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在30年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重大的问题，也就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的高速增长、中国奇迹能否延续？或者说这种高速增长、这种奇迹还能持续多久？今天这个问题再次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今天我们的讲座就想谈谈这个问题，剖析这个问题，然后再从哪个角度寻找这种燎原之火，争取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再进一步。
我今天的演讲分为6个部分：第一是中国奇迹的七大源泉；第二是理解中国经济当前的“一枝独秀”；第三是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退出方法（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我们会在第二部分解释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以政府为主导的，以银行贷款为支撑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增长，它是很难持续的，所以第三部分就讨论怎么退出来）；第四是讨论更长期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寻找燎原之火，目前有4个方面可供考虑的因素，第一方面是国家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是城镇化的推动作用，第三方面是总需求的转型，第四方面是一种新改革观，或者是二次改革的观点；第五部分是对中国经济未来进行三种展望，这三种展望我也不想提自己的观点，我只是把国外相关的著名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三种预测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觉得哪个更加合适，结合我们的讲座，结合你们的经验，还有你们所获得的信息，你们自己来判断；第六部分是我新加上去的，就是老百姓（企业和居民）该怎么办。第六个部分可能是最困难的，因为我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发现我很难给老百姓提很多很好的建议。当然我们大家可以做一个讨论，我也想了很多天，就是关于中国老百姓怎么办的问题。在中国这种环境下，我只能尽自己的所能提出一点点好的东西来，据具体的根本解决办法应该是没有的。
第一，中国奇迹的七大根源。
首先看一下什么叫做中国奇迹，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全方位的渐进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实行了众多的改革，中国老百姓从贫穷变得富裕，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从公有制为主体的单一的经济形式转成混和所有制的形式；从孤立的闭关锁国的状态转到对外开放的状态。
下面看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是中国的GDP占其他大国的百分比，从1952年到2004年，这是以购买力评价为计算的，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对比，1978年中国的总体GDP占美国的13%，发展到2004年，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4%，如果跟印度比，在1978年的时候只占到印度的78%，而到了2004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印度200%的水平，这是总体经济总量。我们再看人均GDP的变化，1978年的人均GDP是美国的3.2%，到2004年达到了15%。跟印度比，1978年是印度的50%，而到2004年已经快到印度的两倍，这两个表的数据都是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我曾经自己计算过一下，在广州或者深圳这样的地方，如果说四口之家的年收入达到了18万元人民币，那么他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跟美国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当然这只是物质上的衡量，你跟美国老百姓相比，可能在精神、环保等方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不管怎么说，中国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奇迹的七大根源：第一方面是体制改革的推动，第二是后发优势的作用，第三是人口红利的作用，第四是货币化红利的作用，第五是计算机与信息革命的推动作用，第六是国际化分工，第七是体制性的推动作用。
我们下面挨个看一下这几个方面的推动力，首先看体制改革，我国30年的改革历程从大的方面讲就是不断探索，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改革，我想在座的各位也是记忆犹新，1978年我们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从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开始推广出来的经验，在农村的改革取得成功以后，又把农村的经验推广到城市。一开始在城市是搞企业的承包制，后来发现这种做法有很大的问题，存在着大家篡谋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后来就废除了承包制，改成了股份制为主的现代公司制的改革方向。中国改革走的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跟中国的解放战争是一样的。在价格方面我们也经历了从计划定价到双轨制的价格，到市场为主导的价格体系。大家应该记得双轨制的时候存在一个词，叫“官倒”，在那个年代，如果你能够以计划价格拿到钢材、外汇的话，再到市场卖掉就可以赚到很多的钱。在所有制方面，我们从单一的公有制过渡到混和的所有制，然后再从相对封闭逐渐走向改革开放（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本很宏大的书，在有限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完全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大家详细介绍，只是跟大家大体回顾一下这个历程）。在改革过程中，我们梳理了一下经济的秩序，同时极大地调动了老百姓的积极性，真正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中国30年取得奇迹的重要因素。
