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基督教会2010年各项主要工作及活动的回顾，来理解当前中国基督教界走向正在建构中的公民社会的努力。全文分六个部分：一、建设中的公民社会与中国基督教的功能定位；二、走向公民社会的具体路径：社会服务与社会关怀；三、走向公民社会的根基：神学思想与教会组织建设；四、走向公民社会所具有的国际视野：海外交流的推进；五、走向公民社会的持久动力：自我认知与反思；六、结语。本文认为，中国基督教界自身所蕴含的“公民社会要素”，近年来正通过各种方式得以呈现，这是中国基督教投身公民社会建设，为和谐社会作贡献的良好基础。

关键词：基督教，公民社会，责任，反思

一，建设中的公民社会与中国基督教的功能定位

2010年，两份几乎同时发布的调查数据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和极大反响。第一份数据来自8月份召开的“当代中国宗教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公布了基于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入户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现有基督徒总数约2305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其中受洗的是1556万人。[1]从调查的设计和实施过程来看，可以认为，本次调查的结果“总体上对中国基督教宏观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把握还是很到位的。”[2]第二份数据来自稍早的于7月份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第七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会上由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公布了他们与中国“零点”研究咨询公司合作进行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CSLS）”数据，表明当前中国自我认同为基督教信仰者最多有3300万人，其中新教徒约30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3%；报告指出，在这些基督教信仰者中有38%的人已经受洗，也就是说有1千3百万受洗的基督徒；佛教在最近3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有18%的人自我认同为佛教信仰者，这就意味着中国有1亿8千5百万的佛教信仰者。[3]这两份报告也分别包含了基督教与其它宗教内部状况的丰富信息，对今后一段时期的学术研究和政府公共政策大有助益。

综合上述两个调查的结果，大致可以认为，目前中国基督教新教的信徒人数，在2300万人以上，到4000万人这样一个区间内；基督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会高于3%，并且远远低于佛教信仰者的比例。据此，我们可以获得如下两个认识：1，尽管基督教在改革以后获得较快发展，但显然没有象以往所认为的那样，达到“井喷”的程度；2，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并没有象某些过于乐观的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已经或正在“进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当然，这主要是指宏观总体状况。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历史文化传统及现实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状况有很大差异，因此，在不同地区，基督教的发展及其结构可能有不同于上述两点总体状况的趋势和表现。总之，对于两个不同的研究团队各自独立，并且尽可能严格地按科学程序实施而获得的这样的结果，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所有已知的关于基督新教人数的各种估计中，相对而言比较可靠地反映了真实情况的数据。在有进一步更为严格的调查所能获得的更符合真实情况的数据出现之前，我们对当前中国基督教状况的分析判断，只能基于这两个调查。任何并非基于科学研究程序所得到的“主观”数据，都不能作为研究分析的依据。

尽管2010年关于基督教发展状况的调查结果，或许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之外，但它可以使我们冷静看待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现状，不为各种情绪所左右，更为客观地思索与中国基督教有关的各种现实问题，并在调查所揭示的总体格局下，进一步探讨基督教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关系。基督教的发展在最近30年里不可谓不迅速，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只占较低的比例。根据这个事实，并结合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中基督教曾经达到的人口比例，或许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判断，即由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信仰偏好，使得基督教在中国情境下的发展规模，可能面临着一个自然形成的“临界点”。尽管尚不清楚这个主要以人口比例表现出来的“临界点”的具体值，但我们仍然有把握认为，它足以使基督徒数量在总人口中长期保持一个相对较低的比例。随着在中国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多种宗教并存的传统，逐步演进成现代意义上基于社会分化与法律调节，并且包含有各宗教之间相互尊重理解、宗教与世俗社会分工合作、各宗教在法律框架内平等自主等等基本原则的宗教多元化格局，这个“临界值”可能会更加清晰和稳定，使基督教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围绕它有序波动，如果没有出现特别重大的扰动因素，一般难以形成大起大落的局面。

这样，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思考与基督教有关的各种现实问题，可能就不再需要过度顾虑或拘泥于基督徒的数量、规模，而把着眼点切实转移到基督教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也就是说，在中国基督徒当前并且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然只是中国社会的少数群体的态势下，如何在逐步落实和进一步保障他们的各项基本权益的同时，在不断完善的法律框架下建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和谐关系。这个问题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变得尤为复杂和重要。这是因为，“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在相互理解和接纳上仍存有一定的障碍或问题”，因此，“我们仍需要相关的信心及信任来恢复或重建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和谐。”[4]2010年年末，因山东省曲阜市建造教堂而引发的争议，为这个精准的判断下了个现实的注解。这个事件本身并不复杂，但它折射出建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和谐关系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和谐”这个传统主题，近年来更加清晰地被具体化为“基督教为和谐社会作贡献”这个新的命题，这同“积极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展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样一个宗教政策层面的深化相契合。这意味着，建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和谐关系，需要从略显被动的单向适应，转向主动地发挥积极作用。而其实现的路径，则只能是落实到当前正在建设中的“公民社会”。首先，这是由基督教最重要的社会表现形式---基督教团体或教会组织本身的定位所决定的。从社会学的角度而不是神学的属灵意义上说，基督教团体是“社会组织”或“民间团体”，本质上不是经济组织或政治组织，它的活动领域主要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社会”中。如果这个定位模糊化，不仅会损害基督教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无法使基督教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资源。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同时，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社会”，不单纯是一个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民间活动领域，而是有着丰富内涵且对中国和谐社会建构有着重大意义的“公民社会”。基督教团体是公民社会中的行动者。

其次，当前中国的公民社会，虽然只是处于萌芽期，但它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动政务公开、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5]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以后，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自组织作用，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主体，已成为从高层到基层的共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六项总要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也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特征。[6]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和北京奥运会体现出公民参与的巨大热情和力量，这一年因此而被称作“中国公民社会元年”。自此，“公民社会”这个概念，走出学者的书斋，加速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对公民社会的重视，已经开始在政府部门的发展战略中体现。2010年11月，深圳市委五届五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深圳市委关于制定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确立了“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其中，“探索社会组织与公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治理模式，率先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提法引人关注。此外，规划、部委财政预算公开、微博推动公共事件良性演进等都成为2010年公民社会建设的热点话题。[7]这都意味着，公民社会将在今后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因此，基督教为中国和谐社会作贡献，在现阶段的主要途径就是走向正在建构中的公民社会，为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自身蕴含的丰富资源，以实际的行动参与公民社会的建构，从而把基督教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落实在一个具体的实践领域。基督教界的各类团体及广大信徒，已无法置身于公民社会的建构这样一个时代潮流之外。即使基督教界的某些群体，由于信仰取向的原因，对外部社会及其变化持有超然的态度，也无法回避公民社会发展的影响，必须对这一社会现实作出自己的回应。事实上，早在2004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就召开了一次“基督宗教与公民社会”的学术研讨会，[8]对基督教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并且在基督宗教对公民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性方面形成相当的共识。学术界对基督教乃至其它宗教与中国公民社会之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更是不绝于缕。但是，由于时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公民社会在中国语境下具有的模糊性，使中国基督教界自身对如何参与公民社会的建构并没有特别的关注和意识；只有个别基督徒知识份子和群体，基于公民社会的理念及其与基督教信仰某些方面的契合，而在特定事项上有意识地在公民社会参与方面进行了某些尝试。

应当看到，中国基督教在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趋于良性、健康的发展，以及近年来围绕“和谐社会”而作出的努力，已使中国基督教界所蕴含的公民社会要素得到一定的扩展。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基督教的团体生活构成的信仰共同体，培育了社会资本和志愿主义精神，训练信徒的社会交往技艺，以及自我管理、服务人群及身份认同的基本方法；在信仰生活中生产的规范，使得基督教团体兼具伦理共同体的特征，不仅为信徒之间的人际交往，而且也为他们与外部社会的互动提供了价值标准。[9]这些要素都是公民社会所珍视的特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基督教会已经进入了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时代潮流。

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基督教在公民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是复杂的。即使在有着公民社会的悠久传统和相应法律、制度保障的西方发达社会，虽然基督教团体是公民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但这些团体在公民社会中的作用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很多研究发现，宗教团体在促进社会整合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公民社会的分裂；[10]在维系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基础----社会信任方面，不同倾向的基督教团体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有些团体的成员对他人的信任度明显低于其它团体；[11]而基督教信仰影响人们对公共事务或公共政策的关注时，它们所引发的大众激情也可能会超过最好的民主制度所能控制的程度。[12]因此，不能想当然地从理想化的角度把基督教团体乃至所有宗教团体，视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公民社会有积极的作用；不能仅仅从宗教教义中所体现的对价值、道德的强调而直接推导出宗教在现实中的运作必定有利于公民社会。基督教以及其它宗教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关系，是个需要在经验层面上考察的问题；这些关系的性质，受具体的信仰内容、法律环境、人际关系模式等等现实因素的极大影响。不过，尽管如此，大量研究也表明，现代社会中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在公民社会的层面才能得到符合现代社会规范的妥善处理。

因此，对于中国基督教走向正在建构中的公民社会，应当有冷静而客观的态度。一方面，要正视基督教在参与尚处于萌芽期的中国公民社会时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在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完善对这些影响加以有效控制；同时，基督教团体自身也应通过诸如神学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等一系列措施，来消解可能导致负面影响的各种因素。另一方面，也应当正确评价基督教团体在公民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为基督教界的公民社会参与创造有利条件。近年来，在基督教界越来越受重视的社会服务与社会关怀行动，是把基督教界培育的公民社会要素引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并影响更多人群的重要途径和载体。与此同时，中国基督教界也不断加强自身各个方面的建设，保持和扩大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并对自身的历史定位和存在问题深入反思，这些都为中国基督教更加全面地走向建构中的公民社会，进而为和谐社会作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主要基于对2010年中国基督教界各项事工以及相关反思的简要回顾，来理解迄今为止中国基督教界走向建构中的公民社会的努力。

二，走向公民社会的具体路径：社会服务与社会关怀

基督教团体与信徒参与社会服务事业，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从精神到物质层面的帮助，是基督教进入社会的最为有效、最不容易引起争议的途径。基督教为和谐社会作贡献，参与公民社会的建构，首要的就是拆除“教会”与“社会”之间的樊篱，在社会中为信仰作见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基督教界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关怀事工实现的。基督教从事社会慈善的历史传统，由“施比受更为有福”、“作光作盐”、“荣神益人”的圣训所激励的服务动机，以及由基督教信仰所产生的对行为的内在约束，使得基督教团体在社会服务领域中拥有独特的优势和良好的社会公信力。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基督教界自身的资金实力、人才储备、服务技能、项目运作水平，以及外部大环境的制度与政策保障，使得这个优势在当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基督教界在社会服务方面克服了诸多不利条件，在经历了前一阶段从落实政策到基本实现自养后，开始有能力回匮社会，并且正逐步走出恢复初期基督徒之间守望相助的内部服务模式，也不仅仅局限在因事而起的捐款捐物，其服务的领域正在逐步拓展，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也不断提高，在某些服务领域开始形成具有基督教特点的专业化、制度化服务模式。2010年中国基督教界的社会服务状况，正体现了这一趋势。

至2010年，基督教全国两会与各省基督教两会所开展的社会服务项目，已覆盖医疗卫生，灾害管理，社区发展，敬老服务，助学支教、社会福利和教会事工等七大领域；除了教会事工主要面向基督教界内部开展服务以外，其余各项均走出基督教而面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在社会服务资金来源方面也日趋多样化。除了国内（包括港、澳、台地区）资金募集更为广泛外，从国外募集资金的方式和渠道也逐渐增多。2010年度，仅由基督教全国两会主持的项目（包括已完成及正在实施的）总计达25个，涉及15个省、市，共计投入550余万元人民帀。[13]其余地方层面的社会服务内容也相当丰富，相应的资金投入十分可观，需要进一步的全面统计和深入分析。基督教界各种具体的社会服务项目，主要以各基层教会为实施主体，这些基层基督教团体，同地方性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对人们的需求和面临的问题有更加灵敏的反应。这些社会服务受到地方政府与群众的欢迎，使基督教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

2010年10月8日，在基督教全国两会召开的“基督教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经验交流活动上，有12家先进集体获得表彰。[14]这些先进基层教会组织和专业事工小组，在社会服务方面成绩突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它们是当前基督教界服务社会的一个缩影。总体上，基督教界的社会服务，至2010年时，至少在以下方面有了相当的进展。

