可能是一个问题了。

从世界范围看，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已成为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形式的人民政协是否也应当吸收世界民主潮流的时代精神，为更多“普罗”阶层提供更多利益表达的对话平台，这实际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中国人民政协及各级组织，其政协委员的结构将作重大调整，“普罗”阶层的政协委员，其比重应当有大幅度提高，而官员、老板、明星等委员的比重应有大幅度下降。人民政协将从精英俱乐部，真正变成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协商对话、反映诉求的平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各级人民政协，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形式，就只能是一种占中国社会人数很少的精英民主的一种形式。如果不能构成一个较为公正的利益表达和诉求的平台，其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必然受到很大影响。并最终不是推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有可能影响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

二、如何改革

对于中国两会，除了在制度设计方面需要重新审定、发展和完善外，一些具体内容的改革，也十分必要。

1.减少两会人数

应当减少两会过多的参会人员数量。作为一国协商共是的议事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无论是政协或人大，都应当科学合理的设置委员或代表人数，委员或代表数量过多，特别是人数超过千人，虽然场面气势宏大，但真正议事效率不高，甚至降低议事效率。中国人民政协或全国人大，虽然不同于国外议会，但道理都是共通的。世界各国议会，人员组成几乎很少有超过千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数量过多，议事功能形同虚设，而且少数人更易操控多数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共有2237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987名，两会总人数超过5200人。与世界各国议会人数相比，中国两会的委员或代表人数实在是太多了。人数太多，耗费的纳税人的过多财物不说，两会的作用并没有随着人数增长而相应增长.代表过多难以发挥作用，效率明显降低!当一个议会人数超过2000人以上，除了更多的形式上的意义外，实际意义显然是下降的。

我们和很希望有人做这样一个课题，中国两会，究竟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的投入产出比是怎样的。如果这个课题有结论的话，可能结论不容乐观。因此，要充分发挥两会的实际效用，几乎是一个铁定的标准，就必须大幅度缩减两会委员或代表的数量，并将总人数控制在千人以下，800人左右。

2.改变人大代表产生的形式

虽然我们一在段期间还难以改变指定代表候选人的做法，但是否也可以放开一点空间，或者给一点比例，让一些希望参政议政的人自由参选人大代表.让出一些比例让公民自由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二十九条中的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但实际上，候选人的产生都是上级圈定的，不是上级圈定的候选人，其当选的几率接近于零。更有甚者，在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为了使组织圈定的候选人当选，便千方百计动用掌控的资源，打压那些非其圈定的候选人，这在2011年尤甚。

实际上，让出一些代表名额，允许非其圈定的候选人参选，天塌不下来，既扩大了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参与，又会极大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生机和活力，进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人大代表完全由上级指定，虽有"选"的形式，但当选的代表们心里清楚，他们是上级领导圏定的。要他们反映民意，其实是强人所难，民意与他们有何相干呢。正因为此，才有那位著名主持人大姐朴素可爱而实在的话语，“在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我不是来添乱的”。只有当代表真正是选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才会对选民负责，并充分反映选民的诉求，而在代表是上级领导机构圏定下产生的，代表也只能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不可能对选民负责.

3.改革政协委员产生的办法

完全通过协商产生的委员，其缺陷是十分显然的，就是相当一部分没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人，通过协商担任了政协委员，使得相当多数的政协委员，把政协当作学习班，成了“许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或应对差事，写几个笼而统之几乎难有价值的提案。其结果，不仅影响了政协组织作用的发挥，也使得人民政协这一“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打了折扣。政协委员产生，其改革的办法，可以协商与选举并举，就是在第一道程序中引入选举程序，即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各界别向政协组织提出的推荐名单，不是内部通过协商产生，而是通过选举产生，然后再向政协组织提出推荐名单，最后由政协组织通过协商决定各机构政协委员的数量和名单。在政协委员产生过程中，引入选举元素，即竞争机制，既可弥补协商民主的缺陷，又充分吸收了选举民主的优势，进而形成以选举民主推动协商民主，以协商民主巩固选举民主的良性循环.