第二点是后发优势，1990年Lieberman和Montgomery指出后发优势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后动者的免费搭乘效应。就是后起者可以把成熟的技术、管理模式照搬过来，直接可以做。比如说连锁酒店、连锁超市的模式，实际上这都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还有，以前在起飞的初期，我们生产的东西都是很落后的，比如说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等等东西，这些东西的技术是从国外直接免费拿过来的，这是后发优势。我们还有一个后发优势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过去用盗版的Windows系统，还有搞盗版的图书。第二点是先动者锁定了错误的技术或营销策略。先动的人要付出一些尝试的代价，我们称为“试错法”，这种代价由于已经成为后动者的经验，所以他可以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第三是在位者的惯性。先动者取得了很多沉淀的投资以后，他就很难进行大的转换，在这个位子上有一定的惯性，而后动者就不存在投资沉淀的成本问题，因此他可以走一些比较新的道路，这就是后发优势。中国一开始底子很薄，因此也有很明显的后发优势的特征。
第三点是人口红利。我们所指的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和低工资的局面。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他们指出中国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到大约2015年，然后这个窗口会关闭，出现老龄化的局面，到时候人口红利将会变成人口负债。
第四点是货币化红利。目前还没有人提出这个红利，这是我自己的总结。所谓货币化红利是指什么呢？你在初期经济发展的时候，你可以多印一些钞票，这时候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多印了钞票，就相当于国家手里额外掌握了一部分资源，国家通过多印的钞票，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货币化红利呢？这跟我们整个经济转型的特征是很有关系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时候，我们大家不需要多少货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大家手里越来越多地需要持有一些货币，比如说原来手里只持有10块就可以了，现在你手里可能需要持有500元或者1000元，这种货币的持有量是不会直接参与整个经济流通的。如果它不参与经济的流通，它就不能转变为现实的对物价的推动，这就叫做货币化的红利，这是由于整个经济的转型引起的。大家看这两个图，这两个图给出了货币化的度量，蓝色的图是M1/NGDP（民意GDP），它在上升，紫色的图是M2/NGDP，它也在上升，这个上升的过程就代表这种资源被国家没有成本地拿到手里，而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这叫货币化红利。在这种货币化的红利下，中国的中央银行也习惯一直超发货币。中国这30年来，M1、M2平均每年发行的增长速度大概是17%，而中国当期的实际GDP增长每年平均不到10%，就是每年它有7%左右新发的货币，这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由国家来消费了，并且不会导致新的通胀。
第五点是计算机与信息革命。计算机技术在生产领域广泛应用，如数控机床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们用上计算机大概是什么时候，1992年的时候开始有了286，当然现在大家用的是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应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生产也提高了效率。另外是网络IT技术为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创造了极大的便利，也进一步深化了全球分工体系。大家也可以回忆以下，网络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时候，那是1998年以后的事，2000年有网络经济泡沫，那时候街上打了很多网站的广告，那一波网络泡沫大浪淘沙，最后只剩下几家网站，很多网站都是昙花一现。那一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抓住就抓住了，你没抓住就没有。网络的出现最大的好处是为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创造了便利。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看到美国一个小青年做的网站，他是一个工程师，他告诉你如何通过合法的渠道购买制造原子弹的材料，告诉你怎么把它组装起来，然后引爆。这个例子很生动地说明，网络对知识和技术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六点是国际化分工。所谓国际化分工是指发达国家的资本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相结合，利用了剩余生产要素，深化了全球的分工体系。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国，当然还包括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这四国合称“金砖四国”。实际上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都是在向中国学习的。深圳这个地方在1992年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邓小平南巡。大家有没有想过邓小平为什么南巡？1989年以后，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后来整个经济不是特别乐观，而且从价格方面来看，市场化的改革在往后走，这时候邓小平觉得这种情况不能持续下去了，到南方发表了一番讲话，说要坚持改革开放，然后才取得了大的飞跃。在南巡以后，大量的外资进入到中国，第一家进入广东的外资银行就是香港的恒生银行，当时我在银行工作，我记得恒生银行还想从我们银行挖人。这是大量的外资进来，同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剩余的资本和剩余的劳动力相结合，创造了大量的劳动生产力，这是国际化分工的作用。
第七点是体制性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权力跟西方相比更加集中，这种体制有有利的地方，也有弊端。有利之处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2012》这部电影显示中国人建成了几艘诺亚方舟，后来有一个老外很感慨地说：只有中国才能干出这样的事。但是它还是有弊端的，当经济变得比较复杂了，经济很庞大的时候，这种体制管理的作用跟市场经济调整相比，它的效率就变得很低。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走到今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体制弊的一面越来越大，大家可以看几个图，这个图是三峡工程，你说它是中国这个体制利的一面也可以，当然它还有很多负面的消息。大家看这个图，这是一个新闻报道，它说的是“成品油海外贱卖，出口价比国内价低320元一吨”，是说中石油、中石化（它们是集权体制下很庞大的公司）在国内市场卖的价钱比国外还要高。虽然说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比较低，但是老百姓享受的高油价的“好处”还是比较多的。下面这个图是去年冬天的时候，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排队加天然气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石化双雄说，我们现在天然气是亏损的，不能保障市场的供应，于是就造成这样一种人为的局面，倒逼发改委涨价。所以看得出来，体制性的推动作用发展到今天，它的弊的一面越来越大。