1，组织关于社会服务的专业化培训。现代社会对实施社会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上仅凭爱心和意志来推行的慈善与救济方式已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基督教全国两会、各地方两会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等其它类型的基督教组织，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和信息优势，与国内外高校、研究所及其它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在教会内部推动社会服务培训，有力地提升基督徒参与社会服务的专业能力。

由基督教全国两会组织的培训，比较重要的有：2010年4月和10月，由全国两会主办、福建省两会协办的两阶段“社会服务能力培训班”。第一阶段在福建省基督教培训中心（武夷山）举办，来自福建省福州、莆田、泉州与厦门的7个主要教会及其服务机构，如老人院、医疗队的负责人共25人参加培训。第二阶段在福建省连江举办，共有福建省内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教牧同工26人参加。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不同文化视角下的社会服务、社工基本概念和技巧、参与式理论和工作方法、项目管理流程、基本财务管理、规范项目设计和项目报告；2011年还将举办以“项目管理与领导力”为主题的第三阶段培训。[15]

2010年4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在山东省潍坊市基督教培训中心举办“艾滋病防治师资培训班”。此次培训由山东省基督教两会协办、世援社（World Relief）[16]资助。潍坊市各县（市、区）的教牧同工与其它社会人士共42人参加了培训。世援社“艾滋病防治”亚洲区主任提摩太（Tim）、世援社社会发展项目负责人底波拉（Debbie）、世援社中国项目主任、潍坊市疾病防控中心负责人出席培训班活动。[17]

地方基督教会的社会服务培训也在2010年扎实推进。如重庆市基督教两会与爱德基金会在3月份举办“社会服务能力提高班”，来自全市的教牧同工、义工及圣经班学生共120人参加培训。提高班针对当前最为关注的社会服务需要，从对象、调查、资源、目的、服务方案、社会果效评估、神学意义等方面对学员进行了操作规程的能力演练，提高教会参与社会服务的能力。[18]再如江苏省基督教两会8月份在南京举办了第二期社会服务事工爱心义工团队建设培训班，旨在更好推动基层教会开展社会服务，加强江苏省内教会间的事工联络，促进各地教会义工团队建设。

2，艾滋病防护及对患者的关爱。中国的艾滋病防治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社会上对艾滋病的不了解及由此而带来的恐慌仍然存在，并导致对艾滋病患者及家庭的歧视。中国基督教团体是较早介入艾滋病防护的民间组织，并且用基督教特有的“爱”的理念，真心实意地关怀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逐步发展出比较系统的艾滋病防护及患者关爱实践模式。

例如，拥有39个堂点与超过1万名信徒的江西萍乡教会，在2001年萍乡市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后，就发动信徒参与艾滋病防治与关爱患者的行动中去。首先通过宣讲及知识宣传，消除信徒的歧视态度和对艾滋病的误解所引起的恐慌；宣讲主要是证道时，从神学的角度使信徒增加对患者的同情与爱心；知识宣传包括各种形式，其中最有成效的是组织30余人的“防艾”小分队，上街道、进社区、下乡村，宣传有关知识；并成立探访小组，开展对艾滋病人的关怀事工。同时，萍乡教会还积极组织培训，组建志愿者队伍，提高专业化能力。给予患者心灵关怀更是最具基督教特征的事工，心灵关怀主要包括病人或临终者以及家属的心理安慰等。主要方式是通过与患者不定期网上聊天、电话联系或面对面交流，进行沟通，使他们正确面对自己，消除不良情绪，积极配合治疗。临终关怀方面则给予患者安慰和鼓励，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有尊严地离开人世。萍乡教会还在教会活动中邀请艾滋病患者参加，使他们能够参与社会生活，一方面提高患者的生活信心，把教会的关爱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也在信徒中消除了恐慌，更好地推进服务艾滋病人的事工。[19]

河南省的基督教团体在艾滋病防护及病患关爱方面更是做了大量工作。如河南周口基督教两会，积极举办了防艾常识培训班，并且资助艾滋病孤儿，扶助艾滋村困难户开展养殖、种植等各项生产，同时，该教会还开办周口福音医院收治艾滋病患者。再如驻马店市基督教两会早在2002年就成立了防艾项目领导小组，组织实施辖区内艾滋病预防控制与关怀项目。他们首先深入每个村庄和家庭，作了详细的基线调查。在爱德基金会帮助下，该市两会从2003年起连续举办了15期教牧人员艾滋病预防知识培训班，直接受益1303人次，间接受益20多万人次，提高了基督徒对艾滋病的正确认识，掌握了预防、遏制艾滋病的基本常识，消除了对艾滋病的恐惧心理和歧视。目前，该教会已在上蔡、汝南与新蔡三个县区的五个自然村，为437户家庭提供家政服务和最低生活救助。驻马店教会还成立帮扶小组，在农忙时帮助艾滋病家庭耕田锄地，抢种抢收。同时，成立市、区、乡艾滋病患者关爱和探访小组，其中分别设有孤儿组、学生组、家庭组等，针对不同对象，制订帮扶方案，发动社会与教徒捐款捐物，改善艾滋病患者与孤儿的生活。在爱德基金会帮助下，驻马店市基督教两会帮助确山县南泉乡段庄教会积极开展艾滋病患者家庭的生产自救活动，实施项目救助。一方面使艾滋病患者有了经济收入，改善生活；另一方面，使他们自立、自强、自救，重新融入社会，回到正常生活轨道。[20]

3，毒品戒断事工。比较突出的是云南保山基督教两会的福音戒毒工作。该市地理位置接壤世界毒源地“金三角”，成为毒品重灾区。2007年起保山基督教两会就借用当地青华教堂启动福音戒毒事工，成立了“福音自愿戒毒中心”，并命名为“重生园”。第一批参加福音戒毒人员目前已顺利重返社会，是毒品戒断领域内比较成功的范例。保山教会的戒毒所最大的特征是戒毒的“自愿性”，由此而不同于社会上开办的“强制”戒毒所。基督教信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了帮助学员更好地重返家庭和社会，“重生园”还不定期地邀请专家来为他们授课，传授他们养殖、种植知识，让他们掌握实用技能。[21]

4，医疗卫生服务。开展医疗服务是基督教会的传统社会事工。有条件的基层教会长期以来都组织本教会的基督徒医务工作者，开展义诊或到山区、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送医赠药等活动。近年来，一些基层教会也开始建立固定的面向社会的正规诊疗机构，甚至开始恢复开办医院。如2010年，四川泸州基督教两会与香港医疗关怀有限公司合作，投资380多万元（不含房产）、面积达3000余平方米的“福音医院”正式开业，成为四川省内第一家基督教医院。泸州福音医院是从创办于2000年的只服务于基督徒的卫生站发展而来的，其定位是服务广大教徒和贫苦百姓的带有慈善性质的教会医院。“福音医院”设置了内科、外科、妇科、骨科为龙头的临床科室，配备了德国爱克发CR数字化摄片系统，驰马特C型臂手术监控系统，完备的化验检验设备，定位于中低端医疗服务市场，为广大群众解决常见病多发病。此外，还有如山东省寿光基督教两会也正筹备把创办于2005年的“博爱医院”扩建成“寿光基督教医院”等等。

5，敬老、助老服务及其专业化趋势。开办敬老院，是中国基督教组织改革以来最早机构化运营的社会服务项目。据基督教全国两会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基督教会共创办有敬老院810所。虽然这些教会办的敬老院大多规模较小，基础设施薄弱，并且几乎不享受国家公办敬老院的优惠政策。但教会办敬老院仍然是基督教界最重要的机构模式社会服务事工，为地方老龄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养老院的规模、档次也在不断提高。如云南省昆明三一国际礼拜堂在2010年新建了“三一敬老院”，环境优美，交通便捷，可容纳150多位老年人居住养老。[22]

随着中国老龄化和度的加深，社会对养老、助老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各地基督教组织目前正努力提高养老事工的专业化水平。如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和杭州市基督教女青年会与浙江省老年服务业协会合作，2010年3月份在浙江上虞市谢塘基督教敬老院举办了首届养老护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班。来自上虞21个乡镇、23个教会敬老院的62位学员参加培训。[23]5月，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丰台举办了老年护理初级培训班，有56位基督徒报名参加。培训内容主要是引入日本先进的老年护理理念和技术，在护理过程中将“自立支援”这个先进的技术理念植入其中，调动老年人的生活积极性。

再如2010年7月，由江苏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主办，南京市点将台社会福利院、南京乐龄老年护理培训中心承办了“教会办养老服务技能培训班”。培训对象为江苏省内13所市级教会及其下辖县、村级教会办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计划开办养老服务机构的教会工作人员，目的是完善教会办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的养老知识体系，规范和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操作技能水平，让学员树立职业道德，熟悉政策法规，掌握基础护理知识、护理技巧与操作要领，从而具备按“《养老护理员》职业标准（初级）”独立地为老年人提供规范护理的基本技能。培训班邀请老年康复专业机构的多名专家，对养老护理员所涉及的内容进行系统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养老护理员的职业道德、相关法律法规、老年人生活护理及常见疾病的护理、老年人康复护理、老年人心理护理、老年人临终关怀及护理等。培训班对学员进行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成绩合格者获得《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初级）。

10月，江苏省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还在爱德基金会社会服务中心支持下，在北京成功举办了江苏教会养老院管理精品培训班。来自江苏各地教会的17位养老院院长、护理骨干及教会牧长参加了此次针对养老院运营管理的培训。通过培训，学员们进一步提高了专业技能，开阔了眼界，增强了从业信心。江苏省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自2009年成立以来，已举办了三期教会养老事工培训，累计培训学员超过100人次。江苏各地教会养老院的专业化水平已在当地社区获得了广泛赞誉。[24]

6，环保事业的倡导与推动。环保事业是基督教界近年来积极倡导的新的事工领域。在这方面，基督教界主要利用现有条件，依托相关出版物、网站以及聚会讲道加以宣传和倡导，传播环保理念。一些基层教会组织更是积极参与到环保的具体行动中去。如2010年，中国基督教唯一公开发行的《天风》月刊，专门刊载了一组文章，从《圣经》的角度来大力宣扬基督徒应当具有的环保理念。[25]从而使广大基督徒明白“环保工作不仅是社会的需要，更是上帝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让基督徒懂得只爱神是不够的，还要爱神创造的整个生态。”[26]因为，从创造的角度来看，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人不是主人，只是被授予了管理权，只是管家，其职责是按主人的要求来管理这个世界。人必须在等候、准备迎接主再来的时候，保护好他与父一同创造的世界。作为基督徒，应当真正明白上帝创造世界的心意，知道自己的位分，尽上自己的本分，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保护地球，保护环境，这是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环保不只关乎几张纸、几度电、几块钱，更关乎上帝的创造，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27]如果人们以重建伊甸园和谐美景的心态关注自然万物的生长与繁荣，那么，人类也必将从大自然中领略到造物主的另一种爱和恩典。[28]

在实际行动方面，比较突出的如江苏省苏州市基督教两会积极响应低碳环保倡议，呼吁每位教职同工和信徒“节能减排，过低碳绿色生活”。以“环保”为特色的苏州基督教独墅湖教堂，礼拜前以PPT形式宣传低碳生活理念，在程序单上开设专栏介绍环保生活小贴士，并在堂内多处设置回收废旧电池箱。苏州市基督教两会也多次组织各堂举办“爱心义卖跳蚤市场”活动。2010年10月，由苏州市基督教两会独墅湖教堂主办，市内其它各教堂及团契以及苏州工业园区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和基督教爱心公益资金协办的“爱 感恩”大型环保跳蚤市场在独墅湖教堂广场举行。此次市场在推动二手物品买卖的同时，积极传播旧物再利用、节约资源、低碳环保的理念，共筹集到资金41000元，全部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29]还有如无锡市基督教两会也在6月份联合爱德基金会，在无锡市中山路教堂举办“幸福低碳生活”爱心义卖活动，收入近万元。[30]

7，重大活动中的志愿者服务。2010年我国的大型活动主要是上海世博会与广州亚运会。基督教团体的志愿精神和组织优势在这两次活动中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如上海基督教界积极响应全国两会在4月份向全国基督徒发出的支持上海世博会的倡议，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服务。在世博园区附近，有13个堂点承担接待海内外基督徒的任务，为此，上海基督教两会投入资金整修教堂，改善设施，在一些堂点还增加同声传译设备。同时加强中青年教牧人员的世博知识，接待礼仪、外事纪律方面的培训，开办了为期6个月的世博英语培训班。[31]特别是上海著名的沐恩堂，在堂内由上海市世博会志愿者指挥部设立了“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志愿服务站（内设站）”，一方面服务沐恩堂的信徒，另一方面服务海内外的朋友。沐恩堂从教牧人员和职工当中选派三位志愿者，负责志愿者服务站的具体工作，如发放世博会宣传资料、更新世博会信息等，展示了上海基督徒的风采。[32]

