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场历时悠久、影响深广的思潮和运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政治文化，它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宏大主题和政治文化分析中的重要环节，是展开对毛泽东的全程性和全面性研究的核心问题，实有必要从多方面入手，揭示其生发流变。

多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富有启发性，但基本上都是西方研究者做出的。林登（Robert Watland Rinden ）把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起源追溯到长征，认为延安时代的早期仍然属於酝酿阶段，并没有成为现实（materialized）。1怀利（Raymond F.Wylie）谓「1937年正在兴起毛泽东崇拜」；2陈志让说，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约」从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始；3施拉姆强调「名副其实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可以追溯到1942-1944年的整风运动期间」。4雅各布斯和汉斯（Dan N.Jacobs &Hans N.）说，毛泽东崇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派伊（Lucian W.Pay ）主张这要「从斯大林死后」算起，布里奇曼（Philip Bridgman ）认为是「1959年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5

以上论点的不同时间参照都有独特意义，所循标准各有所指，明里暗里倾向於把毛泽东崇拜的形成与毛泽东权力的扩张联系起来。这是合理的探讨途径之一。因为崇拜对崇拜者而言，既是权力让渡过程，也是情感信托行动。从被崇拜者一面看，崇拜是权力行使的无形保证，是行为操纵的合情形式。所以，可以把这些时间和标准各异的论点，看作是很有价值的假说。它们能够激发对中国现代史的一些关节点之事实和意义的再认识的兴趣，可以启发人们在21世纪初，反思这场驳杂的思潮和多向的运动，揭示它与现实社会的人的生存境遇和政治文化状态的关系。

不过，如果研究者的焦点集中於并停留在个人崇拜与个人权力的关系上，就会或多或少地把问题简化，并在一定的程度上使问题孤立化。本文倾向於把毛泽东崇拜与特定集团的自我保存、自我优化和毛泽东的个人发展结合起来探讨之，而不是分而治之。本文假定，毛泽东崇拜的发生，受其成功的个人奋斗因素的推动和扭曲的个人发展方向的调控，更有特定集团的自我保存和自我优化的欲求和意志，与集团成员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自然结合的情势驱使。后者在毛泽东崇拜的形成中具有决定意义。从技术层面上说，在毛泽东崇拜的发生过程中，有对传统文化的圣明之道的模仿，也有对马列主义的阶层取向的援用。前者是毛泽东崇拜获得成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后者是特定集团得以稳固的政治和思想资源。

一、公众人物的成长：弃教育取政治

毛泽东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舞台，开始於1915年。那年，他向长沙「一些有名学校」寄发了一份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徵友启示》，引《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求志同道合者，还在信封上注明「请张贴……」字样。61917年4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在《新青年》上发表长篇论文《体育之研究》。同年10月至次年5月，毛泽东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的「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上任伊始即编印了《夜学招学广告》。到1917年11月5日，出过「两次广告」。7半年后，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在蔡和森家里举行。8再过几个月，毛泽东到了北京。

新民学会发起时，它是互助合作的自我教育团体。这可以从发起原因上看出来：「第一个根本原因」是由於「品性要改进，学问要进步」；第二，宜「追求」「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第三，「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要「作成一种奋斗的向上的人生观。」但是，到了「（民国）10年1月1日，在文化书社开会」时，讨论的却是这样三个问题：「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用甚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9於是就有了「改造中国与世界」之类的主张和争论。这次会议，是新民学会演变为一个政治团体的标志。学会成员，据说后来「全部加入了共产党。」10

这几件事的意义各别。《徵友启示》的当年，毛泽东及其同学身处「龙蛇争大地，虎豹满环瀛」的中国，满怀「倾洋涤宇宙，重建此乾坤」的热情，期盼「一同登乐园，万世庆升平」未来。11悲愤和焦渴，孤独和苦闷、自信和勇敢、希望和超越等等複杂感受触发的徵友行动，象徵着个人与群体相结合的生命活动方式，在毛泽东规避孤独、怀疑自我的求索中和在直接应对实践问题时的独有价值。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无心认定群体生存一定优於个体存在，毋宁说相反：

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於宇宙之价值可也。……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12

从中可见行动领域的群体价值取向与信念领域的个人价值至上的激烈冲突，表明毛泽东还没有发现信念与行动相契合的可行途径。

「军国民」或者「尚武」之类的办法能否改变这种冲突状态呢？〈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争取到一个自我检验和自我推介的机会。《新青年》是中国思想界的新星，不是韶山沖上的流星。那时，长沙固然是湖南的思想中心，但也是中国思想的边缘。毛泽东已有?琢旌?现行牡氖盗?偷卦担?薪?胫泄?行牡囊懔?突?旦ぉぴ谄裘伤枷爰业慕蔡成戏⒈砀呒??な咀抛プ』?帷⒖缭奖咴档呐?σ丫?龀觥：苣阉邓?呐?κ浅晒?故鞘О埽?皇欠⑾衷凇赣?继逵??行В?嵌?渲鞴郏?倨涠造短逵??跃醪豢伞沟陌蹴绱笫频紫拢?3压抑着「欲图主观之有效，非动其何观」的悖论，说明毛泽东仍然不能用信念排遣苦恼意识，仍然没有找到解释世界的理论模式，莫说变革世界了。他试探了行动优先的选择和由近及远的原则，拟从身边事着手：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14

这是一次把个人努力诉诸民众教育的尝试，文化手段成为人的变革的突破口。问题是一群困惑的青年给一群苦难的「木石」发些「并不要钱」的「讲义」，能发给多少人，又能发多久？不管青年学生动了怎样的「主观」，又是多么「自觉」，都不过昙花一现。15如果夜学顺利，新民学会就会保持其「教育团体」的本色，未必很快演变成一个政治团体。教育之路，未走通。