上面我们总结了中国奇迹的七大根源，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奇迹以及其中蕴涵的七大根源发展到今天的变化，这七大根源在当前中国经济中遇到了瓶颈。
首先看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来看，可以说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是农村包围城市，它是从简到难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容易改的基本上都改得差不多了，还剩下什么没有改呢？大的垄断性的东西没有改。再加上后发优势大部分发挥殆尽。刚才说了后发优势有几种，一个免费搭乘效应，这个优势现在越来越少了，比如说以前我们生产一个电视机，可以免费拿到人家的技术，现在你要生产等离子电视，就要购买人家的技术。还有错误的技术和营销策略，现在中国把国际上很多的商业模式都搬过来了，这一块很难再有什么新意。能够体现一些推动力的，就是在位者惯性，中国目前在新兴产业这一块没有比较大的包袱，因此它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一定的推动。也就是说后发优势方面，目前看起来有一点用处的就是第三个，前两个基本上没有了。谈到人口红利，刚才那个资料显示，2015年的时候基本上就要消失。再看货币化红利，已经消失了，而且现在已经转变为货币化负债。计算机和信息革命大的推动力也消失了，目前还存在部分的推动力。大家可以想一下，2006年以后，计算机技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硬件方面就是CPU从单核变成了双核、三核的，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么高的机器配置。从软件方面来看，以Windows为例，从2006年以后，它没有太大的变化。从网络技术来看，如果2006年的时候，你查不到历史上的东西，现在仍然查不到，意味着该上网的信息差不多都上网了。从这方面来看，计算机和信息革命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目前剩下的推动力也只剩下很有限的部分，电子商务这一块还有一点推动力。国际化分工方面，现在已经基本上发挥到了极致，世界500强的企业基本上都到了中国，几大品牌的汽车都在中国设了分厂。同时，从民工荒这个现象来看，中国农村该出来的劳动力也出来得差不多了，你可以想想，你现在雇个保姆需要多少钱。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家雇个保姆才花300，2006年的时候大概是600，现在需要2000。也就意味着中国剩余劳动力的优势也开始慢慢消失，国际化分工的作用也开始发挥到极致。从体制性的推动作用来看，显示它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既有的七大支持中国经济奇迹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中，大部分推动力已经消失了。
目前我们的发展的确遇到了很大的瓶颈，为什么我们提出“红旗还能打多久”？实际上跟我们的分析是密切相关的，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按理来讲，我们应该寻找更多的深层次的推进因素，但是目前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还不是在这里面寻找一些东西，而是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就是下一部分的内容。在谈到下一部分内容之前，我们先把这部分内容做一个细化和总结。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货币化负债”。刚才我们讲了货币化红利，这个图显示这两个指标在往上走，我们得到了货币化红利。现在我们看到这两个指标已经变了，这是1996年以后的事情，从1996年到2002年是在下降的（这个要反过来看），到了2002年以后，V1开始上升，意味着我们2002年以后货币化红利已经转化为货币化负债，V2也是在往上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是10%，经济中出现了负债，每年发行的货币就不能超过10%，才能保证不出现通货膨胀。
对前面做一个总结：30年，中国经济堪称奇迹，这个奇迹的七大根源包括：体制改革、后发优势、人口红利、货币化红利、计算机与信息革命、国际化分工、体制性推动。七大源泉中，从目前来看，大部分已经基本耗尽其推动力，部分已经开始发挥反作用，包括货币化负债、体制性的反作用。
第二，怎么理解当前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可以看一些数据，这是美国的失业率，美国的失业率从1999年开始一直是很低的，到2007年的时候，大概是4.3%的失业率，然后爆发了次贷危机，然后转变为金融危机，之后转变为经济危机，它的失业率急剧上升，最高的时候上升到10.32%，根据目前美国劳工部的统计，它的失业率仍然徘徊在9.4%到9.6%之间，也没有下降的趋势。再看日本的经济情况，这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2008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5%，2009年的时候出现了5%的负增长。这是欧洲的经济增长情况，跟日本也差不多，2008年的时候增长率急剧下跌，2009年的时候负增长。前面谈到的是2009年以前的情况，下面看一下2010年的情况，去年的时候，整个世界经济复苏比较缓慢，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伴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魅影呈现，蕴含着新一轮经济泡沫。联合国1月21日发布的《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中称：世界经济在经历了一年脆弱而不平衡的复苏后，全球经济在2010年后半年全面减速，目前各国由于财政赤字严重，已经失去了支撑本国经济增长的资本。随着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世界经济的复苏时间可能会继续延后至2012年。欧美经济复苏减缓，日本遭到地震重创，可预料的定量宽松政策带来恶果，2008年9月以来，西方的很多国家纷纷实行零利率，或者接近零利率的政策，2009年以来，实行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国的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日本地震带来的重建巨大需求，将会带来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进而向全世界输出通货膨胀。同时，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月愈演愈烈，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等国的公共债务风险持续加大，引发了全球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