2010年11月，广州举办第十六届亚运会其间，广东省基督教两会发挥自身优势，突出工作重点，为实现“祥和、绿色、文明”亚运营造和谐稳定环境，为成功举办亚运会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了更好地宣传亚运会，广东省两会对本会网站升级改造，委托专业公司设计制作网页，以网站为平台，引导全省基督徒支持、参与亚运会各项服务；同时，通过讲道，在神学院及各堂点书写亚运墙报、开专栏等形式，发动教牧与信徒参与支持亚运会。并且通过举办各类活动，营造亚运气氛。在崇拜中特别为亚运会祈祷，并举办了激情亚运、燃烧九月大型圣乐晚会。[33]

8，参与各种救灾活动。基督教会最为经常性的社会关怀事工之一，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救灾活动。如2010年4月，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强地震后，全国各地教会及神学院以不同方式为玉树地震灾区祈祷、捐款。基督教全国两会通过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向玉树灾区捐款达100万元人民币，同时，全国两会也派同工将海内外基督徒及团体捐助的资金、购置价值47.45万元的急需物资送往灾区。各地方两会与堂点也纷纷慷慨捐助，仅6月份的不完全统计，数额比较大的就有四川省基督教界捐款32.7万余元，福建厦门市基督教界捐款35万元，河南省洛阳市基督徒捐款48万元、新乡市基督教两会捐款21.5万元，连云港市基督教两会捐款38.5万元，江苏省盱眙县基督教会捐款11.7万余元等等。[34]

6月，福建省南平境内发生特大洪灾，造成重大损失，全市受灾人口128万，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南平市基督教两会积极投身抗洪救灾中，早预防、早布署，防范到位，加强对教会仁爱养老院、蓓蕾幼儿园及各教堂的防洪警戒，当洪峰来临时，教牧人员积极组织堂周边群众撤离，并将群众及时转移到地势较高的教堂，减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并且在各教堂设置群众安置点，让灾区群众感受到温暖和安全。[35]

再如6月下旬，江西若干地区遭遇水灾。9月，经中国基督教两会联系，美国撒玛利亚人组织向灾区捐赠大米、棉被、食用油等物资，价值人民币18万元，在江西省基督教两会帮助下，这批物资发往江西抚州市及鹰潭市的受灾群众。[36]还有象上海基督教两会在得知云南等地旱灾后，积极准备，筹划救灾，并与云南省基督教两会联系，捐资15万元，帮助已启动的修建引水管、造蓄水池、打井、送饮用水等救灾项目，让灾区同胞渡过难关。[37]又如贵州部分地区因受特大旱灾影响，农作物未能按时播种，造成粮食大规模减产。为了能够帮助村民渡过难关，经贵州省基督教两会与浙江省瑞安市基督教两会联系，10月份，瑞安市基督教两会购买16吨大米，前往赫章县结构乡、雉街乡、安乐乡，发送给当地少数民族村民，缓解粮食紧张局面。此外，汕头市基督教两会也向贵州干旱灾区捐助5万元，并且在贵州省基督教两会帮助下，将善款转向偏远山区教会修建抗旱水窖。[38]

9，关怀弱势群体。中国基督教界始终关爱社会上的各种类型弱势群体。如基督教全国两会、美国轮椅基金会在第20个“全国助残日”，通过陕西省基督教两会协调，援助陕西省1100辆轮椅，价值人民币60多万元，分别捐赠给铜川、安康两地的肢残人士。5月份，分别在铜川市王益区方舟广场和安康当宾区儿童福利院举行轮椅捐赠仪式。[39]8月，中国基督教两会、青海省及州县残疾人联合会共同举办了“中国基督教两会玉树灾区轮椅捐赠仪式”，向玉树地区捐赠美国轮椅基金会提供的轮椅1650台。[40]

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由于当前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的约束，这些为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外来人口，面临着诸多生活、心理上的压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已越来越引起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督教会同样参与到关爱农民工的行列中来。如浙江宁波慈溪杭州湾新区教会，主日聚会常年保持在200人左右，但有一半是农民工信徒。该教会通过探访、经济补助等措施来关爱农民工信徒，特别是对他们给予信仰方面的指导，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与心理上的这际困难，尽快融入当地社会。[41]

还有如哈尔滨市南岗礼拜堂成立了以法大团契，通过培养专业的手语教师，满足了聋哑信徒的灵命需要；组织他们制作十字绣和圣经书皮，由教会统一出售，所得收入全部补助聋哑人的生活。另外，还开展免费义诊，关注农村“三留”人员，为他们提供帮助。四川泸州市基督教两会，多年来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他们在少数民族聚集处启动养殖项目，帮助偏远山区的信徒脱贫致富；创建福音诊所和“星光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启动脑瘫康复项目；从2006年至今，泸州教会建立了慈善项目基金，帮助贫困学生，救助残疾孤儿及特困户，使有需要的人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温暖。再如昆明三一国际礼拜堂所建立的长青（老年人）团契、青年团契、天使团契、英文团契、聋友团契、马大团契等26个团契中，天使团契和聋友团契是专门针对弱势群体的事工。天使团契主要是残疾人士，如盲人、瘫痪病人等等。这个团契成立于2008年，传道人带领这些残疾人读经祷告，为他们提供免费的电脑与识字培训，每周还有一次聚餐。聋友团契由70位左右的聋哑信徒组成，他们也得到了来自教会以及其它信徒的关爱。这些残障人士在教会中获得了生活的自信，重建了生命的尊严。[42]

10，传播现代文明。基督教团体不仅通过具体的社会服务项目，关注民生，扶危济困，倡导有利于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团体创造了对现代公民社会至关重要的共同体生活，使得人们能够走出孤立的个人生活，共享需要和关怀，与更广泛的社会网络相联结，从而形成超越自我利益的生活方式。近年来，无论是地处乡村还是城市，相当多的基督教基层组织都不仅仅满足了信徒宗教生活的需要，而且以这种基于信仰的共同体生活的方式，丰富信徒的生活，传播现代文明。

例如，很多基层教会都开办了法律知识的培训，哈尔滨市南岗礼拜堂更是成立了法律团契，向信徒固定地提供义务法律咨询，举办普法讲座，提高信徒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再如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3月份携手县疾控中心举办艾滋病知识跟进培训班，使来自教会与社会各阶层的学员了解艾滋病毒对人体免疫细胞的作用机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及预防等知识。9月份，该县教会在主日崇拜后，组织全体信徒学习“防蜱”知识。这次学习的缘由是河南信阳发生蜱虫咬人致死事件，而靖州地处边远山区，饲养家禽家畜的居民较为普遍，为了提高信徒的预防措施和预防能力，特别举行了此次“防蜱”知识讲座。教会的负责同工就积极在网络上收索有关“蜱虫”的相关资料和预防资料。希望广大信徒不要为此引起没必要的恐慌，更不要借此而散布谣言，为靖州的稳定尽一个基督徒当尽的本分。还有如山东德州市运河经济开发区连陈街基督教会在2月份举办了首期“夫妻团契”培训班，对50多对夫妻培训了婚姻课程，教导夫妻在生活中如何用彼此相爱、关系融洽的婚姻生活来见证基督。河北省秦皇岛市教会也在2月份举办“家庭教育”讲座，来自三区四县堂点同工同道700人参加，讲座以圣经教育为中心，围绕如何做好子女教育这个课题，有针对性地讲述了建立亲子关系、发挥孩子潜能、爱的管教等9方面内容，帮助家长引导子女抵制网络负面信息的危害、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减少犯罪、构建和谐家庭、促进社会安定团结。[43]

上述事例只是部分反映了中国基督教界当前的社会服务状况。从中仍然可以看到，截止2010年，中国基督教在社会服务与社会关怀事工上继续保持稳步前进的势头，有力地提升了基督教的公共形象。从类型上看，这些事工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灾难救助式慈善”或“政府指令式慈善”，而是朝着专业化、制度化的方向迈进；同时，基督教自身的特征也在这些服务中开始浮现，即通过这些事工在教会内部及向教会以外社区的拓展，逐步形成一种基于共享核心价值、基本权利以及人际之间内在联系的道德社区，在这样一种虽然仍处于初始状态的社会服务“共享模式”中[44]，使这些事工一定程度上超越实用主义的物质层面，而在各方参与者的精神与伦理道德层面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有望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当然，也应当看到，目前基督教界的社会服务事业，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从内部来看，目前基督教界关于社会服务的理论建设刚刚起步，尚未形成扎根中国文化、顺应时代发展的整体神学思想体系。因此，在教会内部存在的淡化现实关注及社会责任的思想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而更大的挑战来自外部社会环境，这是几乎所有民间团体在从事社会服务时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宗教团体尤其是基督教团体在这方面的压力更为明显。虽然在政策导向上已明确肯定了宗教界社会服务的积极意义，但在具体实践中则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和行政管理传统的惯性，导致宗教界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支持不足；同时，宗教的社会慈善服务仍然遭受种种误解，还无法与其它团体一样平等地使用如大众媒体等社会公共资源。[45]这些内、外部障碍的核心，实际上仍然是如何以及是否能够澄清社会服务与宣教或扩大宗教影响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限制亟需在今后加强研究并予以妥善解决。

三，走向公民社会的根基：神学思想与教会组织建设

社会服务和社会关怀，是现阶段基督教走向公民社会的最为直接的路径。但基督教团体并非单纯的社会慈善和服务机构，也不仅仅在共同体生活中创造了社会资本。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拥有源于《圣经》的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无论是共同体生活，还是“走出教会”的社会服务，都是在社会中涵育和散播了对公民社会有重大意义的伦理道德规范。所以，基督教走向公民社会，其基础在于有一个“已经建立的教会”，即一个健康的、根基扎实的教会。[46]这样的教会，“必须是以治好、养好、传好为已任，具有时代特征，内部和谐的教会，必须是具有扎根中国文化沃土和自己独特神学思考的教会，必须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具有爱之伦理实践的教会，必须是一个高举基督、保守合一的教会，必须是自身建设规范，具有凝聚力的教会，必须是满有基督馨香之气，以生活见证生命的教会。”[47]2010年，中国基督教通过继续深化“神学思想建设”与“创建和谐教堂活动”，为教会参与公民社会建设并进而为和谐社会作贡献进一步奠定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在这方面，中国基督教会最为杰出和基础性的事工，是《圣经》的出版。2010年4月10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基督教两会“圣经出版”感恩纪念会上，中国27位代表与来自世界147个不同圣经公会的33位代表，共同回顾并展望了中国基督教两会与联合圣经公会在圣经出版事工上的合作。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回顾说，中国教会的圣经出版事工发展迅速，25年来已印刷50多种不同版本与规格，包括8个少数民族语言的《圣经》共5177万本，目前还在以每年印刷300多万本的速度递增。联合圣经公会亚太地区董事会主席韦伯士（Robert Wiebusch）追溯了1823年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在与英国海外圣经公会合作出版的艰辛历程，充分肯定了最近25年来圣经出版事业在中国取得的成就。

（一）神学思想建设

中国教会推动的“神学思想建设”，自1998年“济南会议”（中国基督教六届二次全委会）提出决议正式启动以来，至2010年已是第12个年头。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在2010年10月举办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督教两会主要负责人及基督教全国两会神学思想建设宣讲团成员研讨班上，回顾了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的历程，取得的成就，并对今后努力的方向作了进一步阐释。[48]高峰指出，在“神学思想建设”的12年里，全国两会、各省（市、区）两会乃至更基层的两会，举办各种形式的和规模的座谈研讨活动，编辑出版论文集、丛书与讲道集，对一些神学问题有了初步思考，并将这些思考初步转化为讲台信息。在此期间，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大致覆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圣经观，即如何正确地认识圣经，阐释圣经经文；