毛泽东以公众人物出现的舞台，终於变成他消解苦恼意识、忘却文化行动失败的政治舞台。政治，总在解放和统治的两极之间漂泊摇摆，总在不同集团和各个阶层间取舍定度。

毛泽东第一次以主角的身份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时候，他就是政治家。这篇小说发表於1929年，题目叫《嫌疑》。16从1925年10月7日起，毛泽东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部长」，1926年5月28日顾孟余接任这一职务。17满打满算，毛泽东任是职八个月。在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没有当选中央委员。这说明在20年代中后期的国共两党内，毛泽东都不在最高级领导人之列，作者把1926年的毛泽东描绘为「鼎鼎大名的共产党领袖」，显然不是历史语言的记述，但有文艺的先见之名并不失为高明预见。就集团和阶层的定位而言，作者对毛泽东的把握极其准确：「共产党领袖」──一个特定集团的领袖18：

如果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末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这时候我们可以说，投票者的数目已经不再与人数相等，而只与集团的数目相等了。分歧在数量上是减少了，而所得的结果却更缺乏公意。

姑且不论「共产党领袖」的「个别意志」有甚么特定内涵，重要的是文学语言表现了毛泽东本人已经开拓的政治发展空间的广度，预示着毛泽东弃教育取政治之后，未来的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

二、领袖人物的定型：化政治为教育

其实，小说《嫌疑》发表之前，毛泽东已经陷入长期的、全面的生存危机、知识危机、情感危机和政治危机。直到1935年之前，他在政治舞台上并不得志。其中的多数时间，在中共这个特定集团内部，他即使不是边缘化人物，也绝不是中心人物。他也切罕有自我充实、自我提高的机会，但其性格似乎决定了他不可能消沉下去。表（1）概括了毛泽东此间的危机与行动。

表1：1927年到1931年毛泽东的危机和行动

秋收起义的部队於1927年10月转战至水新、宁冈两县交界的三湾村之前，毛泽东已经发现「这支队伍在战斗中胁惶?富印⒓吐伤尚浮⒉换嶙鋈褐诠ぷ鞯南窒蟆Ｓ械娜嘶褂芯删?拥牟涣枷捌??夷萌褐诘亩?鳎挥械娜擞信┟褚馐叮??仔”阋恕Ａ硗猓?褂泄俦?叵挡黄降取⑷狈γ裰骺掌?任侍狻！拐庵Р慷拥摹讣吐刹睿??窝盗匪?降汀梗?8必须通过全面的整顿来提高其战斗力，随后有「三湾改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方面是，毛泽东本人，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的时候，也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目标，所以，未来的几年发生的事变，多不是切实可行的计划的实现，而是有不少随遇而安、随机而作的结果，可能预料的变化，并不?字鞯嫉匚弧?

经过短期的军事活动主导的时期以后，毛泽东接手「政府」工作。此间，军务比政务重要，但政务总比军务关涉更广泛的领域，也更能考量个人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并且，相对军务而言，政务又是新生事物。所以，毛泽东经营政务的情况，将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全面的意义。此间的几年，除了军事战略的制定和战役战斗的指挥之外，毛泽东的最大成就感可能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中共的社会处境和基本任务的有了整体性认识：「帝国主义打倒之后，全国才可以统一，工业才可以发展，中国整个的民族才可以得到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责任。」「推翻封建剥削，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者责任。」这两个责任，要求「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个责任。」39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解放的兴趣及其鲜明，并且扩大到对比较广泛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动员上。发?选陡媛塘中值苁椤罚??颇忝鞘俏颐堑摹盖钆笥选梗?梁懒由鹇钅忝鞘恰竿练恕梗?羌痈?忝堑淖锩??0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地位和作用，引起毛泽东的另一种注意方式，不再是「活动学生」，而是要「学生起来帮助工农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工农革命的队伍里来」。与此同时，学生与商人，已经被认为是「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41另一个成就感就应该是在农村社会的调查方面，这也是他几乎终生珍惜这些调查的一个原因。而为人关注的文化和教育文化，尽管不再是毛泽东工作和活动的中心，但他的工作和活动的任何中心，也都不可能置文化事务和教育工作之外。所以，在军事教育方面、在党内教育方面、在社会动员方面，毛泽东都形成和积聚着影响力和感召力。

从1936年初到1941年，是毛泽东崇拜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五年，是对毛泽东未来起决定作用的五年。毛泽东第一次以「领袖」的身份出现在官方刊物的显要位置上，是在1936年1月：「延安城，抗日人民在听到抗日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张总政委等到延安时，在抗日救国会积极动员下，举行盛大的欢迎……。」42这时，毛泽东等领导的军队，还未与日本军队交锋过。被「积极动员」起来的延安人民，把未来想象为过去，把理想寄托於现实。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道的标题有「抗日领袖毛主席」字样，正文有「毛主席，朱总司令张总政委等」说法，显见毛已经在朱和张之上，这比较符合1935年毛泽东在中共生存危机中颠簸式的崛起情况。

1937年6月14日出版的《解放》周刊，发表了署名「坦克」的木刻作品《朱德》。（见图1）

图1木刻《朱德》

图2木刻《毛泽东》

一周以后，同一作者的另幅作品《毛泽东》（见图2），也在这份刊物问世了。43怀利（Raymond F.Wylie）指出，这两幅木刻虽然出自同一位作者，并且两位领导人都是正面像，但在处理手法上，「截然不同」（radically different ）。毛泽东那幅，以昂首阔步的红军和迎风飘扬的旗帜为背景，突出的是灿烂阳光下容光焕发的毛泽东。作品下边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怀利说，毛泽东这幅，画面上阔步的红军和飘扬的旗帜生动有力，朱德那幅相形见绌。而且朱德那幅下面的空白处，也没有自己的语录。光芒万丈衬托下的毛泽东，特像传统中国的一个皇帝。正是这种形象，后来成了「毛泽东崇拜」（the cult of Mao ）的特点。所有这些都清楚说明，1937年正在兴起毛泽东崇拜。六个月以后，一本《毛泽东文选》在上海出版。除了毛泽东之外，不但当时中共没有第二个领导人拥有过这种荣誉，而且，在毛泽东在世期间，也没有。44