总结一下后危机下世界经济走势：一，由于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性质，可以预料复苏仍将缓慢、曲折。二、低利率、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后果：首先，后危机将出现全球流动性结构性过剩；其次，全球经济将从旧泡沫迈入新一轮泡沫。第三，世界经济企稳后将迎来新一轮全球性恶性通胀。世界经济呈现本世纪以来最为复杂的情况，蕴含着极高的系统风险，包括汇率的大幅波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资产价格波动、国际贸易的波动、还包括国际资本流动。
可以看得到整个世界经济还是比较萧条的，我们看一下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直接把中国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报告摘过来，代表官方的意见。官方的意见意味着什么呢？很多时候要通过字面的意思理解里面的意思。2009年的时候，中国的GDP为33.5万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2%，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9.1%，四季度增长10.7%。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涉及民生领域的投资增长明显加快（这句话不太清楚，他也没说到底什么是涉及民生的领域），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为2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30%，占GDP的67%。CPI和PPI全年下降，年底出现回升。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新增贷款大幅增加，M2增长了27.7%，M1增长了32.4%，平均下来大概增长了30%。贷款原来是30万亿，2009年就增长了30%多，将近10万亿。
再看一下2010年的情况，也是马建堂的报告，初步测算，2010年GDP为39.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3%，一季度增长11.9%，二季度增长10%，三季度增长9%，四季度增长9%。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投资结构继续改善，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4%，已经占到中国GDP的大概71%。市场物价同比上涨，食品价格涨幅较大，按官方公布的数据，去年的CPI涨了3.3%，其中食品是7.2%，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5.5%，原材料等价格上涨9.6%。我不清楚深圳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根据我的实际感觉，中国的CPI上涨超过了3.3%，后来我们研究了中国的物价到底上涨了多少，我们研究的结果跟官方公布的不一样。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人民币存贷款增量减少，到底增了多少呢？M2跟去年相比，增长了19.7%，M1增长了21.2%，平均下来增长了20%。贷款也增长了差不多20%左右。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2009年跟2008年相比，我们的货币跟贷款基本上增加了30%，2010年跟2009年相比又增加了20%，2010年跟2008年相比，又增长了多少呢？就是1.3×1.2，大概是1.56。今年计划内大概是增长15%—17%，1.56再乘1.17，这就有80%了，也就是说这三年下来，我们的经济中货币的总量要比三年前增加了80%。如果经济不增长的话，增发的货币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当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抵消一部分货币增发的影响，但是剩下的数还是很大的。而且刚才我也提到了，中国现在已经不是货币化红利，而是货币化负债，也就意味着在货币化负债的情况下，增发的货币带来的通胀压力还会更大。从总体数据上来看，中国经济为什么跟世界经济相比好像是一枝独秀的呢？实际上它就是政府主导下以银行贷款为支撑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的反弹。
我们下面可以看更多的证据。上面的图是中国的4万亿投资的支出结构，下面是美国的救市方案。中国的有两个图，前面这个图是一开始确定的4万亿投资的结构，后面的是修改以后的结构。我们看看这个支出结构，保障安居工程从7%变成了10%，农村的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是9%，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是30%—40%，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一开始只有1%，后来提高到4%，生态环境保护原来是9%，现在变成了5%，自主创新结构调整由4%变成9%，灾后重建占了9%，这是中国的支出结构。70%以上的钱都在盖房子。我们看看美国奥巴马的方案，首先22%是减税，18%是减轻州和地方政府的负担，这两项加在一起是40%。中国是什么状况呢？中国首先是没有减税，另外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我告诉大家一个数据，2009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增长9%，2009年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了12%，2010年的时候中国GDP增长10%，而中央财政收入增长20%。可以看得出来，中央是在放权还是在抓权？它正在从地方抽取更多的利益，这跟美国正好相反。美国的16%是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美国的基础设施跟中国的含义是不一样的，美国所谓的基础设施主要是投放在实验室或者实验室的建设方面，包括仪器的投资等等。18%是保护弱势群体，就是直接给失业人员发放救济金，这跟中国的保障安居工程建设是有点相似的，中国是7%和10%，但不一样的是美国直接发钱给大家，而中国是盖房子，然后你再来买，或者再来租。美国在卫生保健上花了7%，教育培训上花了10%，加起来是17%，而中国的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一开始只有1%，后来提到了4%。美国还有10%的能源储备。