2，上帝观，即关于上帝属性的思考；

3，基督论，关于“宇宙的基督”问题；

4，信仰与理性；

5，基督徒的世界观，即基督徒如何看世界；

6，信与不信，即基督徒与社会、教会与社会的关系；

7，创造论与救赎论；

8，人论，涉及人的价值；

9，关于“信”与“称义”的理解，不能因信废行或陷入道德无用、伦理虚空的误解；

10，“基督徒如何面对苦难”，涉及罪恶、惩罚、恩典等。

高峰认为，“神学思想建设”获得了越来越多信徒的理解和支持。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神学思想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会一蹴而就，应有计划、有步骤不断推进。目前所讨论的神学专题，尚不足以建立完备成熟的中国教会的系统神学理论，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思考。除了上述上帝观、基督论等已经涉及的各项内容仍然需要进一步推进外，未来还需要研究的基本神学命题还包括1，圣灵论，广大农村教会中很多荒诞混乱现象都与对圣灵的错误认识和宣讲有关；2，教会论，涵括诸如教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本色化、合一、宣教使命、管理与自身建设、崇拜与礼仪以及对外关系等等丰富内容；3，信仰与理性，属灵与属世，信与行的问题。

基督教全国两会及各地方两会继续围绕“神学思想建设”，展开扎实有效的工作，将神学思想的讨论研究引向深入，并积极采取措施促动神学思想建设的阶段性成果转化为讲台信息。如2009年起，基督教全国两会着重拓展了培训事工，研究制定中长期的培训计划，旨在通过开展各种培训，提高教牧人员素质，提升中国教会的整体素质。2010年6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在南京举办第二次中西部基层教会神学毕业生培训班，中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的90多位基层教牧人员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班主要从圣经神学、讲道学、传道人的生命与侍奉、教牧关怀和如何做个好传道人等方面讲授，希望能够满足基层教牧同工的信仰与工作需要，更好地服务基层教会，规范中西部教会管理。此培训班邀请新加坡圣公会大主教周贤正、新加坡卫理公会监督张振忠，香港中国神学院研究院荣休院长周永健博士，香港教牧辅导专家曹敏敬博士和陕西张冠儒牧师等授课。

7月，为纪念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60周年，基督教全国两会协同金陵协和神学院在南京举办了“三自与中国神学教育”研讨会。全国各地神学院、圣经学校的部分老师和金陵协和神学院师生近100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研讨会分别就“中国神学教育的处境化、规范化和现代化”、“创建中国神学、办好中国教会”以及“中国教会神学教育的未来展望”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同月，基督教全国两会于南京召开“神学思想建设与创建和谐教堂”研讨会。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会的近90位中青年同工参加了会议。此次研讨会主要有四个议题：和谐理论探讨；经验分享交流；和谐社会中的教会建设；社会服务促进和谐。研讨会共收到60多篇论文，精选16位同工从和谐理论探讨到经验分享交流，从和谐社会与教会建设到社会服务促进和谐等方面做了发言。

11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在上海新苑宾馆召开了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交流会，旨在进一步提高中国基督教各神学院校的管理水平，同时为各神学院负责同工搭建一个交流平台。来自全国20所神学院校的院（校）长、副院（校）长、教务长等近40人参加了此次交流会。交流会由分别由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高峰牧师，香港中国神学院研究院荣休院长周永健博士、海外国际协会大使Dr. Manfred Kohl、中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阚保平牧师、金陵协和神学院常务副院长陈逸鲁牧师、台湾浸信会神学院院长蔡瑞益博士和香港中国神学院研究院院长余达心牧师讲授讲授“教会今天所需要的传道人”、“神学教育如何响应教会的需要”和“神学教育的素质与水平的评估”、“中国神学教育的远象”、“神学院师资培训与师资储备”、“神学教育课程的设计与检讨”以及“神学院校教师的研究与写作”等课程。

作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与神学思想建设的重镇，各神学院也在本年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如金陵协和神学院在2010年3月1日举行董事会会议，产生新一届董事会领导班子，选举傅先伟、高峰任董事长，高峰并担任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通过了《金陵协和神学院董事会章程》。新班子上任后，各项事工有序进行，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根据各地信徒的要求，决定筹备恢复“圣经函授班”。金陵协和神学院圣经函授班的目标，是造就基层教会信徒和义工传道，使其扎根于圣经，具有正统的信仰、丰盛的生命和一定的神学造诣，能够抵御异端邪说，服务中国教会。由于中国教会“羊多牧者少”的压力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教会的很多事工都是由教会义工和一些热心的信徒担当，绝大多数义工无法全时间到神学院校和各地培训班就读，缺少必要的神学装备和对真理的扎根，这是导致中国教会异端突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1989年金陵协和神学院开始举办圣经函授班，到2003年因故暂停招生（最后一届大多于2006年结业），十几年间为中国教会培养了一万三千多名函授学员，部分学员籍此而考上了神学院校接受深造，为中国教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筹备中的圣经函授班，将开设旧约解经、新约解经、释经课程、基本信仰、教会历史、教牧辅导、教会管理、分辨异端和邪教等课程。函授班筹备小组负责同工林牧师表示，课程设置方面会非常重视和尊重各地信徒提出的宝贵建议，以期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并且根据时代的发展变迁更新课程与课本。希望通过两年的训练，通过自学、期末考试、信函或网络的互动、一定时间的面授，提升各地义工和信徒的神学装备，让他们扎根于圣经的真理当中，为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49]

除此之外，2010年7月，中国基督教两会于金陵协和神学院举办了“中国基督教旧约课程研习交流会”，特邀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荣休院长周永健博士和马来西亚圣经公会旧约专家尤垂然博士授课，来自全国20所神学院校的教师参加交流会。两位神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讲授了旧约研究的进路、资料的搜集，及教授旧约课程的技巧。他们都非常强调要“旧约今读”，使“旧约”的信息能有效地对今天教会和时代产生影响。中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阚保平牧师在交流会的开幕式上讲话。阚牧师简单回顾了中国的神学教育发展进程，强调神学教育要承担时代的使命和责任。他还特别向参会的各神学院教师提出要求，要掌握正确的释经进路，引导神学生纠正当前教会中过分注重实用主义和功利化的释经现象。

广东协和神学院也于2010年10月开办了针对基层教会义工与平信徒的“神学延伸课程班”。该延伸课程班是应广大信徒要求，在2009年底筹办，期间赴香港若干神学院，同牧者老师交流，获取办班经验。延伸课程主要面向广州地区及珠三角地区教会义工和平信徒。2年内完成18科的修读，这些课程包括：旧约导论、新约导论、世界教会简史、耶稣生平与教训、研经基本原理(查经方法)、教会与侍奉、教义神学、中国教会史、摩西五经、先知书概览、保罗书信导论、福音书研读、诗篇研读、哥林多前后书、教牧书信、监狱书信、三自讲座、宗教法律法规等。教授相关课程老师，主要来自于基层教会中有多年牧养经验、在神学方面有造诣的牧师。通过这个平台，有望提高基层教会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50]

其它各个神学院也为推动神学思想建设的深入而努力着。而把尚游离在基督教两会系统之外的信徒结合进共同关心的神学问题的探讨中来，在2010年也有了新的突破。4月24日，在新加坡举办了“中国神学论坛第二届研讨会”，内地及香港共40多位牧者赴会，他们分别来自浙江、福建、北京、河南、江苏、四川、辽宁、甘肃、海南等共15个省份或地区。与会者就“憧憬未来中国教会的体制和牧者”的主题展开讨论。此次研讨会开创了中国基督教各层级两会的牧者和尚未联系两会的信徒一起探讨事工话题的先河。据主办方解释，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两方面的牧者不太可能也不太方便会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共同探讨有关中国教会的事工，但此次会议的召开将这一僵局打破。主办方表示，他们将义无反顾地促成双方牧者的沟通和交流。“中国神学论坛”开始于2009年12月，主要是主办方看到中国教会越来越重视神学培训和教育的事工，因此需要一个交流事工经验和分享事工资源的平台；另外也有牧者在没有就一些争议话题进行良好沟通之前就给对方“下结论”或“扣帽子”，为改变这种状况更需要这样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平台。目前，该论坛已经在香港注册，现在正在筹划在新加坡注册。自创办至今，该论坛已经先后举行了三次讲座和一次研讨会。“中国神学论坛”在这个时代肩负重要的“平台”使命：从事工角度讲，希望成为神学教育与牧会实践的连结平台；从教会形态角度讲，希望成为基督教两会与两会之外信徒的对话平台；从福音使命角度讲，希望成为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的共融平台；从地理因素讲，希望成为内陆教会与海外华人教会的互动平台。[51]

为了应对当前教会所面临的形势，推广国际基督教界所普遍采用的教会小组化模式，以提升信徒的属灵生命，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在2010年还发行一套“全心关怀”小组系列课程教材。这套教材引进香港基督教播道会恩福堂的小组课程，是经十多年反复采用，又不断修改形成的成熟的小组课程（教材），具体实用性，针对信徒实际，联系生活，深受欢迎。包括《一针见血的福音》、《价值观重整之旅》和《新生命?新生活》三阶段课程，通过学习，带领信徒的属灵生命逐步走向成熟。

各地方两会以及基层堂会也积极、主动地培训第一线的长老、传道及义工，提高他们的神学修养。如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基督教两会5月份在丽江基督教培训中心举办第一期长老培训班，全县26位长老参加，这些参训长老多数是傈僳族，因此授课采用双语形式，符合基层的需求。再如重庆市基督教两会在5月份针对不同礼拜形式的教会堂点，举办了第三期义工培训班，来自全市20个区、县的不同礼仪教会的45位义工参加培训。培训旨在从灵、德、智、体、群方面提高这些堂点的义工队伍素质，高举圣经，纯正信仰，坚持“三自”，礼仪彼此尊重，走联合礼拜，在创建和谐教堂中共同兴旺主的福音。还有如广西省基督教两会5月份在兴宁市基督教“长者之家”举办了第十四期堂点负责人培训班，来自梅州市各地堂点负责同工80多人参加，学习宗教法规以及教会堂务管理、堂点公文写作等实用知识，提高客家山区教会堂点负责人、义工传道的素质。[52]福州市基督教两会在10月举办市区教牧同工暨各教堂主任与讲台侍奉义工研讨会，市区20多个堂会200多名教牧同工参加。研讨会围绕教牧和义工讲台侍奉中遇到的关于分辨圣灵及圣灵的工作、教牧心理学以及堂会管理等问题展开研讨。[53]武汉市基督教两会在7月举办义工培训班，来自全市14个区77个堂点以及准备登记的聚会点的83名义工传道参加培训。培训针对各堂点传道员的实际需要，采取集中授课和交流研讨的形式，使学员在道德素养、灵命生活、全面把握圣经知识的能力、管理教会的水平以及传道能力的发挥上都得到提高。[54]

这一系列的培训与研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推动了教会的健康发展。一些基层农村教会由此提高了抵御异端邪教的能力和主动性、敏锐性。如5月份，湖南省怀化市靖州县基督教福音堂举办的第五届培灵会，其主题即为“识别异端”。该堂及邻近县市110多名信徒参加了培灵。在牧师的带领下，信徒们掌握了区分偏爱、异端、极端和邪教的知识，对国内外流行的异端和邪教如“呼喊派”、“门徒会”、“东方闪电”等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就农村教会的现有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信徒们进一步理解到，不但要爱神，也要爱人，用爱心去帮助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和姊妹，以实际行动来践行使命，不能躲在高墙后面，固步自封，与社会发展脱节，要走出去，服务社会，荣神益人。[55]

（二）教会组织建设

在教会组织建设方面，中国基督教两会继续在各地教会中深入开展和谐堂点的创建活动，倡导各地教会在创建活动的具体措施上准确把握爱国爱教、知法守法、团结稳定、活动有序、教风端正、管理规范、安全整洁、服务社会的八项基本标准，牢牢抓住四个结合：即把开展创建活动与坚持三自爱国原则和深化神学思想建设结合起来，把开展创建活动与加强各地基督教两会和教会自身建设结合起来，把开展创建活动与加强团结结合起来，把开展创建活动与进一步开展社会服务结合起来。

同时，基督教全国两会也继续加强与基层教会的联系。主要负责人先后赴山东、江苏、黑龙江、广东等地走访调研。一方面向各地宣传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坚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指导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开展，推动各地基督教两会和基层教会加强自身建设和人才建设；另一方面了解基层教会的实际情况、现实问题和具体困难，有助于工作的决策和提高服务的针对性与水平。