的确，毛泽东那幅的左下方有自己的语录，朱德的没有。但从版面上看，《毛泽东》那幅有「补白」的需要。《朱德》那幅，由於丁玲的小说《东村事件》把版面?椎寐??模?弧赴住挂?埂Ｋ?裕?疚哪?赴言凇覆拱住勾υ??该?蠖?锫肌拐饧?拢?醋髋既坏模?抟獾模?灰欢ㄊ亲魑?夥?究痰囊????呐渲玫摹Ｕ庵峙既缓臀抟獾赜靡恍┲匾?宋铮ū热缌心?吐逞傅龋┑挠锫祭床拱椎淖龇ǎ??937年间延安的宣传工具上的确常见。

提到列宁，就是暗示象确立毛泽东的无上地位这样的大事，不是中共的自主问题，而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问题。怀利持有的那种单纯的「中共中心观」，说明不了毛泽东崇拜这样的国际问题的複杂性。

毛泽东最早用「国际语言」说话的时间，比他的文学形象出现得早。1927年6月25日的《共产国际》俄文版、英文版和没有注明出版日期的《东方革命》杂志第2期，都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部分）。布哈林讚赏这篇报告，认为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它极为出色，最为清晰，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45与此同时的局内人说，「中国农民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46同文同人，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意义。意义的不同，虽说是文章具有多种理解的可能性所致，但最终完成这些理解的，不是死文章，而是活人，而且还要看是甚么人。万不可轻视共产国际中人。因为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奇特关系，决定了的中共的重大举措，只有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才获得合法性。从这个背景上说，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际」对毛泽东的初步印象良好。这还可以从共产国际阴错阳差地刊发的毛泽东逝世的讣告中看出来：

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仇敌。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47

这是用「国际语言」系统论定毛泽东的最早文献，1930年3月20日发表在国际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上。共产国际论定的毛泽东地位颇高，诸如「奠基者」、「创立者」、「缔造者」「之一」的字眼，表明毛泽东这位「政治领袖」虽然只是一颗流星，但也是光彩照人的「国际」人物。与文学语言相比，国际语言的讣告，既遵循了讣告语言的规制──「赞扬性」，48也符合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势和毛泽东的无知的实际。49两种语言描述的毛泽东，虽然把他合理定位在中国（农民）社会与马列（共产）主义的交叉点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毛泽东的国际地位。直到30年代后期，对「国际思维」相对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中共人物，仍不是毛泽东之辈。1937年6月和1938年3月，王稼祥和任弼时分别以不同的名分，被派往莫斯科。前者回延安后传达了季米特洛夫（个人）表示支持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后者在莫斯科积极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主动向共产国际宣称「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50这说明30年代末期，是毛泽东地位的「国际合法化」时期，是毛泽东开拓自己的「国际」发展空间的时期。按照毛泽东已经形成的由近及远的思维法则来分析，在中共生存危机期间崛起的他，在中共内部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地位，高於共产国际的定位。

1940年初，延安创办了一所意在「加深培植青年干部的高级学校」，它有一个响亮得不能再响亮了的名字：「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预定的讲课人包括洛甫、康生、林伯渠、邓发、陈伯达、艾思奇、毛泽东等。51其规格（层次）之高，可见一斑；其用意之深，亦能想象。1940年7月，地位和声望都很高并且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微妙的王明，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一篇开创性的文章，就是在这所学校首次宣讲的。王号召青年「学习毛泽东」「始终一贯地忠於革命的精神」、「勤於学习的精神」、「勇於创造的精神」、「长於工作的精神」、「善於团结的精神」。52王所论的「五大精神」，未必体现在毛泽东身上，也不会只体现在毛泽东身上。与其说王概括的这些「精神」重要，不如说由他出来讲些无关紧要的话，比由其他很多人讲很多很动听的话，效果要好得多。因为王明或者王明式人物，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内代表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王明「学习」毛泽东，象徵着共产国际和特定集团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一致认同，这对发起毛泽东崇拜的「国际」合法性具有实质性意义。王明在发起毛泽东崇拜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中共的其他任何人物无法比拟的，何况他还把「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天才的政治家」、「公认的领袖」等桂冠，53戴到毛泽东头上。王明或者王明们的出场，宣告了实行毛泽东崇拜的国际箭令已为毛泽东掌控。所以，毛泽东不可能因为王明最终促成了崇拜合法化就认定延安不需要「整风」，以肃清各种标签下的王明影响。54

刊发王明一文的这期《中国青年》，还在《记毛泽东同志》的总标题下，发表了四篇文章和一首诗。其中有谢觉哉对毛泽东的观察力等方面的朴实赞扬，有莫休对毛泽东「无比的理解力和创造力」的推崇。有意思的是，徐特立把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概括为「列宁的作风」：「列宁的作风是俄国的革命精神和美国的实际精神。」55而白帆则在诗中写道56：