4.改革政协的界别设置，增加“普罗”比重

如果说，人民政协从精英组织向大众组织转变这一表述是正确的话，就应当调整政协界别设置，增加“普罗”比重.特别是应对农民、工人群体予以重点考虑，在尽早恢复独立的农民界别的同时，工会界别应有相当数量的普通工人委员。农民、工人原本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现在已经演变为中国最大的两大弱势群体。人民政协需要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如何扩大农民、工人有序的政治参与，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同时应当针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所出现的新阶层设置新的界别，以使界别设置以与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相适应。

5.对两会代表或委员，应有基本的素质要求

无论是作为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或是人大代表，都应有基本的素质要求。不然，国家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作为参加两会的委员或代表，不能很好地参政议政，既是对国家政治形象的破坏和政治资源的浪费，也会带来国家财力物力的大量损失，同时也是对纳税人的蔑视和不尊重。两会不是培训班，参与两会不是专程来学习的，而是来参与共商国是、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作为两会的代表或，其候选人应当有最低的年龄和素质要求。例如，年龄不应低于35岁，应当有大专以上的学历，有一定的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等等。那些刚刚获得体育比赛的冠军、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一夜走红的明星，如果是候选人，其年龄低于35周岁的，或学历不够、几乎没有参政议政能力的，就暂时不要让他们加入。

6.减少人大代表中的官员比重

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中，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官员。官员比重过高，尤为典型是一级地方党政主官通常担任三级人大组织代表，成为民间戏称的“特命全权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有可能成了“全国官员代表大会”了。

官员代表比重过高，挤占了基层代表比例。例如，全国2.5亿农民工只有胡小燕等三位代表，要让三位代表承担2.5亿群体重托，显然要求太高。这样一种现状，必然既影响人大的议事效率和质量，难以监督政府，也难以反映社会诉求特别是普罗大众的诉求。在代表越来越行政化、荣誉化、利益化的情形下，官员代表比例过高，其它身份的代表基于种种考量，也越来越丧失勇气在自己“领导”面前去表达真知灼见，这也是人大会议越开越和谐，越开越沉闷，越开质量和效率越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减少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官员比重，呼声一直十分强烈。欣喜的是，今年3月8日上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举行的二次全体会议上，李建国副委员长向大会作的《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中规定：“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较大幅度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降低。连任的代表应占一定比例”。这是全国人大的可喜变化，应当给予高度的评价和鼓励。现在问题是，需要对官员和基层代表的身份进行明确的界定。不然，就会出现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被基层”、企业老板“被工人”、民营企业家“被农民”、高学历代表“被知识分子”的现象出现。

7.荣誉不应世袭

政协委员，应当保留一定比例的开国元勋和建国初期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的子女，因为江山是他们父辈打下来的或合作打下来的，给他们的子女一定荣誉既符合中国历史传统，也是对九泉之下老一代的最大慰籍。但也不能没完没了，到了第三代或者第四代是否就可打住。因为中国毕竟是共和制国家，没有世袭贵族，荣誉最好也不要世袭。2000多年前，即公元前209年，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时就喊出"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共产党人的词典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剥削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这些要求应当是对所有共产党员的，对那些开国元勋中的子女也是适用的.

8.两会的新闻发言人应当有年龄的要求

2012年中国两会的新闻发言人都是1940年出生，已经超过70周岁了。他们作为中国两会连续五年的新闻发言人，可能与他们的水平与经验有关，但毕竟年龄大了一些.中国正部级领导一般情况下65周岁就该退休了.他们都早过了退休年龄了。真的看不懂，难道13亿人口的中国，真的找不出稍微年轻一些的人担任两会新闻发言人。两会的新闻发言人，应当有严格的年龄的要求，因为这不是荣誉岗位，而是需要精力智慧甚至超负荷劳动才能胜任的工作岗位，出于对老同志的尊重和健康的考虑，他们也不适合再继续担任新闻发言人了。

9.参加两会的领导人的角色定位

改革，也应当从领导人做起。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参加两会，应当淡化自己领导人的色彩。他们参加两会，不是来做重要讲话的，他们有大量时间和机会作重要讲话。但在两会这个舞台，他们应当是来接受代表的质询和监督的，更应当将宝贵时间留给代表，认真倾听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而不是滔滔不绝，占用大量小组讨论时间来做重要讲话。

10.增加两会专职人员的比重

无论是政协或人大，都应当设一批专职委员。道理很简单，专业和业余的区别，直接影响到参政议政的质量。层级越高，专职委员比例应当越高。国家应当为每位专职政协委员至少提供1名工作助手，以及必要的办公条件。只有这样，专职委员才有时间和精力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特别是对政府的预算和决算进行审查和监督。中国各级人大，一项重要工作，是如何监督政府花钱，政府花的每笔线，都应当向纳税人有明细的交待，进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在大量代表是业余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的代表们还没有看懂或没有时间搞清楚政府预算报告时，代表就已经稀里糊涂随大流投下自己神圣庄严的一票。各级人大没有很好起到如何控钱的作用，这也是中国各级政府花钱如流水的重要原因。这与专职委员比例太少也密切相关。

改革中国的两会，实际是涉及到，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已经实行多年的政治协商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改革和进一步完善，使这两项基本政治制度的潜力得到更好发挥，以与变化的中国相适应。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十分复杂的大题目，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只是这个大题目的星星点点。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