2010年，中国基督教也迎来了一批新落成的教堂、培训中心以及学校。如2月份，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山门教堂、葭止教堂落成并举行感恩礼拜。4月份，河南省新安县基督教两会直属堂新恩堂献堂，新堂集礼拜堂、义工培训中心、两会办公、敬老院为一体，建筑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义容福音堂也在该月举行了献堂感恩礼拜；该月还有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珠街基督教救恩堂举行新堂建设开工典礼。8月份，有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基督教堂、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湛南新堂鸿恩堂举行献堂典礼；淅江省杭州基督教下沙堂举行开工奠基感恩礼拜；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基督教福音堂也于该月举行新堂奠基仪式，新堂建筑面积2925平方米，计划投资490万元；天津市基督教两会圣经培训中心奠基典礼也在该月举行。9月份，广东省东莞市莞城福音堂举行新堂奠基典礼，10月份，甘肃省静宁县基督教堂举办献堂典礼。该年年初，国家宗教局亦批复设立吉林省圣经学校。该校为中等基督教学校，面向省内招生，由吉林省基督教两会主办，主要教育培养吉林省全日制神学生及培训省内现有教牧人员和基层教会工作骨干。这是吉林省所开办的唯一一所宗教院校，其前身为吉林省基督教两会培训中心。

最引人注目的是5月28日苏州市独墅湖教堂的落成使用。该教堂建立在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畔，占地约5000平方米，可容纳2100人礼拜，教堂礼拜使用中英文双语，在国内尚属首家。整个教堂为典型的哥特式建筑，以广场为分界线，分为南北两侧。北侧一楼为各种规模的小会堂等，二楼是能容纳1000人的主堂。小会堂分为汉语小礼拜堂、韩语小礼拜堂和英语小礼拜堂。该教堂设计精美，在北京第七届中国国际室内设计双年展上，苏州独墅湖基督教堂室内装修设计荣获“金奖”。独墅湖教堂的落成，能够很好地满足区内9300余名基督徒以及其中所包括的超过5000名外籍基督徒的宗教生活需要。江苏省内各大主要报纸都对独墅湖教堂的落成作出报导。

四，走向公民社会所具有的国际视野：海外交流的推进

现代公民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全球化时代下公民社会的行动者应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国基督教会在2010年与世界各国及港、澳、台地区基督教界的交流互访也取得了较大成绩，特别是借世博会的契机，该年度海外基督教界（包括台、港、澳地区）来访相较2009年有显著增加，共接待海外来访团队53个，431人次，散客327人次，共758人次；同时，安排出访团队31个，103人次。[56]这些交流活动，增进了友谊，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其中，对中国基督教今后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是6月和10月召开的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百年纪念会和在南非开普顿召开的第三届洛桑会议。

（一）海外交流互访

在基督教全国两会层面上，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接待的海外基督教界客人包括：1月，世界浸联会代表团；德国基督教会副主席辛德胡特主教及德国教会东亚、澳州及北美地区负责人一行；总干事苏成溢牧师带队的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访问团。3月，亚洲基督教联合会总干事帕拉瓦特；韩国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一行；美国富勒神学院院长毛瑞祺博士；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总干事詹姆斯 凯特福德、联合圣经公会亚太区主任柯伟生；台湾信义会监督陈志宏牧师，副监督张复民牧师及神学委员会主席吴英宾牧师等。4月，接待美国门诺会代表团；香港浸信会联会代表团；美国基督教广播电视网彼得 梅兹一行。5月，接待澳门基督教联会访问团；美国奥兰多市北地教会主任牧师亨特；美国基督会亚太地区执行干事朱晓陵博士一行；美国“中国伙伴”创立人林明胆牧师。6月，接待美国葛培理福音布道会代表团团长葛福临牧师所率代表团；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代表团；美国联合卫理公会访问团。7月，英国圣经公会出版部主任德里克希尔一行的来访。8月，新加坡圣公会大主教周贤正一行；“与神同行”全球事工总裁、基甸国际机构特别顾问本 布朗博士及夫人；美国福音信义会全球事工部执行干事来福 帕蒂拉牧师一行。9月，接待美国丁道尔出版社主席及总裁马克 泰勒、丁道尔国际出版总监詹姆斯 艾利威及福音证主协会总干事邓兆柏牧师一行；世界环境与宗教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台湾教会合作协会代表团；香港圣公会邝广杰大主教与邝保罗大主教一行；澳大利亚联合教会会长特使；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代表团；澳门宗教界代表团。10月，美国圣经学习团契国际协会执行干事苏珊 罗恩一行；香港圣公会圣约翰主教座堂代表团；韩国圣公会访问团；美国旧金山华人基督教联会访问团；美国浸信会访问团。11月，接待大主教安德斯 维尔德率领的瑞典教会代表团一行；德国巴伐利亚路德会宣教部主任来访；新加坡周贤正大主教率领新加坡四宗华文教会代表团来访；英国圣公会主教大卫 俄克特一行。12月，接待新加坡三一神学院院长魏丰年博士一行；韩国监理会代表团；台湾基督教蒲公英希望基金会董事长魏悌香牧师。

地方各基督教两会以及堂点也接待了很多海外基督教界人士与代表团，大致有：3月，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一行访问重庆市基督教两会，并参观了江北区福音堂；美国路易斯帕劳联合会主席、布道家路易斯·帕劳牧师夫妇，美国芝家哥基督教沙龙浸信会主任牧师米克斯一行60人访问了杭州基督教崇一堂，到访期间，帕劳牧师与米克斯牧师应邀与崇一堂信徒分享，沙龙教会的黑人信徒组成的赞美团献上赞美诗歌；美国归正宗教会访问团拜访了厦门市基督教两会，并参观了教堂与养老院。5月，芬兰基督教福音自由教会代表团访问南昌市基督教两会；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总干事访问广东省基督教两会；澳门浸信堂主任牧师一行访问湖南省基督教两会及湖南圣经学校。6月，马来西亚卫理公会代表团访问了河南省基督教两会；美国信心之旅教会主任牧师马丁博士及美国泛州传道总会华人事工部一行，访问了广东省揭阳市基督教两会，马丁博士并参加了揭阳市区真理堂的主日崇拜并讲道。7月，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匹兹堡乐道堂访问团拜访了山东省潍坊市基督教两会。9月，挪威信义宗差会代表团访问河南省基督教两会，就河南基督教的神学教育、教堂建设等事宜进行了交流；香港国际全备福音商人团契代表团访问广东省基督教两会，并探访了若干市级两会及教堂、敬老院等。10月，澳大利亚悉尼华人基督教会访问团访问苏州教会并分享证道。11月，美国大湖区克里夫兰教会一行访问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及杭州市教会、萧山教会、绍兴教会及温州教会；美国基督教归正宗亚太事务部门山本丰牧师一行访问了陕西省基督教两会及陕西省圣经学校。

基督教全国两会与各地两会以及相关的基层教会牧长同工也积极出访，如6月底，中国基督教两会应美国安息日会全球总会邀请，赴美出席该会第59届全球大会。10月份，江西省基督教两会代表团应芬兰圣经公会与芬兰自由福音教会邀请，出席芬兰自由福音教会120周年庆典；广东省基督教两会访问香港基督少年军；上海市基督教两会组团访问香港教会，就教会管理、牧职训练、神学教育、社会关怀等进行了交流。12月，应瑞士、德国、荷兰三国教会以及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邀请，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率中国教会代表团一行访问了上述三国教会、社会服务机构及神学院校。在世基联总部，中国教会代表团与普世中心多家国际性教会机构展开圆桌会议，从“中国的宗教政策”、“中国教会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今日中国基督教”等不同主题和角度进行分享。在12天时间里，中国教会代表团共访问了三个国家8个城市的教会、教会机构、宣教机构、社会服务机构、神学院校等，与上述机构的教牧同工展开友好对话，创建了新的联系，探索今后在神学教育、社会服务、领袖培训等方面的合作。[57]

（二）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百年纪念活动及思考

2010年6月，在爱丁堡举行了1910年世界宣教大会百年纪念活动，全国基协副会长高英及金陵协和神学院文革老师出席活动。本次纪念活动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神学家、教会、宣教机构及社会服务机构代表300余人参加，在当今世界基督教界产生极大影响。纪念大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会者包括新教主流教会、福音派、五旬节灵恩派、安息日会、东正教、天主教的代表。普世性教会机构如世基联、世界信义宗联盟、世界归正宗教会联盟和世界福音派联盟等都积极参与。世界各地的宣教机构也积极响应。五旬节灵恩派在此次会议上产生极大影响，2010年大会在神学上总体侧重于圣灵论。但许多主流教会人士仍对五旬节灵恩派的消极影响持审慎态度，如对恩赐和灵洗的过分侧重及跨文化宣教带来的宗派矛盾等。大会通过了共同宣言。共同宣言指出：面对一个全球化的多元时代，面对着权力的滥用给一切受造之物带来的伤害，理应成为上帝之国见证的教会需要为过去的失误忏悔，并转向三位一体的爱的上帝，重建宣教的圣经基础，效法基督谦卑服事人群，保护上帝的创造，培养新一代宣教领袖，在多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处境中开展对话，在圣灵所赐的盼望中众教会秉持合一的精神共同见证上帝的治理。[58]

爱丁堡纪念大会深入探讨了九个方面的议题：[59]

1，传教基础。具体问题包括三位一体论中上帝的本质同对宣教理解之间的关系，基督论同宣教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圣灵的工作同宣教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救赎在当前和未来的意义，对救赎的理解如何影响宣教方式，宣教工作与释经学之间的相互影响等。

2，在其他信仰间的宣教。承认宣教开始于世界宗教的多样性，探讨这种多样性的神学意义，以及它对耶稣救世学和宣教工作的影响，处理转变信仰、改宗、对话和相遇的问题。

3，宣教和后现代性。探讨二十一世纪的思想结构、宗教信仰和实践，以及在信息科技时代的伦理原则，后殖民主义的影响，经济结构、国际主义、慈善机关尤其是宗教慈善机构与后现代性的问题等等。

4，宣教与权力。宣教在一个受各种权力支配的世界中进行，权力引起的张力及不对称对福音和生命分享与交流有重要影响。因此，需要思考诸如教会的权力、宣教实体同教会之间的权力、宣教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操控形式，以及教会及宣教与国家、市场经济、当地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

5，宣教的工作。主要研究宣教策略、冲突的多样性、合作性和认同，资源滥用等有争议的问题。

6，神学教育和体系。探讨从宣教方面加强教牧人员、当地领袖和教会成员的培训及其组成体系，以及学术同社会、神职人员同世俗大众、本地化与全球化等诸多问题。

7，当代处境下的基督教群体（社团）。基督教的不同传统形成特殊环境下的社团多样性问题。因此必须思考教会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它在不同的文化和教派中如何显现自己，以及移民社团中的教会生活等等。

8，宣教与合一，即教会论与宣教。呼吁重新思考宣教中心与教会合一中心之间的张力和关系。具体问题包括：为什么当代宣教与合一讨论中，教会论成为了重点？新的宣教运动、宣教教会论与合一宣教学如何体现？宣教学与合一对洗礼、圣餐、使徒权威及圣职授予的影响何在？教会论、合一对宣教中的医治与和好的影响，福音书的见证和先知的见证是否适宜有形的教会合一？如何制定教会和宣教团体共同完成的行动计划，在2010年到2110年的这个世纪间实现合一？

9，宣教精神和门徒使命。具体问题包括：如何同所有传统的基督教会形成新的具有创造性的关系，如何同教会以外的人建立新的具有创造性的关系，当与其他信仰相遇时，如何保证对基督教的信仰忠诚，将天国作为最终的地平线时，宣教会有何种体现，爱仇敌，通过十字架的力达致和好与医治等等。

爱丁堡纪念大会也促使中国教会思考在当前中国处境下中国基督教及神学的发展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60]

一是如何理解宣教使命的整全性？世基联和世界福音派联盟之间由于神学观点的不同而导致微妙张力，促使中国教会思考如何整全地认识福音使命。教会兼具灵性事工和社会功用，这是由教会的双重身份—不可见的基督身体和可见的社会团体---所决定的。在福音受世俗主义挑战时，灵性事工加上迫近的末世观，以及对罪人之有限性的强调，确实可以一时帮助坚固教会信仰身份，但突出的却是信仰中神秘的维度，与社会的长期脱节使得基督教信仰失去在社会范围内的见证。中国的基层教会大部分倾向于福音派，专注于福音使命和个人的救恩，但很容易造成信仰之社会意义的缺失，公共意义的匮乏。中国教会近年来关注的社会服务事工，是对教会灵性事工在公共社会中的拓展，符合中国传统宗教的伦理性特征，也可以帮助教会赢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更有利于教会增强对自身身份的整全理解。这样，信仰的意义在社会生活的参照系中得到极大彰显。而且，中国教会正处于后宗派的合一过程中，共同遵行教会从主所领受的使命能够为合一带来新的冲力。百年纪念大会的主题：“在今天见证耶稣基督”，意味着重新设定了处境化宣教神学的出发点。面对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中突出的问题和挑战，在中国当下的处境中，教会需要进一步合一，并存谦卑的心共同见证上帝之国。并在圣灵所赐的盼望中等候世界的得赎。