总的来看，中国的方案是政府主导的以基础设施投资为根本的东西，主要是盖房子、修路。而美国更加注重长期的东西，它更加注重通过减税来提高居民的收入，因为你减税以后，老百姓有钱了，老百姓有钱怎么消费是他自己的事，这是市场经济的思路。而中国搞了这么多工程，包括灾后重建、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它是政府主导的，比如说建多少条高铁，建哪一条高铁，这都是政府的思路。所以从市场主导和从政府主导的方向看，这两个方案就根本不一样。为什么中国喜欢采取这样的方案呢？而美国采取另外的方案呢？从这个角度可以提醒大家一下，盖房子、修路的好处在哪里？它可以拉动经济，而且在短期内的效果是极好的。因为你盖房子、修路，首先带动了水泥、钢材的需求，而且是大量的需求，其次，通过征地把地价抬上来了。第三，因为这是劳动密集型的做法，所以在短期内解决了就业的问题。而美国的这种方案是调整经济效率的方案，而且通过科研的投入，保障长期的增长，它在短期内的效果是很差的，比如说在实验室和科研设备上投资，这方面能带动多少需求？能带动多少就业？带不来多少。所以从这种方面来看，中国的方式在短期来看是有用的，问题是你的路修完了，下一步干什么呢？而且你修这么多路，能不能修得出来还是个问题。但是美国不一样，它正在发展新的技术，可以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所以中国的方案更多的是看重短期的东西，而美国的方案看重的是长期，美国这个方案短期的效果很差，所以美国的失业率仍然很高。美国人对中国的这个方案很欢迎的，因为他自己看长期的发展，那短期的交给谁你？这时候中国人站起来说，我来挑起世界经济复苏的重担，他们当然就高兴了。但是这里面牺牲的是长期的利益。
另外还有一个证据，这不是我编的，而是《经济观察报》的报道，根据机构的调查显示，4万亿信贷资金正流入产能过剩行业，像钢铁、电力、港口产能已经过剩了，此轮投资也增加了很多。从调查结果上看，贷款比较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中上游和投资周期较长的行业，如房地产、电力设备、煤炭、水泥、有色金属和机械等，而这些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是一种短视性的政策，它带来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这使我们体会到为什么中国经济看起来好像风景这边独好。它带来高速增长下失衡的问题，总需求结构会进一步失衡，另外所有制结构也会进一步失衡。这个是总需求结构的世界对比，这个图给出的是整个的GDP中，老百姓消费所占的比重，最低的是中国，最高的是美国，达到了70%，中国到2006年的时候是37%，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是57%—60%之间，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已经很少了，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只占37%，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结构已经是扭曲的，我们投资和出口的太多，这时候我们应该刺激消费。但是2008年的金融风暴以后，政府又进一步采取了刺激投资的政策，这种政策只能使得消费进一步下降。到今天为止，中国老百姓的消费（不包括政府消费）在GDP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到30%，我们每年生产出那么多的GDP，真正能被老百姓享受到的不到30%。剩下的到哪里了呢？有一部分被投资了，另一部分被其他的地方消费了，这是投资结构的问题。还有所有制结构的问题，也就是国进民退。
第二个问题是出口增长模式转化为消费模式的困难，因为你还在搞投资。第三个问题是地方融资平台和货币信贷风险的问题。大家可以想像得到，中国经济所谓的“一枝独秀”是政府主导的以信贷资金为支撑的一种方式，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一般是政府立项，比如说修哪个高速公路、电网、码头和港口，它要成立一个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修这个东西需要有钱，它没钱怎么办呢？就由银行来贷款，银行又不愿意贷款怎么办呢？它就搞一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当于政府把项目公司和银行叫到一起，让银行给这个项目公司贷款，然后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政府又凭什么来担保呢？只能靠未来的财政收入。问题是假如这个项目做不下去了，或者是这个项目的投入产出是亏损的，银行贷款还不了，你想一下，银行敢不敢向担保方（政府）要钱？这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大容易的。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银监会、银行工作，他们告诉我，这样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将来这个信贷风险资金怎么办？当然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我们以前干过这个事情，我们拿外汇储备来冲。可以想象得到，有可能在几年之后，下一轮外汇储备注资又会发生。反正外汇储备都是大家的钱，大家的钱最后都注入到国有银行系统了。
第四点是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影响社会基本稳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得到好处的是谁？发包方、承包方、转包方等等这些人，建筑工人得不到多少好处。这些本来就是富裕阶层的人，或者是超级富裕的阶层，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好处，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就会影响社会稳定。
第五，这种短视性的政策是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在慢慢往后退，也就是说这种政策对市场经济改革理念的大方向是很大的冲击。
第六方面是会引起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为什么这么说呢？想象一下，我们这么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比如说我们修高铁，要靠银行贷款，你贷了一年，我们修了一段高铁，但是下一年还要修高铁，或者这一段还没修完，我这时候不能把项目停下来，还得接着往下走，这时候钱从哪里来？要么是政府发国债，要么是接着搞贷款。国债发不了多少，就只能靠大规模的贷款，这就意味着这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一旦上马，就很难再退回来，只能进一步往前推，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向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多了，就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看中国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你就会发现，银行贷款多了，只能代表发行货币多了。我们虽然想控制通货膨胀，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绑架”了贷款，倒逼了货币发行，我们的货币超发状态是控制不住的。当然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多，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几，但是根本的态势是改变不了，最后只能引起通货膨胀。同时对钢铁、水泥的拉动，对地价的推动，就会导致房价的上升，这是短视性政策的6大问题。