「不管你到那里，你去听──刚会说话的小弟弟也知道「毛主席」。

「……

「他午夜里工作，用着二十多年艰苦斗争的血液，爱护着祖国，爱护着我们。

他的话语，在祖国人民心里生了根，也在敌人心里生了恨。

「……。」

编者给这个总标题加的几句话，也值得注意：「下面所载的几篇关於毛泽东同志的故事，虽都是三年以前写的，而且许多是十几年前的事，但是对於我们青年们有很多教育的价值，所以，特为发表。」三年以前写的那些十几年前的事，到1940年才发表，这是为甚么？到1940年就发表，这又是为甚么？

「三年前」，就是1937年。这年3月9日和13日的《新中华报》，在「革命故事」专栏，连载了《徐老部长说朱毛的故事》。57这个「徐老部长」就是徐特立，这里的「故事」，就是后来重新发表在1940年7月《中国青年》上的《毛主席的实际精神》一文的原型。「重新发表」的意义何在？把这篇文章的两个版本要件进行一些比较，也许多少有点发现。

表2：徐特立一文两个版本要件之比较

中华版的标题有「朱毛」两个主角，青年版只有一个。中华版还借徐特立之笔，告诉读者将传诵朱德的故事。实际上，3月9日的《新中华报》，在第四版右下脚发表《徐老部长说朱毛的故事》时，也在右上角上配发朱德的画像，并题「朱德同志是红军的创造者，现任人民抗日军总司令」字样。与之形成反差的是，青年版不就「朱毛」的故事对读者作任何明示、暗示和承诺，只是号召「延安及各地革命的先进，多把他们所知道的毛泽东同志的故事写一些给我们，好在《中国青年》上继续发表，或刊发成小册子。」59

这说明，1940年春天的中共媒体正在掀起某种形式的「塑造特定集团的特殊个体运动」。刘光的文章，也透露了同样的信息60：

毛泽东同志的生活和斗争史，的确是「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经历的最灿烂光辉的一个缩影。

他在少年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富於正义感，最爱好理性，而且最倔强的人物。

毛泽东同志不只是工人的导师，而且还是工人群众的学生。在群众运动中间，特别在工人的罢工斗争中，他学得很多知识和经验。这就是说，他之走上群众化的道路，加上劳动者的伟大创造力的感应，使他锻炼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行动家。因此，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同志当他以后领导农民运动时，指导革命战争时，以及分析政治问题和计划革命时，总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出发点。正因如此，当他深深了解到农民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主要同盟军，是现阶段民主主义主力之一时，他就亲身去领导农民的斗争，成为千百万劳动农民最爱戴的领袖。

刘光认定毛泽东的导师和领袖的身份及其经历，是「五四」那一代的缩影，这是一个大胆并准确的定位，毛泽东以「导师」的形象进入新的角色。问题是在不同的光线照射下，「五四」的缩影也可能折射出不同的光谱。「五四」那一代，应有若干不同的缩影。但毛泽东这个「革命知识分子」的缩影，「最灿烂光辉」，鲜亮地折射出「农民」、「工人」、「学生」、「导师」、「领袖」、「战争」、「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等等繁纷的光谱，确实是富有个性的。这种个性，既可以说是内涵丰富的，也可以说是外延混杂的。这就要看人们如何?定诸如此类的修饰语的不确定性了。

毛泽东集「导师」的博学、「学生」的进取、「领袖」的伟大、「思想家」的深沉、「行动家」的执着於一身时，本当打开无限的个人发展空间。但无论是「最灿烂」、「最倔强」，还是「最爱戴」等等之「最」，都是无以复加的了，暗示毛泽东的个人发展已经到了极限，这是限制之一。其二，毛泽东被?定无产阶级的导师，无论是真是假，都使他本人的言行不再面向所有人，个别意志也不允许他成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最多只能说他「代表」了多数人。由「多数人」（「无产阶级」）构造的空间发展，比由「全人类」建立起的世界来，天地小多了。

40年代之初给这位导师贴上「无产阶级」的标签，实出於「个别意志」辩护其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需要，距离社会意志越来越远，毛泽东成了不断被割断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脐带的「孤行僧」。在有限和无限的悖论中，毛泽东扭曲发展的前景，逐渐展露，预示着「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的来日。随后的变迁也表明，对毛泽东的限制，作为毛泽东通过自我封闭走向自我扭曲的推动力，不是一个逐渐释放消解的过程，而是一个有规则的宰制扩张过程：

列宁、斯大林对於布尔什（塞）维克的教育工作，极端重视。「我们中国党的领导者对於布尔塞维克教育事业，也是异常重视的。首先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不仅关心於全党的培养干部底工作，经常提供许多天才的意见，而且还亲自领导学校工作（如抗大），亲自担任讲授，亲自编写讲授提纲（如战略学、哲学等）。此外毛泽东同志极端爱护与珍贵党的教育干部，关心於他们工作的困难与发展前途，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61

「导师」的身份刚刚获得，「教育家」的名号接踵而至。导师虽然高於蒙师，但也只是个教员。而教育家，确实不是大多数教员所能企及的。生死相搏的政治斗争，比循循善诱的教育过程，既残酷，又複杂，为甚么偏偏给毛泽东取个「教育家」名号而不以秦皇汉武之类的傑出政治家来比附？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家，从孔子开始，就兼具先知和楷模的多重角色，且是治国安邦所诉求的大德大智大勇的资源和象徵。同样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位政治家，能像孔子那样，万世不为人诟病。所以，从一个方面看，「导师」演进为「教育家」，满足了特定集团形成其个别意志所必须的向心力和绝对性的需要。向心力导源於世界解释模式和理想建构模式的思想原则的个体唯一性，不能模棱两可；绝对性表徵着捍卫解释模式和行动纲领时的坚定排他性，不得含糊动摇。这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只有把教育家的名号赋予毛泽东，把毛泽东推向圣坛，才能既避开一切政治家为人诟病的陷阱，维系向心力，提防离心力。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毛泽东角色的变化所致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宰制着毛泽东的发展空间并设下了新的陷阱：如果真像列宁和斯大林那样重视教育，则说明毛泽东具有或者接近於具有列宁和斯大林那样的教育价值观。列宁和斯大林的角色，与历史上的许多教育家，包括中国教育家，多有不同。毛泽东关心干部培养，指挥干部教育，说明毛泽东的教育价值观出於特定集团个别意志的排他需要，与儒家教育观中的「天下」观念和普世意识，一天一地。然而，一旦抛弃了普遍主义，圣明的光环也失去了意义。这个损失，对一种形成中的绝对主义来说，不为不大。