二是如何推动中国的神学教育？此次爱丁堡大会把普世神学教育放在一个极重要地位上，从根本意义上说，神学能指导、决定宣教者的信仰观念和宣教方法。如果没有好的神学教育，遵行福音的使命只能带来更多文化冲突，只能加深不同宗教的误解，只能导致宗派的进一步分裂。在中国处境中，关注神学教育不仅是满足教会缺乏传道人的需要，更需要完成在中国文化和社会处境中信仰的概念化表述。如果没有好的神学教育，教会的传道人可能依然会重复历史中失败的宣教经验，如果没有好的神学教育，面对世俗主义和后现代的挑战，基督教无以护教，只能诉诸基要主义，如果没有好的神学教育，教会就会在各种新兴灵性和宗教运动中迷失自我，如果没有好的神学教育，教会就无法在灵性事工和社会事工的平衡中把握自我认同。

（三）开普敦第三届洛桑大会及思考

第三届洛桑大会（亦称第三届世界福音宣教大会），于2010年10月16日至25日在南非开普敦召开。本届会议的目标是重新激发1974年在瑞士洛桑由150个国家签订的《洛桑信约》所代表的“洛桑精神”，促进在侍奉中的团结、谦卑以及全球福音化的行动。本届大会的主题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已和好”。本届大会也是全球基督教纪念1910年爱丁堡大会一百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庆祝1910年爱丁堡大会以来全球宣教和福音事工取得的进展。

来自198年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位代表参加了本届大会，体现了参与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在形式上，会议分设全体查经聚会、每日主题大会、多元主题分会以及地区见证分享会四个主要部分，同时采取分组小组式座位安排，与会代表6人一组分桌而坐，便于讨论。本次大会的一大特点是前所未有的网络使用量。大会主办方计划透过互联网在全球95个国家、700个“全球链接”连系点进行网上会议，让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信徒同步与会。大会还设立了数百个网站让信徒下载影像并参与讨论。这使得本届大会更具有了“全球性”的特征。大会特设“观察员”席位，便于使更多人士与会，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及世基联的代表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本届洛桑大会主要探讨全球教会及宣教面临的六大挑战，即新崛起的无神论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伊斯兰教的影响，全球化、分裂与痛苦、以及世界基督教的转变。上述议题又细分为：全球化，城市宣教，男女同工，管家职分，环境保护，成功神学，世界宗教，贫富差距，媒体，领袖培训，族群与身份，圣经翻译，圣经分发，职场服侍，未得之民，移民，人类的未来，生化伦理等方面，并围绕洛桑异象的三个方面---普世教会、整全的福音以及直到地极---展开。本届大会对全球基督教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本次大会上，以往福音派有关传福音是否优先于服务的争论似乎休止了，众多发言人都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同时大会也有一些人呼吁女性平等地参与宣教事工。

第三届洛桑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诞生了《开普敦承诺》，这是代表与会者的信仰宣言及行动呼召，其上半部分初稿是信仰宣言，于会议期间发布；下半部分将参照大会上讨论的各个议题的结论来起草，完整版本于2011年1月发布。总体而言，第三届洛桑大会在神学及宣教学上没有大的突破，但达到了洛桑运动预期的盼望，即在新的时代处境与教会发展形势下，再次明确肯定了基督的独一性，圣经的权威性及全球福音化的紧迫性。[61]然而，中国基督徒令人遗憾地缺席了本届大会，细究个中原委，不无可检讨之处。

2008年3月，30余名来自未登记基督教团体的内地信徒在香港聚会。洛桑主席道格?伯索尔（Doug Birdsall）向他们介绍了洛桑运动的情况。大部分参与聚会的信徒同意参加洛桑会议，并讨论了组建筹备小组等问题。至该年7月，在福建厦门成立“策划小组”，推动成立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筹备委员会。2008年10月，首先召开以上海、福建、浙江温州等地未登记教会信徒为主的“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海分会议；11月，召开以北京等地未登记教会信徒为主的北京分会议，正式确定“筹委会”成员名单，宣告“筹委会”正式成立。在此次会议上，决定从三种类型的未登记基督教团体以及若干专项事工领域中提名推荐候选人，并确定名额分配，同时也确定了候选人的推荐原则。此外，在参会费用上也达成基本共识，即自理参会，并希望经济发达地区的信徒群体能够帮补经济落后地区参会者的费用。2009年，“筹委会”召开多次会议，最终推选出230位国内参会者。同时，“筹委会”也推举了“执行小组”，负责筹款动员。从2009年9月到2010年9月，用了一年时间募集资金，共筹款项600多万元。[62]

在整个筹备期间，洛桑会议组织者始终未与基督教两会联系，也并没有告知相关情况。在获悉此事后，基督教全国两会即向洛桑会议组织者表示关注，并就基督教两会与会事宜与之协商。而洛桑方面提出中国基督教两会只能以观察员身份与会。基督教全国两会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教会，中国基督教两会是中国教会的代表，中国教会在普世交往中一贯坚持独立自主、互相尊重的原则和公开、合法、坦诚的精神，而洛桑会议组织者的做法显然是对中国教会的不尊重，其支持未登记聚会点的做法也是制造中国教会的分裂，干涉中国教会内部事务，造成中国基督教两会与“洛桑会议”之间缺乏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为此，基督教全国两会于2010年8月份致信洛桑会议组织者，对他们“只邀请一些与基督教两会没有联系的聚会点的人员参加，而未邀请任何能够真正代表中国教会的教牧人员”表示“失望”，对他们“这种分裂中国教会的做法我们感到遗憾”，并声明中国教会将不参加此次大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回答境外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此次在南非开普顿召开的第三届洛桑会议，是一次国际性的基督教会议，但大会组织者并未向中国基督教界的合法代表---中国基督教两会发出正式邀请，而是多次与我境内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人员秘密联系部署参会事宜，这种做法公然挑战中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是对中国宗教事务的粗暴干涉，希望大会组织者尊重中国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多做有利于促进宗教方面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事情。” [63]

由于中国基督徒缺席洛桑会议，引起与会代表的普遍遗憾，并激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前宗教状况的再次关注。不过，也有记者在洛桑大会10月18日新闻发布会上，质疑大会组织者是否没有了解清楚中国的政教关系情况，以致于在邀请程序上出现疏忽。参与洛桑会议组织工作的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总干事李秀全牧师“通过声明承认”，“由于全国两会未能签署《洛桑信约》，所有有关邀请工作进行较晚，造成诸多不便，实为筹备工作的一大疏忽。”[64]不过，同样没有签署过《洛桑信约》的未登记聚会点的信徒，却比较早地受到大会组织方的邀请并承担起中国代表的出席筹备等工作，因此，这样的解释恐怕无法自圆其说。部分参与筹备工作的基督徒也基于神学立场对整个事件作了解释。相比较而言，参加本次洛桑会议的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胡志伟牧师的看法可能更加客观一些。他指出，此次内地基督徒不能赴会，各方均有责任和可检讨之处，但“主办者有更大的责任，就是‘无知与成见’带来行动的失误。”他分析说，西方福音派偏爱以“受逼害的教会”作其论述，因此，国际洛桑大会高层对近二十年来内地教会的发展极度无知，仍然停留于“受苦教会的情意结”，结果造成如此遗憾的局面。同时，他也反思了华人教会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华人教会的失误是我们有利益所在而不敢说出稍为持平的真话”。他认为，本次会议在对待中国教会问题上，至少在程序上存在问题，洛桑主办方2008年就已与未登记教会人士接触讨论参加会议事宜，而直到2010年5月才向基督教全国两会发出邀请，“此种不礼貌的请客自然带来了憾事。”[65]正是基于此种客观的态度，香港在洛桑会议的代表，在会议中尝试纠正海外对中国教会处境的误解，并且缓和中国基督徒不能出席而引起的紧张状况，起了不少的作用。[66]洛桑会议后，世界福音派联盟国际总干事图尼克利夫博士在率团访问基督教全国两会时表示，世界福音派联盟曾就中国教会代表与会事宜向洛桑会议主办方提出交涉和建议，但未被接受，他对中国教会代表的缺席表示遗憾，并指出没有中国教会的参与，本次洛桑会议就不能说取得了成功。[67]

五，走向公民社会的持久动力：自我认知与反思

2010年，是中国基督教界对建国以来的发展及当前的现实处境展开全面总结与深入反思的一年。借助纪念三自爱国运动发起60周年的契机，中国基督教会对过去60年来的历史作了全面的总结，高度肯定了三自爱国运动的历史意义，并且客观评价了西方传教士的贡献。同时，中国基督教会也结合时代发展的形势，进一步认清了自身定位，确定了当前工作重点，明晰了未来发展方向。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基督教会在对教会现状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细致地分析了当前存在的不足，体现了正视问题、勇于反思的精神。这种反思精神，为中国基督教走向公民社会，为和谐社会作贡献提供了持久不衰的动力。

（一）对三自爱国运动的回顾与总结

2010年9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田聪明，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出席了纪念大会。杜青林部长在大会中作了重要讲话。杜青林部长首先代表贾庆林主席、回良玉副总理，代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60年来中国基督教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取得丰硕成果，同时希望中国基督教能以纪念三自爱国运动发起60周年为契机，始终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大力推进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努力增强基督教爱国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海内外教会对此次庆祝大会也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不少教会及组织纷纷发来贺电贺函表示祝贺。中国基督教两会委员，中国基督教咨询委员会正、副主任和获得为经济社会作贡献的先进个人、先进团体代表，香港基督教华人联会的代表，以及全国性宗教团体的负责人等近200人参加了庆祝大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向大会作了题为“继承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肩负起三自爱国运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60周年总结”的报告。

报告指出，发起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必然选择。报告回顾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处境，正确指出，基督教的传教运动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传教士在文化上的西方优越感，教会建设上的西方式宗派分裂等等，使基督教难以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1950年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割断了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实现了中国基督教的独立自主，扭转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方向，奠定了中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基础，为中国教会争取到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迈出了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关键一步。

报告客观、公正、满怀感恩地肯定了西方差会与传教士所作出的贡献。在对西方差会及其传教士的时代局限性作了客观评价后，报告指出，西方各国差会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等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为改变社会不良风气、破除封建迷信、推动当时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一些传教士抱着吃苦耐劳的福音精神背井离乡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做过不少好事，有的甚至不顾个人安危在战争中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这一切都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报告回顾了三自爱国运动六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

（1）作为爱国主义在基督教领域的自觉体现，三自爱国运动激发了基督徒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个好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好公民”的号召下，广大基督徒不断增强爱国守法的公民意识，在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中作了了贡献。

（2）三自爱国运动引领中国基督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正确道路，迎来了自身发展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教会牧养、神学教育、义工培训、文字出版、社会服务、国际交往等各项圣工全面推进。中国教会自身的发展，成为普世教会的美好见证。

（3）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各地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基督教协会携手合作，积极协助政府依法落实各项宗教法规和宗教政策。各地基督教两会努力反映基督教界的社情民意，提交信徒的合理诉求，切实维护了教会合法权益。不仅在帮助教会落实政策、收回教产等事工上做了大量实事，也在修改《宪法》以及制定各类与宗教有关的法律法规过程中，积极发表基督教界人士意见，既维护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又切实维护了宗教界的合法权益。

（4）三自爱国运动遵从基督“合而为一”的圣训，实现了联合礼拜，使中国基督教进入到“后宗派时期”。联合礼拜实现了教会的合一，拆除了一百多年来基督教宗派主义的藩篱，摆脱了外国差会的控制，为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提供了实践的经验和可能的模式，进入“后宗派时期”的中国教会可以广涵教会传统各种不同的亮光和领受，彼此充实，一同进入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同心协力建立主的身体。

（5）在三自爱国原则的指引下，中国教会信徒从自身处境出发，处境化的神学思考日趋活跃。从50年代“神学群众运动”到90年代末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都帮助信徒全面理解圣经，拓展信仰视野，排除信仰上的狭隘和偏激，解决神学思想中的一些影响中国基督教与时代进步的深层次问题，促进了福音中国化，从而探索建立中国基督教在神学上的“自我”，引导教会健康发展。