这个是潜在通胀的计算，我们按照经济学的学理算了一下，中国在2009年和2010年多发的货币带来多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个具体过程就不说了。这里有一个报道：专家称中国潜在通货膨胀或达到30%以上，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关于房价的问题，这是社科院蓝皮书的预测：预计2010年住房价格涨幅为15%左右，按照目前的收入比水平，85%需购买新住宅的城镇居民家庭都无力购买新房。对2011年的价格走势也做了一个预测，他说如果调控放松，房价将会出现报复性反弹，价格可能上涨20%—25%，另一种可能是房价略有下降或者温和上涨。
这个图给出的是全国各大城市的房价控制目标，每个城市在2011年提出的房价控制目标都是增长的，而且都说要跟当地的GDP增长挂钩，只有北京提出稳中有降。为什么北京不一样呢？因为北京这个城市不太一样，跟其他的城市没法比。为什么地方政府要搞这个东西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数据，目前中国各地方的财政支出中60%是由卖地来贡献。如果你把地价搞下来了，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可能都很难发。所以地方没有积极性把地价弄下来，除非中央把钱给地方，在保证公务员工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把地价给弄下来。刚才我已经给大家提供了数据，目前这两年来看，中央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经济增长，它是在从地方抢更多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房价跟地价很难控制下来。有时候我做经济研究也有一些体会，我发现中国的地方官很难做，比如说中央财政拿了很多的收入过去，他又说地方有责任控制房价，超发的货币很多，他又说菜蓝子工程要市长负责，搞保障性工程地方负责制，开发商要有道德的血液，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仔细把这些问题结合起来想想，还是有一些值得琢磨的地方。总的来看，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房价很难降。
这是外媒的评论，外媒称中国巨额投资建高铁或拖累经济，到2020年，中国计划要建成的高铁数量将会达到世界总里程的一半以上，贝尔斯登公司的主任说新铁路系统节省的时间或许无法合理解释其代价，但是这一项目的输家一定是中国的消费者。在政府关注公共项目开支的同时，他们将不得不等待新的医疗和养老津贴。对任何经济而言，这种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这是中国的一个专家说的：如果美国有次贷危机的话，中国也有铁路债务危机。
我们现在把这部分做一个总结，政府主导的以银行信贷为支撑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的经济反弹，就是所谓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根本原因。这种反弹模式“绑架”了银行系统，倒逼了货币发行，引发了通胀以及通货膨胀预期，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这种模式会进一步引起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包括总需求的结构扭曲，收入分配的扭曲，城乡差距和国进民退的问题，在理念方面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博弈。我认为这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走上这条路，很难再退回来，它至少绑架了很多东西，中国的房价绑架了中国的老百姓，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绑架了银行，绑架了货币发行，走到这条路上之后，真的很难退。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不能再折腾了。
第三，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退出方法。首先是这种投资增长模式怎么退出来的问题，因为你倒逼了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就不能解决，所以我们就要退出这种固定资产增长方式。实际上解决方法是很清楚的，首先要对目前已经上马或者是即将上马的项目进行摸底和排查，要算笔账，看这个项目到底能不能盈利，会不会亏损，值不值得我们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该上的上，该压的该，该退的退。同时在银行和信贷方面进行一些配合，在贷款规模方面进行严格的管理。这是一个根本的方法，一个是对项目进行审查、压缩以及清退，其次在贷款方面也进行一些相应的规定。方法是很清楚的，应该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固定资产投资退出的问题。问题是在现有的体制下，能否实现这种解决方法。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按照这种方法做的话，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或者是有很多前提是达不到的，首先是信息缺乏的问题，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在做计划和决策的时候是缺乏前瞻性的，大家很少看到很远的事情。中国目前这么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到底我们投了多少，或者我们计划投多少，我们是不清楚的。到底投到哪里，我们也不大清楚。那么这些投入的项目，它的效益和风险是怎么样的，我们更不清楚，这些项目对后续的资金有多大的需求，也没有人做这个测算。如果是缺乏这个信心的话，我们很难用这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这个决策过程也缺乏透明性和科学性，我们不知道这个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比较困难。