向列宁和斯大林借光，即贷来「无产阶级」的硬通货，虽然可能减少损失，但有重蹈倚重洋人的覆辙的危险且绝不为毛泽东心悦诚服。看来要想生成和扩大毛泽东的月晕效应，特定集团必须摆脱倚重洋人的困境，必须说出令人心悦诚服的东西。其唯一的出路，就是创建足以比照列宁和斯大林并超越中国古代教育家的品性、思想和功业──马列主义中国化，或者毛泽东主义世界化（普遍化）；传统文化现代化，或者普遍主义绝对化（集团化）。这些个条件，颇为苛刻。唯亲力亲为和协力而为相结合才有希望。

在亲力亲为方面，毛泽东此间写出了他终生最重要最深刻的绝大多数着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之类。王明认为，《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於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62这正好是在普遍主义的方向上、在毛泽东主义世界化的方向，阐扬毛泽东主义。

在协力而为方面，毛泽东的品性、思想和功业，朝着「毛泽东式的教育家」方向建构：「忠实於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於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忠实於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的事业。……我们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的学生，坚决维护者，彻底的实行者。」63

「绝对忠实於党的宣传教育事业，并在自己工作中行动中体现出来。我们的教育人才要学习再学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洛甫同志那种重视党的教育，重视思想战线，关心於党员干部的培养造就事业底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学习他们如何在百忙之中为党的教育工作而努力的那种不疲倦的态度。」

「我们的教育人才应该学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那种创造性的方法和精神，学习他们如何掌握马列主义的实质，善於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实质、各别的原则与方法区分开来，如何以新的经验去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

「学习掌握马列主义这一锐利的武器，去坚决地保卫真理，保卫我们党与我们的革命，去无情地灵活地对付各种反革命的思想。」「我们更应该学习毛泽东同志，善於把坚定的原则性和灵巧的策略指导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我党最好的领袖，最好的理论家、战略家，而且他同时又是我党最优秀的马列主义的宣传家、鼓动家、教育家，这是众所周知的的事实！」

「以上就是我们党目前及将来迫切需要的列宁斯大林式的和毛泽东式的教育家底品质。」64

「毛泽东式的教育家」有别於中国古代教育家的特殊之处是无产阶级取向。这样的教育家属於特定集团，是个别意志的造就者。这样的教育家，以教育特定集团的全体成员为己任，但只有当他立於特定集团的全体之上时，才能履行这样的天职。这又使他有别於列宁和斯大林那样的教育家，而与中国古代教育家接近。就他属於特定集团这一面而言，在民族、阶层和集团之间，他的选择明确坚定并且排他，以绝对主义为安身立命之本，马列主义是其护身符。就他立於特定集团之上这一面而言，他超越特定集团的规范，悠然於各集团各阶层之间，具有广阔的交往空间，因此具有普遍主义的倒影和操纵民族主义的潜力。所以，毛泽东作为教育家，比他作为政治家，更有利於他和他所属的集团，随意地开发、利用乃至掌控马列主义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

毛泽东式的教育家已经避开了一个又一个的陷阱，但新的陷阱总是不断被人挖出来，等待着堕落：教育家都应该成为学生的楷模吗？这个教育理论问题，也许过於刁专古怪，一时难有广为认同的答案。但中国古代教育家多是典范式人物，却也是事实。而那些主张独立探究、自由研究的教育家，是不会赞同以学生模仿自己为光荣的假设的。就此而论，毛泽东式的教育家及其培养，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这样才能说明，为甚么扩大毛泽东月晕效应的一切努力，显得都是合理的；也只有如此才能预言，毛泽东没能避开所有陷阱，总有堕落的那一天65：

我们要向无产阶级的导师、世界革命领导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学习，要向我党中央许多领导者，特别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学习。

在张如心专心论述「教育家」的品质、於无意间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表述方式时，叶青发表了论「毛泽东主义」的高见：「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66叶青此论，是对「教育家」的世界解释模式和理想建构模式的否定，粉碎了王明所谓的那根「指针」，威胁着中共的合法性，打击着中共的正当性，侵蚀着中共的向心力，毛泽东崇拜遭到严峻挑战。但叶论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二者兼有？如果兼有理论和政治的二重性，则中共採取甚么样的策略，最为高明？理论建设是漫长的且不可能迅疾而广泛，思想和情感动员却会有实时而显着的效果。以阐扬、维护、普及和提升「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世界解释模式和理想建构模式）为焦点的宣传战略，是一种现实的、稳妥的选择。