（6）三自爱国运动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作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中国教会重视并珍惜与普世教会的主内团契和分享。60年来，中国基督教会与世界各国教会和教会机构建立了主内情谊与合作侍奉的伙伴关系，并加强了与其他基督教国际性组织的交往。1991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加入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WCC）。

报告又进一步总结了进入新世纪以来，三自爱国运动所取得的新的成绩：首先是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进一步扎根本国土壤；其次是回应社会需要，提供社会服务，重视社会关怀，有力地提升了三自爱国运动的自我形象；第三是依据圣经，立足现实，推进神学思想建设，为办好教会奠定神学思想理论基础。

在分析了时代发展变化以及教会自身存在的不足以后，报告指出了建设和谐的、健康发展的教会应当作出的努力方向，具体包含六个方面：一是继续坚持爱国爱教，服务国家大局，促进社会和谐；二是坚持理论研究和讲台信息两手抓，进一步推进神学思想建设；三是探索和谐神学理论，努力推动各地教会创建和谐教堂活动；四是作光作盐，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具有爱之伦理，成为基督的见证；五是高举基督，建立相互尊重的氛围，精心呵护合而为一的成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六是固本强身，切实发挥基督教两会组织的作用，努力增强教会的凝聚力。

（二）正视存在问题，勇于反思

中国基督教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瞩。但是，中国基督教更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除了社会环境因素外，中国基督教更需要正视和反思自身所存在的问题。2010年，中国基督教两会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了思考和讨论：[68]

1，基层教会管理模式不统一，增加了教会治理的难度。当前教会管理模式，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而有三种模式：在基督教两会力量强的地区，基督教两会统管本地教会的人事、经济、教务等；在两会力量薄弱的地区，堂会呈现较大独立性，两会无实际领导力，仅有名义上的指导关系。基层堂会的独立管理又分为两类：①堂务委员会由平信徒义工主持，教牧人员由其聘请，体现出教会管理权与牧养权的分离；②教牧人员主持堂务委员会，管理教会的行政与牧养。这三种模式在中国教会同时并存，短时期内难以统一。基层教会管理模式的多样性，再加上“属地管理”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基督教全国两会与各地两会、两会与基层教会之间关系不畅，信息的上通下达不够顺畅，增加了教会治理的难度，并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中国基督教的教会论、教制、教规等神学命题。目前，教会内部对此的研讨与探索还十分不够。

2，“庄稼多，工人少”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虽然最近三十年神学教育和基层培训发展很快，培养了一批合乎要求的教牧人员。但仍然滞后于中国教会的发展规模和信徒增长速度。同时，教牧人员自身素质亟需提高。这个问题使得教会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差距拉大，教会被边缘化的倾向越发明显。

3，基督教两会凝聚力和影响力下降。各地基督教两会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诸如服务意识淡漠、对基层牧会和信徒关心帮助不够、部分教牧人员素质不佳、底蕴不足，教会活动形式单一呆板，以及两会管理体制不完善、某些地方过份强调属地管理等等问题，造成各地基督教两会对基层教会的凝聚力下降，全国两会对各地两会的影响力下降，造成的负面影响十分严重。如何通过扎实工作与服务，提高基督教两会的凝聚力与影响力，是未来的重大挑战。

4，内部团结问题。基督教两会及教会内部不团结，纷争不断的现象近年也时有发生，有的十分突出，直接削弱了基督教两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5，原教派抬头问题。一些原教派自身不断发展，人数增多，要求独立活动的意愿强烈，对联合礼拜造成冲击。目前主要以坚持联合礼拜的前提下，“一堂两用”、“一堂多用”原则处理，有些地方则给予独立场所单独活动。这些都是好的探索。如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仍然是个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

6，人才培养和使用问题。一方面，现有的20所神学院校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在质量上也有一定问题。如培养的学生有的只有空洞理论而无实际工作能力，得不到基层教会认可。有些没有树立服务意识与奉献精神等。因此，教会今日的人才状况不容乐观。

7，游离于基督教两会之外的信徒问题。这个问题日益突出，且在大中城市尤为明显。这与教会聚会形式单一、活动单调、教牧人员讲道水平不高，不能适应不同层次与结构的信徒之需要有关；也是由于基督教两会某些负责人工作作风有缺陷，引起信徒反感；此外，教会堂点不合理导致信徒聚会不方便，以及海外影响与历史遗留问题等也使这个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必须承认相当部分的信徒在信仰上是纯正的，政治上也并不是反政府的，对基督教两会并无成见。两会愿意协助维护一切信仰纯正，爱国守法的基督徒的合法权益，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也鼓励各地基督教两会和基层教会要主动接触，做好团结工作。

事实上，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中，有些需要通过建章立制、改进作风、强化落实或加大投入等方式予以解决；而有些则需要转换和更新思路，或通过创造性的体制革新来加以处理，它们并不一定全然是有损中国基督教发展的负面问题，而是源于传统以及时代发展变迁而共同绕结而成的挑战。总体上，这些思考反映了中国基督教两会能够正视问题、不回避矛盾的务实精神。

普通教牧人员和基督徒也对教会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如有的基督徒对教会内部的冲突十分忧虑。在一篇文章中，有基督徒痛惜道，当前一些教会内部冲突使耶稣基督“和平之君”的形象受损，教会元首“彼此相爱”的教诲落空，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见证蒙羞。作者分析了教会内部冲突的诸种表现形式，如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各级两会以及两会与基层堂点之间的利益之争；再如教牧与堂主任（或长执）之间在管理、牧养、人际关系等方面形成的冲突；还有如教牧中负责人与信徒或同工之间的冲突；以及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冲突等等。作者并进一步分析了冲突容易产生的几个关口，如建堂前后容易起冲突，人事变动闹分歧，财务问题产纠纷，信仰观点起冲突、领袖品格遭质疑等等。最后作者呼吁，只有教会消除冲突，重归和谐，才能落实主的“合而为一”之叮嘱，使属灵之家温暖，光扬教会的盐光见证。[69]另一位基督徒对教会中的“拜金主义”提出警告。作者指出有些教会用奉献多少来确定执事人选甚至教会法人，也有些传道人只服务于奉献多的人，有一些教会负责人只知道守着钱袋子而不考虑发展教会，甚至成了金钱的奴仆。作者引用圣经对这些现象作出批判，呼吁远离拜金，使钱财为教会事工所用，成为教会发展的帮手。[70]另外还有基督徒对一些具体活动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批评，如当前堂会祈祷会存在死板沉闷、气氛凝固、讲道太长、领祷冗长、倾诉无门、聚会太久、缺乏方向、不知果效等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导致祈祷会疲乏荒凉，建议要使祈祷会复兴，应采用牧者领袖作主导、容让圣灵来作工和参与者作贡献、祷告方式多元化及释放地敬拜赞美等方法。[71]

（三）游离在基督教两会之外的信徒及其群体的反思

一些与内地基督教两会以及游离在外的信徒及其团体均有密切联系的海外及香港教牧人员，对目前中国教会的状况更有客观和公允的态度。如纽约信心圣经教会主任郝继华牧师敏锐地发现，地方基督教两会的堂点，主要问题在于牧者缺乏教会增长的认识，不知如何发展事工，导致教会增长遭遇瓶颈。与之不同的是，在两会以外未登记场所聚会的信徒，则面临着如何坚固纯正信仰的挑战。这些未登记的教会表面上的复兴背后充满隐患，衰退愈来愈明显，特别是农村教会问题更为严重。尽管普遍而言这些信徒信仰十分虔诚，但突出的问题是信仰真理扎根不深，缺乏优质牧者，对神学教义的认识过于肤浅，常因一些神学细枝末节的问题发生争吵，严重影响灵里的合一。教会同工普遍缺乏系统的神学装备，有些甚至对神学完全没有接触。很多未登记的聚会点自我封闭，这对防范异端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也造成很多副作用，如由于同外界交流过少，因而对其他正统的神学流派缺乏了解，形成狭隘的宗派意识，对其它神学观点一律采取否定态度。[72]事实上，这样一种局面已激起了部分与基督教两会尚无联系的信徒及其群体对当前状况的深刻反思，

一位基督徒清醒地意识到，把八、九十年代未登记教会的增长视为某种大复兴，可能过于乐观。他尖锐地指出，如果真正经历了大复兴，就不会在一代人不到的时间里，在这些信徒群体中暴露出异端横行、腐败堕落的问题。不少情况下，在这些信徒群体中所传播的福音并不是纯正的；尽管信徒非常渴慕真理，但领受的却不是纯正完备的真理，更谈不上“明白”纯正完备的真理，并把真理应用到生活实践包括教会侍奉中去。这是目前在未登记的教会中出现各种问题和乱象的主要原因。因此，这部分基督徒群体还不具备成为普世教会的中坚力量、承担未来宣教主要工作的基本条件。所以，不能夸大这部分信徒群体的优点，掩饰自己存在的问题，应当褪去“光环”，恢复正常的心态，认识到未登记的教会并不优于其他教会肢体，她和历时历代世界各地的教会一样，同样由有罪有限的人所组成，同样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73]

另一位曾受邀参加洛桑会议的基督徒，以这次事件为契机，撰文冷静分析了当前未登记教会在面对信仰活动及政教关系时的不同看法与立场。他认为，目前尚未与基督教两会联系的信徒及其群体，对待开普敦第三届洛桑会议有五种不同的态度，分别折射出这些信徒及其群体在对待信仰、与基督教两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参与方面的不同心态及未来走向。

其一是坦荡派，持这种立场的信徒认为目前的这种状态迟早会得到妥善解决，所以应该坦荡地面对任何的世俗力量和群体，持守自己应有的本分和位置；并且愿意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的沟通，也非常希望政府部门能实行更合理的宗教政策。但同时，他们在信仰原则上难以妥协。这部分信徒群体基本上处于大城市，其牧者也多为知识分子。

其二是谨慎派，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牧会的理念而是事工本身，因此趋向于实用主义，即一切的考虑以事工是否稳妥为基础，严重威胁现有事工处境的任何事项，他们都会回避和拒绝。持这一立场的信徒，是目前游离在基督教两会以外的信徒及其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态度是务实性的。

其三是激进派，他们热衷于参与社会事务，甚至希望通过洛桑会议这一机会来展开维权行动。他们的使命范畴不仅仅局限在信仰领域，而是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建设、伦理体系等等领域都有参与的积极性，希望通过信仰的力量促使中国社会能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持这种立场的信徒始终处于少数状态，虽然他们也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情，但付出和努力并没有得到中国教会大部分信徒的认同。

其四是和谐派，他们对目前中国教会内部的各种关系不那么敏感，并主张与政府部门保持和谐关系。音乐事工、网络事工、出版事工，职场培训、婚姻辅导以及其它社会服务等等，由于不需要太强调教会背景，因此在这些事工中出现了基督教两会的教会团体同游离在外的信徒之间的合作。就中国教会的机构发展和公共领域使命来讲，和谐派的走向将会有所作为，或许会主导这些事工。

其五是低调派，非常安于现状，不希望在现有的事工状态和牧会情形里带入任何的变化和更新。这部分信徒也占了很大比例。他们在信仰上基本持守基要主义的立场，除了教会的常规事工外，他们对社会公共空间的使命几乎没有兴趣，愿意一生在教会的常规事工中活动。这一类群体主要产生于农村，其信徒都比较朴实，教育水平不高，使他们难以对社会领域产生福音的使命，而只寻求信仰方面的回应和灵性方面的慰藉。但这部分信徒对内部持其他观点和立场的人却时常会随意论断和攻击。

文章最后呼吁，希望各方面推动更为坦诚与和谐的沟通、对话。国际基督教团体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教会的现状和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国教会也当要有魄力在信仰和处境方面做出更有智慧的决策，并希望政府部门更要借鉴国际相关经验以促成中国更为和谐的政教关系局面。[74]总体上，文章的基调是平和与客观的，对当前中国基督教界的现状及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剖析与反思。这或许代表了中国基督教界人士越来越清晰的观点。

当然，如何处理基督教两会与这部分游离在外的信徒及其群体的关系，仍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基督教界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并且需要以高超的智慧，本着相互尊重、谅解与宽容的态度积极探索、勇于尝试。中国基督教界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反思，实际上朝着妥善处理这个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六，结语