为什么我说缺乏信息和投资缺乏科学性呢？我这里摘的是一些报纸上的报道，第一个是“三线城市疯抢立项，高铁版图迅速扩张”，这是《华夏时报》的一个记者的报道。华夏时报记者从铁道部获悉，“十二五”规划编制刚刚启动，目前相关工作正逐步开展，国家要搞“十二五”规划，大家都在抢项目，谁能抢到高铁项目，对地方经济有很大的贡献，地方GDP的增长，带动了地方的交通，还带动了就业。在3月22日，重庆举行的一个动员大会上，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都到场，副市长等主要领导到场，地方媒体这样写道“礼炮齐鸣、锣鼓喧天，成渝铁铁客运专线重庆段建设动员大会暨开工典礼在重庆拉开帷幕。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运输研究所书记董焰正在发愁递交给国家能源委的“十二五”煤炭规划报告怎么写，原来规划的2020年用煤28亿吨，可是今年就这个数了，后来规划到38亿吨，算下来2015年就超过了，现在预计要50亿吨，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们说。因为高铁上来了，需要更多的电，中国大量依靠煤来发电，煤发电也会带来环境的破坏等等问题。所以董焰对记者表示，“高铁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只要发展不要环境的时期了”。这是去年4月份的事，再看一下去年7月份的事，去年7月份《香港商报》做了一个报道，铁道部总经济师表示，2011年的投资应该有8000亿。《香港商报》就评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8000亿的投资还是有一个缺口的。我们再看一下今年2月份《中国经营报》的报道，“来自中投顾问的数据显示，2007—2009年间，高铁的负债率分别是42.%、46%、53%，高铁资产收益率在2007年和2009年分别是0.98%，-1.31%，0.24%，这个数据从财务上看无疑是亏损的。然后4月份的《经济观察报》报道说：高铁大跃进降温，铁道部压缩今年投资2000亿。一开始说是8000亿，然后今年年初计划7000亿，现在压缩到4000多亿。我们再看前两天的报道，“十二五”高铁的投资计划做出来了，今年投6390亿。所以说在整个过程中，到底投多少钱，我们一直不大清楚。如果这样的话，做决策、分析都是比较困难的。
第四，长期应该怎么办。在短期内大规模的退出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寻找燎原之火，解决“红旗还能打多久”的问题。有4个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需求结构调整、城镇化、新改革。
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务院有一个关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包括7个方面：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业。国务院将在这方面加大投入，给予一些政策优惠，争取在这方面做一些成绩。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取得世界领先的话，我们的确可以在下一步取得比较好的优势。但是目前中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跟国外相比还是很落后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些产业能不能在短期内迅速形成生产力，还是一个问题。不但是中国存在这样的问题，全世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些科学家，他们认为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包括纳米技术、基因工程、新一代的核聚变技术，如果要想投入到经济中，能够变成大规模的生产力，对经济产生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大概是10年以后的事，这一块来看，短期内不大容易找得到。
第二个是总需求结构调整，我们要实现从投资到消费的转变。这就涉及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消费，什么决定了投资。我认为决定中国居民消费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是可支配收入，第二方面是双重不确定性，包括收入和必要消费的不确定性。什么是必要性消费呢？就是我们花在衣食住行的支出是不确定的，因为价格成天在变，而且目前来看是在上涨的。其次是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也是不确定的。大家看这两天的报道，广州市小学的借读费都升到五六万了。另外是社会保障方面的付出，就是未来我退休以后，谁来负责我的养老，这一块也是不确定的，中国的社保亏损也是比较厉害的。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就是收入和必要性消费的不确定性。除非能把这些不确定性消除，除非你把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否则很难想象老百姓的消费有很大的增长。增加老百姓收入这一块也没有特别大的希望，因为现在个税起征点是3000还是5000都有很大的争论。从决定投资的角度来看，在投融资改革完成以前，国有企业总是会过度积累资本，低效投资问题无法完全解决，产权体制和融资体制改革的推进进程有助于减轻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并导致国退民进现象。政府刺激产能的介入行为对投资的影响是有效的，并且其作用表现出不对称性，危机下大规模的政府介入行为导致国进民退，并造成了投资的动荡，我们建议在一种更加规则和明晰的改革模式下完善产权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并且仍要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根本导向。也就是说真正的投资，第一是政府不要太介入，第二是把投融资体制进行改革，所谓的投资体制就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的方式，融资体制改革就是由国有大的银行配合下产生的贷款的软约束。很多项目是政府主导的，银行也是国有的，好像大家是一家人，感觉就应该给他贷款，我们要把这个观念进行改革。如果说我们能够打破国有银行垄断的系统，所有的银行都是纯商业化运行的话，这种投融资模式就有很大的改变。
虽然说我们要转变到以消费为主的模式上，但是从深层次的原因来看，我们需要更加深入的改革，而从改革的推动状况来看，想从投资转到消费模式还是相当困难的，除非我们把改革深入。
第三个是城镇化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很多的学者说，城镇化将在未来推动中国20年的增长，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话。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城镇化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查了一下资料，国际上认为城镇化能够推动现代经济增长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呢？第一是人口在城市中聚集产生的规模效应，第二是由于人口在城市中的聚集产生了市场需求，它会迅速增长，会多元化，并且促进专业化分工。第三是研究开发、现代服务业，如金融和保险业、信息和计算机服务业等，必须依托城市发展才能得到扩张。第四是更多的资本、技术和知识的流入，这些要素的整合将会进一步诱发技术创新和流动，并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