三、两个毛泽东：真假毛泽东崇拜及其循环

从1936年到1941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的地位，都在发生迅速的根本性的变化，可谓内外相通、上下一体，朝着有利於毛泽东独尊的方向发展。但有信息表明，在1936-1938年、乃至到1939年，这种变化都不是轻易可觉察的，报刊採取了某些隐晦的手法来推动这种变化。例如有《慰──献给林彪同志》这样的诗篇，发表在《新中华报》上：「十年战斗/炼就了一付铁的身子/千万人爱惜着你的名字/因为你创造人民自己的武装/为了去偿还中华民族的血债/……」67这说明在30年代后期，中共度过生存危机之后，着力扩大生存空间，公开塑造整体形象。这其中包含对毛泽东形象的塑造、突出和放大，以发起不易觉察的毛泽东崇拜。同时，也说明毛泽东本人对此採取了稳扎稳打的谨慎步调，以对待集团内部的积极的和消极的阻力。但到1941年，这种包含关系颠倒过来，毛泽东崇拜代替了中共整体形象的塑造。1942年开始的「整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特定集团内部进行的一场声威兼具的普及教育运动，以推广毛泽东崇拜；后来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完成毛泽东崇拜的典律化并迈向社会化，也只是毛泽东崇拜的程序性工作之一。「整风」和「七大」二者在毛泽东崇拜史上的意义，都不像1936-1941年各种自成体系的隐性步调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在解释毛泽东崇拜的后续变迁方面，向「整风」和「七大」索取分析资源，则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有过着名的谈话。毛泽东给黄炎培留下的印象「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於执行者」68：

毛泽东还说，我并没有其它资格，我只是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生。我说：我只觉你所讲的，都是教育学说上的要点。二三十年以前，提倡的新教育，不就是讲实际知识么？不就是讲尊重人类本能和个性么？不就是讲适应人生需要么？

透过黄炎培的这段文字，反观视毛泽东为「教育家」的张如心，可见张并非捕风捉影。就毛泽东作为教育家而言，黄炎培与张如心的定位不同。在黄看来，毛是一个对二三十年来的教育学说上的要点，有精锐的把握能力和实行能力的人；在张的视野里，毛属於「列宁式的、斯大林式的、毛泽东式的教育人才」。69黄眼中的毛泽东教育学说是大众化的，张阐扬的教育人才是集团化的。黄炎培和张如心各自描绘了一个教育家毛泽东。毛泽东作为教育家，也分裂为黄模式和张模式。后人很难断定，到底哪个模式更接近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二重化了，两个毛泽东生成了，真假毛泽东出现了。

毛泽东崇拜是深广的社会运动和文化创造，是特定集团为其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情性的自我保存、自我辩护、自我扩张的创造，是中共在共产国际那里争取自主思维的权力斗争过程。在依附性和独创性之间，毛泽东崇拜的起始过程标志着前者向后者的转变。追求独创性和自主性的特定集团，是挑战正统霸权的异端革命。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自主和独创异化为新型的、内在的依附性。与异化一同到来的是异端崇拜，这一崇拜是异端上升为正统霸权的标志，是下一次异端革命的开始。

毛泽东崇拜是特定集团为其意识统一所进行的思想建设和精神动员。毛泽东和国际派等人士各自的自信和自负，决定了思想斗争和精神冲突的长期性和複杂性。按照情势激发出的需要来构造世界解释模式和理想建构模式，比按照事实和原理来构造，不免多出一些对普遍主义的歪曲。似乎只有经过这样的歪曲，特定集团的个别意志的绝对主义才能取胜。

意识统一行动必然同时依赖人事系统、话语系统、交往模式、组织气候和宣传机器的改组和改造。在人事系统改组和交往模式建立的过程中所採取的措施，在形成话语系统和开动宣传机器过程中所创造的词汇、文风和原则，在促进组织气候的形成时选用的教育途径和行为模式──这些模式最终都仪式化了，它们成了「礼」（比如批评和自我批评，或者团结-批评-团结）──等等，把特定集团在初始阶段的「农民党」特徵，彻底改造了。由於特定集团取得了垄断地位，全社会将在它的领导下，「按暨定方针办」，形成了另种国民性。

毛泽东崇拜，把科层化组织结构和情感性行为模式赋予特定集团，建立了集团凝聚的思想和情感基础，创造了集权文化，扩大了威势空间，加速了个体动员，提高了行动效率。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成了特定集团的优化，从根本上巩固了集团的向心力和战斗力。在现代管理理论中，科层与情感完全冲突，水火不容，但在毛泽东崇拜中，它们居然有时结合得天衣无缝，不能不说崇拜创造奇迹。

至於特定集团内部不间断的分化组合，在集团的草创阶段就开始了。集团的基本特性，是它的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冲突赋予的。前者诉诸恒定的个人安排，后者反射波动的集团意志。个体增长了的经验和知识，促使信仰的怀疑和选择的修正。同时，个体间的不同组合，也使集团意志分化。因此，集团必然上演闹剧并有生有灭。於是，特定集团中人操纵权力，假手集团内外力量，排斥离心力，强化向心力，推动集团整合，确保集团地位的永恒。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在集团明智中，粉墨登场的社会力量，却以懵懵懂懂的感性和感情为特色。社会蒙蔽与集团明智的关系，可谓感觉与理性、感情与智慧、信仰与利益的冲突形式。集团明智外化为个人智慧，特别是后者对传统文化和马列主义的利用，表现为理性操纵感觉，智慧拨弄感情，利益诱导信仰，现实嘲弄历史，直到毛主义摆布马列主义。它们协力开发了中国文化的圣明之道，充分发挥了动众化民原则，70智巧地回应了到二十世纪40年代为止的一百年间，民众对国家「自强」的渴望、对民族「英雄」的呼唤。有诗为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崇拜是一个历史过程。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中期，这一运动先后从关键期过度到完成期，等到1945年的典律化来临的时候，只不过是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如何把特定集团内部的毛泽东崇拜，推进到全体民众中，使集团性与社会性相结合，以扩张集团威势。集团中的毛泽东，像坐在聚义厅第一把交椅上的绿林好汉，体现了特定集团的打造和毛泽东个人奋斗的成就。社会上的毛泽东，像安放在金銮殿宝座上的神像，守护着建立在社会之上的集团利益的坚实性和永恒性。这个目标的实现，与其再说是毛泽东个人奋斗的结果，不如直说是特定集团齐心协力地扭曲毛泽东的个人发展使然。