通过对2010年中国基督教界各项主要事工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基督教及其组织，正逐步成为建设中的公民社会的积极力量。社会服务与社会关怀事工，反映了中国基督教界关注民生的责任感和担当；自身建设的稳步推进，为基督徒及其团体的社会参与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海外交流的不断拓展，使基督教会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而正视问题的自我反思精神，更为处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挑战提供了可能。这些都是现代公民社会所珍视的价值与品格，是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亟需培育的积极要素。

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宏观的政治经济改革政策和法律制度环境，还是微观管理环境与政策措施，都使得中国公民社会的再次萌生在制度环境条件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并促成中国公民社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以成长。当然，中国现阶段的“公民社会”正处于初始期，具有“成长性”与“过度性”的特征，距离成熟的公民社会还有相当大的距离。[75]但是，建立公民社会包括其基本的价值准则体系，是目前获得社会各界普遍认同的迫切任务之一；同时也无法回避实现这个目标阻力之大和所能够依凭的本土资源与经验之缺乏等诸多问题。因此，这种异常困难局面要求社会各界除了真切了解公民社会的本真内涵和历史脉络外，尤其要最充分地把努力的基础建立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入把握之上，并因此而认识到，中国公民社会的实现只能是长期渐进的结果，它必须是通过自然的发育成长过程，从社会层面普遍广泛的进步中结晶而成的果实，而不可能仅仅是一种“思想革命”或“启蒙运动”的结果。[76]

由于基督教在中国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处境，中国的基督教会参与到促成公民社会的自然成长过程中，在现阶段更可行的或许并非高扬其先知精神，对社会加以信仰意义的批判，而是在伦理规范与社会服务层面的参与和实践。[77]因为，公民社会最终关涉到社会互动的程度与质量，关涉到建立和维持道德责任与个性的关系，关涉到或明或隐地将我们界定为人类的那些集体价值，它在本质上是值得维持的社会生活的理想维度。[78]中国基督教会正可以在本身特有的共同体生活中，创造出这样一种理想维度，并与其它民间团体一起，把这种理想维度扩展到整个社会。同时，党和政府在体制与政策层面的相关改革，也必将为基督教界的社会参与提供更为有效的平台和空间。尽管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各种民间组织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其主体而言，它们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是一支健康的和积极的力量。[79]通过各方面扎实的努力，中国基督教界自身所蕴含的“公民社会要素”[80]就能够进一步地以各种有效途径获得培育和呈现，从而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为实现和谐社会这个总目标，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全文载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本文是初稿，与正式发表版本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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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中国宗教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91页。[2]段琦：《对2010年宗教蓝皮书公布的基督徒人数有感》，宗艺在线，2011年，http://www.religionart.org/?p=977。

　　[3] 李向平、王莹：《宗教信仰者，中国有多少？》http://lxp0711.blog.hexun.com/54641602_d.html

　　[4] 卓新平：《中国基督教“爱的神学”及其社会关怀》，《天风》，2010年第10期。

　　[5]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12期。

　　[6] 杜保友：《公民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5期。

　　[7] 王小霞：《公民社会渐行渐近》，《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12月28日，第002版。

　　[8] 谢志斌：《“基督宗教与公民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

　　[9] 李向平：《中国宗教与公民社会的建设——以佛耶两教基层组织的运作模式为中心》，2009，http://lxp0711.blog.hexun.com/29870065_d.html。

　　[10] David Herbert. Religion and Civil Society:Rethinking Public Relig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3.p.5

　　[11] Michael R.Welch,et.al.The Radius of Trust:Religion,Social Embeddedness and Trust in Strangers.Social Forces,2007,Vol.86(1).pp.23-46.

　　[12] Robert Wuthnow,Christianity and civil society:the contemporary debate.Trinity Rress International,Valley Forge,Pennsylvania,1996.p44.

　　[13]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年会讯》，总第92期，第27页。

　　[14]这12家先进集体是：黑龙江哈尔滨市基督教两会、新疆乌鲁木齐市明德路基督教堂、云南保山基督教两会福音戒毒工作小组、江苏苏州市基督教两会、江西萍乡教会防艾工作关爱小组、云南怒江州基督教两会、广东中山基督教隆都堂、福建泉州市基督教两会、四川泸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河北赵县教会孤儿院、河南周口市基督教两会、浙江台州松门教会光盐团契。

　　[15] 杨沐供稿，《天风》，2010年第6期。

　　[16]世援社的前身是1944年美国基督徒发起成立的“战争救助委员会”，旨在帮助“二战”期间欧洲的受害者，为受害者捐送衣物和食品。1950年，改名为世援社，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在非洲、拉丁美洲及亚洲的20多个发展中国家持续地开展救助、扶贫、儿童发展、儿童生存、小型项目发展、救灾、难民安置、食品安全及艾滋病项目等。2002年起，世援社在北京、云南、四川、上海及湖南等地陆续开展了艾滋病的知识培训。并于2004年5月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目前开展的项目及重点是与当地的有关政府部门一起对医疗工作者及社区志愿者开展艾滋病的预防和对艾滋病家庭的关爱、心理支持及有关后续工作。作为以基督教为背景的组织，其宗旨是“奉耶稣的名，在全世界减轻苦难、贫穷和饥饿”。

　　[17] 通讯员王希成、贺爱霞，《天风》，2010年第6期。

　　[18] 通讯员李大军，《天风》2010年第6期。

　　[19]王荣伟：《为爱生命而关怀艾滋病患者》，《天风》，2010年第2期。

　　[20]贾红亭：《“爱”点燃希望—驻马店市基督教两会关爱救助艾滋病信徒纪实》，《天风》，2010年第12期。

　　[21]恩光：《“金三角”边的福音---访云南保山市基督教福音自愿戒毒中心》，《天风》，2010年第8期。

　　[22]恩光：《建和谐教会，促社会和谐---昆明三一国际礼拜堂事工专访》，《天风》，2010年第6期。

　　[23] 通讯员杨联涛，《天风》，2010年第4期。

　　[24] 通讯员葛大威，《天风》，2010年第12期。

　　[25] 王俊刚：《治理和管理这地—从圣经谈基督徒的生态观》，《天风》，2010年第10期、第11期。

　　[26] 靖玖玮：《和谐教堂彰显和谐社会—记云南昆明三一国际礼拜堂参与环保》，《天风》，2010年第1期。

　　[27] 王从友：《保护地球—我们的使命》，《天风》，2010年第1期。

　　[28] 吴立斌：《爱创造和谐—从《创世纪》1至3章谈基督徒的生态伦理观》，《天风》，2010年第1期。

　　[29] 通讯员赵慧娟，《天风》，2010年第11期。

　　[30] 通讯员葛大威，《天风》，2010年第8期。

　　[31]何欣：《服务世博 荣神益人—访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沈学彬牧师》，《天风》，2010年第4期。

　　[32] 姜莤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记上海市基督教沐恩堂世博志愿服务站》，《天风》，2010年第6期。

　　[33]雷玉明：《建设和谐宗教，服务广州亚运》，《天风》，2010年第九期。

　　[34] 王荣伟：《基督教全国两会和各地教会及神学院为玉树灾区祈祷捐款》，《天风》，2010年第6期。

　　[35] 刘行：《洪水冲不走爱心—福建南平市基督教两会抗洪救灾侧记》，《天风》，2010年第8期。

　　[36] 通讯员林观福，《天风》，2010年第11期。

　　[37] 通讯员张丽丽，《天风》，2010年第6期。

　　[38] 通讯员周仕忠，《天风》，2010年第9期。

　　[39] 通讯员陈鼎亮，《天风》，2010年第6期。

　　[40] 肖云晓供稿，《天风》，2010年第9期。

　　[41]徐清：《牧养农民工也是我们的责任》，《天风》，2010年第1期。

　　[42] 恩光：《建和谐教会，促社会和谐---昆明三一国际礼拜堂事工专访》，《天风》2010年第6期。

　　[43] 冯尚书、张惠娟、刘作诚供稿，《天风》，2010年第3期。

　　[44] 李向平：《宗教发展及其社会救助模式》，《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5] 计文：《宗教界参与社会服务的若干问题思考》，福音时报，2010年8月，http://www.gospeltimes.cn/news/2010_08_16/14660.htm。

　　[46] 黄剑波：《中国的基督教现状与宗教管理问题》，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2010，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2641。

　　[47]傅先伟：《继承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肩负起三自爱国运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60周年总结》。

　　[48] 高峰：《神学思想建设》，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年会讯》，总第92期。

　　[49] 林玄：《金陵神学院决定筹备恢复圣经函授班，目前初步网络调查显示多数人支持》。《福音时报》，2010年10月20日，http://www.gospeltimes.cn/news/2010_10_20/15214.htm。

　　[50] 张路得：《满足信徒神学装备和信仰需求，延伸课程首次于广东协和神学院开办》，《福音时报》，2010年10月26日，http://www.gospeltimes.cn/news/2010_10_26/15263.htm。

　　[51]鲁德：《中国神学论坛研讨会新加坡落幕》，http://www.gospelherald.ca/news/edu_433.htm。

　　[52] 通讯员邵立良、李大军、雷玉明，《天风》，2010年第7期。

　　[53] 通讯员杨国忠，《天风》，2010年第11期。

　　[54] 武汉基督教两会供稿，《天风》，2010年第9期。

　　[55]夏意：《“识别异端”主题培灵会在湖南省靖州县举办》，中国基督教网站

　　http://www.ccctspm.org/news/lo_ex/2010/531/10531210.html。

　　[56]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年会讯》，总第92期，第27页。

　[57] 顾静琴：《访欧小结》，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年会讯》，总第92期，第36-41页。

　　[58] 文革：《参加2010年爱丁堡百年纪念大会报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年会讯》，总第91期，第22-23页。

　　[59] 基督教全国两会研究部：《回顾与前瞻---爱丁堡会议百年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年会讯》，总第92期，第29-30页。

　　[60] 文革：《参加2010年爱丁堡百年纪念大会报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年会讯》，总第91期，第25页。

　　[61] 基督教全国两会研究部：《开普敦2010年第三届洛桑世界福音大会综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年会讯》，总第92期，第31、33页。

　　[62]李继整理：《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筹备大事记》，http://www.xhjournal.cn/article/ 2011/01/20110113121615161501.shtml。

　　[63] 基督教全国两会研究部：《开普顿2010年第三届洛桑世界福音大会综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年会讯》，总第92期，第33页。

　　[64]柯嘉怡：《中国大陆信徒赴洛桑被阻，世界华福愿日后寻求更坦诚对话》，《基督日报》，http://www.jiduribao.com/template/news_view.htm?code=min&id=783。

　　[65] 胡志伟：《复和之路不易走》，http://www.gccpos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 587:2010-11-03-03-55-47&catid=67:hkchurchblog。

　　[66] 郭伟联：《对中国家庭教会不能出席洛桑会议的分析》，《时代论坛》，2011.02.02。

　　[67]基督教全国两会研究部：《开普顿2010年第三届洛桑世界福音大会综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年会讯》，总第92期。

　　[68]傅先伟：《坚持走三自爱国道路，努力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年会讯》，总第92期。

　　[69] 计文：《教会内部冲突面面观》，《天风》2010年第2期。

　　[70] 黄凤想：《谨防教会中的“拜金主义”现象》，《天风》2010年第6期。

　　[71] 连达杰：《堂会祈祷会当纠正的现象》，《天风》2010年第10期。

　　[72] 郝继华：《中国家庭教会复兴背后的隐患》，2010年9月17日，http://www.gospelherald.ca/template /news_view.htm?code=gen&id=1463；《中国教会及神学教育面面观》，2010年12月23日，http://www.gospelherald.ca/template/news_view.htm?code=gen&id=1507。

　　[73] 恩霖：《对家庭教会历史与现状的几点认识》，《生命季刊》，2010年6月，第14卷第2期。

　　[74]王文锋:：《从洛桑事件看中国家庭教会的不同立场》，《基督日报》，2010年11月，http://www.jiduribao.com/template/news_view.htm?code=edi&id=254。

　　[75]郑全红、刘贞晔：《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及其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

　　[76]王毅：《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困难、可能与路径选择》，《开放时代》，2009年第10期。

　　[77]卓新平：《中国教会与中国社会》，载卓新平、萨耶尔编：《基督宗教与当代社会》，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78] Robert Wuthnow,1996.Christianity and civil society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Philadephi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P.2.

　　[79]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12期

　　[80]李向平：《中国宗教与公民社会的建设——以佛耶两教基层组织的运作模式为中心》，2009，http://lxp0711.blog.hexun.com/29870065_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