毛泽东崇拜非法化的完成期，要从1980年算起。2月29日通过了关於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717月30日，中共发?阎甘荆?该?飨?瘛⒂锫己褪?试诠?渤∷??ス业锰?啵?馐钦?紊喜蛔?氐谋硐郑?邪??使凵模?窈笠?鸩郊跎俚奖匾?薅取Ｆ渌?斓既讼窈吞獯室舶赐???虼?怼Ｃ?飨?裾乱?×渴栈乩?茫?悦饫朔汛罅拷鹗舨牧稀！?2前者说明，毛泽东崇拜在导致惨烈的无价生命的无谓牺牲的同时，中共形象受损。73后者暗示，毛泽东崇拜导致的政治和经济恶果，给世界舆论造成了中共玩政治儿戏的不良印象，动摇着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共地位危机。中共急需「塑造整体形象」和「巩固集团地位」，起点是废止毛泽东崇拜。至此，「毛泽东崇拜」的非合法化基本完成。最后的完成，可能要从次年公?训哪歉鲎琶?妇鲆椤顾闫稹?

历史不会忘记，没有毛泽东崇拜，就没有特定集团的昨天和今天。崇拜的合法化和非法化，都是特定集团的个别意志和内在欲求的驱动，都是绝对主义的危机问题、形象问题和地位问题的产物。而这些问题，又都是特定集团与生俱来的基本问题，也只能在集团明智与个人崇拜的互动中，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特定集团导演的悲喜剧，只有演员和观众的变化，没有剧情和结局的不同。因此有理由问，废止真毛泽东崇拜，是不是假毛泽东崇拜的起点？

註释

1Robert Watland Rinden ，The Cult of Mao Tse-tung ，（Michigan，1969），61，67.

2Raymond F.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 and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80），41.3陈志让（Jerome Ch\'en）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译：《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240.4施拉姆（Stuart R.Schram）：《毛泽东》，页201；参见页252、292、296、303.5Robert Watland Rinden ，The Cult of Mao Tse-tung （Michigan，1969），67-69.6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页66.这则《徵友启示》的写就、印好、发出和张贴的时间，乃至它的创意和作者，都有疑云。关於时间问题，一时也断定不了具体日期。在内容方面，毛泽东的回忆与罗章龙的记述也不同。关於创意和作者，萧瑜在自己的书中，用了诸如「我主张」（I suggested ），「我们讨论」（We discussed），「我们决ā梗╓e decided）之类的字眼，想说明创意是二人的。但他承认这则广告是\"in honor of Mao\"，签署「毛泽东」三字繁体笔画总和（二十八笔，erh shih pa pi），即我们熟知的「二十八画生」。（Siao-yu ，Mao Tes-tung andI Were Beggars，p.72-74，New York ，1973.）

7毛泽东：〈夜学日志卷首〉（1917年1月），《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2版），页98.8新民学会成立的日期应是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写的是「17日」，罗章龙记的是「14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2和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罗章龙：《椿园载记》（北京：三联书店，1984），页5.当事人之一的邹蕴真「记得」是「四月的一个星期日」。（邹蕴真：《新民学会成立会和1921新年会议概况》，《新民学会资料》，第542页）查百年历，1918年4月的星期天有7日、14日、21日和28日，其中只有「14日」同时符合罗章龙和邹蕴真两人的记载，其它都不合。据此初步推定，4月14日是新民学会开成立会的日子。

9《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新民学会资料》，第2页，第16-17页。

10徐特立：〈论群众路线〉（1946年11月），武衡主编：《徐特立文存》（第3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页237.11罗学瓒：〈咏怀（与诸友僱舟游水陆洲一周后）〉，黄纲正主编：《历代名人咏长沙诗词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页340.12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至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页151-153.1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1917年4月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65.着重号是原有的。

14毛泽东：《夜学招学广告》（1917年月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94.15「因战事影响，南军退守衡永，北军进驻本校，同学零星，存者不过百余，不能再行研究，本会遂与校中各事，同归停顿。」（毛泽东：《学友会5月10日事录》（1918年5月29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111，参见页115）

16作者是徐雉（1899-1947），浙江慈溪人。（盛巽昌、朱守芬：《学林散叶》，第2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陈旭：《谁最早把毛泽东写进了小说》，《人民政协报》，2002年3月8日，D3）这是一篇纪实小说，作者时任林伯渠的秘书。林伯渠1926年11月的日记中，有「27日，雨。早起润之来，同访润安谈事。旋至政委会。又到军部西餐。6时郭沫若召饮」的记载。（林伯渠着，林秉元、丁守和等校订：《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北京：中央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页48.17毛泽东代理和辞去宣传部代部长的原始文件，现收藏在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杨天石查阅过。毛泽东任职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有函件称他为「宣传部长」。（杨天石：《国民党档案中的毛泽东手迹》，《国民党中央致毛泽东函存稿》，杨天石：《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页197-210.18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着，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页39-40.19斯诺（Edgar Snow）（1937）着，方准等译：《红星照耀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20毛泽东1959年6月的回忆。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页81.21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东北书店编印：《毛泽东选集》（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页525.2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241.23中共中央：《给润之、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长的指示》（1928年8-9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页670-671.24中共中央：《致朱毛并前委的信》（1928年6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46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这封信好得很，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执的问题。」除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註21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毛泽东选集》，页515）。

25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註2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页686.

26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7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75.28毛泽东：《致李立三》（1929年11月），《毛泽东书信选集》，页28.29毛泽东：《致中央》（1929年11月），叶永烈：《毛泽东之初》（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2），页186.30四军在军事训练上，分日常科目、战斗讲评、实地训练、官长讨论。政治训练方面有讲演、讲课、识字运动、呼喊口号、群众大会、小组活动。「军队里举行识字运动，简易的办法就是要士兵认红军的标语，认得一个标语即将此标语包含的意义策略告诉他。」在游击工作方面，注重调查、设宣传兵（分文字组和口头组）。「红军是工农阶级的学校，官长尽是提高士兵各种文化智识」。「红军的学校化：此刻因在流动时期及教练人材缺乏没有做得十分好，但较之反动军队，士兵的政治认识文化程度都要高些」。四军的缺点也不少：「党军的错误倾向」；「养成了群众依赖红军的心理」；「囿於一隅的观察，进步比较困难。」（陈毅（1929年9月）：〈关於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页759-771.3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325.32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页563.33中共中央：《致四军前委──关於执行新的中央路线问题》（1930年6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页139-140.34陈毅（1929年9月）：《关於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页775-776.3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30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6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前言》（1931年1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118、254-255.3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355、357、358.38毛泽东1959年6月的回忆。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页265.斯诺（Edgar Snow，1937）着，李方准等译：《红星照耀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页126.39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党部（1929）：《共产党宣言》，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页18.40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党部（1929）：《告绿林兄弟书》，註39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页33.41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党部（1929）：《告商人及知识分子》，註39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页24.42《欢迎抗日领袖毛主席延安人民举行盛大欢迎》，《红色中华》，1936年1月16日第3版。油印件。

43解放周刊社：《解放周刊》第1卷第6期和第7期，第25和24页，中华民国26年6月4号和6月22号，延安。

44Raymond F.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Ch\'en Po-ta and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80），41-42.45袁南生：〈早期莫斯科档案重点毛泽东〉，《湖南党史》，2000年第1期，页31.46瞿秋白：《湖南农民革命？序》，瞿秋白选集编辑组：《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347-348.47袁南生、申长友：《新发现的关於毛泽东的一则史料》，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3期，第30-31页。这期出版於1992年3月20日，正好是讣告发表62周年纪念日。这是这则讣告的全文首次翻译为中文。

48卡罗尔（K.S.Karol ）着，刘立仁、贺季生译：《毛泽东的中国》（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页87.49施拉姆：《毛泽东》，页122；K.S.卡罗尔：《毛泽东的中国》，第87页。发表《讣告》以后，有迹象显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了解得多了，评价也高了，在把「领袖」、「旗手」这些词用在毛泽东身上时，也显得不那么小气了。参见袁南生、申长友：《新发现的关於毛泽东的一则史料》，《党史研究资料》第3期，第31-32页。

50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167、169.51〈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不日开课〉，中国青年社：《中国青年》第2卷第6期，第26页，中华民国29年4月，延安。

52王明：〈学习毛泽东〉，中国青年社：《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第2-5页，中华民国29年7月。

53王明：〈学习毛泽东〉，《中国青年社：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第3页和第5页。

54至於王明在甚么情况下、基於何种动机来宣讲「学习」毛泽东，详情不得而知，王明本人在后来有个说法，大体如下：「六中全会以后，我觉在外不好就想回来。回来时是想搞好的，故1939年[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时弄好稿子，题为《学习毛泽东》，给毛看过，毛客气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还是发表了。」这是任弼时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的。（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编辑部：《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第7页）

55谢觉哉：《几个片段》，莫休：《无比的理解力》，徐特立：〈毛主席的实际精神〉，中国青年社：《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第53-60页，延安。

56白帆：〈他是我们的〉，中国青年社：《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第61页，延安。

57〈徐老部长说朱毛的故事〉，《新中华报》，1937年3月9日和13日，第4版。油印件。

58着重号是原有的。

59中国青年社：《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第53页，专栏，延安。

60刘光：〈「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道路〉，中国青年社：《中国青年》第2卷第7期，第31-33页，民国29年5月5日，延安。

61张如心：〈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编辑委员会：《共产党人》第16期，第44-45页，1941年3月，延安。

62王明：〈学习毛泽东〉，《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第24页。

63张如心：〈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编辑委员会：《共产党人》第16期，第47-48页。其中有两个字不可辨认。

64张如心：〈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编辑委员会：《共产党人》第16期，第48-54页。

65张如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干部修养问题之一〉，《共产党人》第19期，第43-46页，1941年8月。

66张希贤等：《毛泽东在延安──关於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组织人事、理论宣传和外交统战活动实录》（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页306.道叶青是不是第一个如此对待「毛泽东主义」的。二十多年以后，山口一郎在1964年发表〈太平天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中的禁欲主义〉一文，在指出二者的平均主义信念、重视群众教育和军队纪律严明（禁欲主义）的相似性之后，着重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中的伦理原则和实践原则，与太平天国之异。（TamaguchiIchir ō，\"The Taiping Revolution and Mao Tse-tung\'s Thought ，particularly onasceticism\"，see Noriko Kamachi et al.，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Since1953（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55.67余修：〈慰──献给林彪同志〉，《新中华报》1938年4月20日，第4版。铅印件。与《共产党人》这样的「党内的刊物」比较起来，《新中华报》是公开刊物。参见《共产党人》创刊号第1页，第81页，1939年10月，延安。

68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页164、197.69张如心：〈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编辑委员会：《共产党人》第16期，第47页。

70就贤体远，足以动众，不足以化民。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记》）

7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413.7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页509.73期望通过给刘少奇平反，「可以使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於面对现实讲话的。」（邓小平：〈坚持党的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页242）。

董标男，1961年生，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浙江大学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研究领域：教育基本理论和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

《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二十一期2003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