大家可以看得到，城镇化最关键的还是技术、人口的聚集产生的效应。但是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中国的农民工已经大量的进城，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已经事实上实现了很大程度上的城镇化，尽管在数据上的城镇化没有那么多。广东省已经成为全国第一大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动人口贡献的，广东省上缴的税收占到全国的税收收入的1/7，广州市就占了全国总税收的1/24，广东省的GDP占全国的1/10。所以说广东对整个中国经济的贡献是很大的。在数据上没有很大的城镇化，但是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很大程度的城镇化。如果说事实上的城镇化很难带动经济增长的话，对中国而言，能够带来推动的动力在哪里呢？第一是城市道路交通建设，第二是住房的建设，第三是教育、医疗文化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从城镇化的模式来看，也无法改变这种投资增长模式。虽然我们还可以干出很多增长，但是这也不能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根本的素质和效率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城镇化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或者是多久的作用呢？因为我没有对这个问题做专门的研究，但是我认为城镇化对中国的推动作用远远不会像有些专家和学者说的那么大。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已经在很多地区实现了事实上的城镇化，所以不要高估这个作用。
最后一条是改革的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改革的问题，包括消费的因素、投资的因素，包括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可能需要经济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改革来进行支撑。关于消费和投资，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基本上完全是改革的问题。下一步到底我们应该靠什么呢？从根本上来看，还是应该靠一种新的改革，或者是二次改革才能持久地推动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这里就提到了二次改革和新改革观的问题，新改革观不是我提的，二次改革是我目前提出来的。我们看一下中国以前的改革是怎么改的。谈到改革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要改什么”、第二是“我们要怎么改”。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应该怎么改的问题，这是一个新改革观的问题。
“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推进到目前阶段，按照魏加宁的看法，出现了一系列的负面倾向，包括公共权力被部门权力肢解的倾向，以及国家利益被部门利益肢解的倾向，还有多数人的利益被少数人攫取的倾向，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倾向。从这里来看，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改。下面就谈到怎么改的问题，我认为这种新改革观应该体现科学性和明确性。所谓的科学性是指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方向，坚持大多数人受益的导向，还要坚持利益分享式的改革（在改革的时候，可能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时候可能要给他一些好处，这样才能使一些改革有很大的推进），还要兼顾短期和长期的利益，有大局观，要灵活地兼顾公平与效率，改革要有可行性，改革决策应该更加科学化、民主化。
关于明确性，现在中国最缺的是这个东西，要明确改革的方式和推进进程，不能明确并宣布改革的方式和改革推进的进程，改革的目标和原则很可能不能真正得以贯彻。我们要改革什么东西，要进行宣布，让大家来监督。比如说你今年改什么，明年改什么，要让大家知道。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我国的《反垄断法》，它于2008年8月1日已经开始实施了，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定义这种垄断，以及界定国有企业是否构成垄断的问题，这种法律细则一直没有出台。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的垄断问题，但是在法律上没有真正得到贯彻，或者说这种制度是一纸空文。我们有了法律，但是能不能真正做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目前应该先改什么，是经济还是政治，我们改革应该采取什么顺序？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第二是要坚持改革的透明性，在保障可行性和可行性的前提下，将改革方向、原则、决策办法、推进进程的细节都告之于民。第三是逐步过渡到用法律形式替代政策调控，做到依法治国。这是我们对改革的基本看法。
第五，对未来中国经济的三大格局进行展望。这里我引用了国外的三个研究，这三个研究分别代表三种增长格局，第一个是美国波士顿的GMO公司写的报告，题目叫做《中国的红色警报》，他说：中国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典型了泡沫状态，这个泡沫迟早会破灭，让人担心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推迟泡沫破灭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第一，中国人口会在2015年开始下降。第二是市场非常信任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但是中国过高的投资水平已经造成投资的错配，因为投资的质量很低。第三是中国的投资极其繁荣，但是发达的基础设施利用效率却非常低。第四是投资繁荣过程中助长了腐败行为，这增加了成本，并提高了风险。第五是异常宽松的流动性和过低的利率在催生泡沫。第六是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导致低投资效率的外汇储备。第七是快速增长的信贷使得人们再度担忧中国银行业坏账风险。第八是“大到不能倒”让人们相信金融体系不会出现问题，而这是投机泡沫的共同特征。第九是压低的放贷标准形成了危险的放贷方式。第十是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泡沫状态，尤其危险的是以增值的房地产抵押去获得贷款。报告的结论非常明确：当中国这部巨型机器最终停滞，这些沉浸在梦中的投资者将恶梦醒来。他认为中国经济会走上日本经济的老路，日本由于广场协议之后，由于日元的贬值以及一些政策的问题，出现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增长。
第二种看法是“北京共识”。这是非常乐观的，美国的时代周刊和高盛银行的资深顾问和英国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他们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们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简单地说就是如何使一个国家在世界立足的三个原理，第一是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迄今创新和技术给一些部门带来了超快速变化，足以使得中国能够解决改革带来的任何问题。创新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有出现，新的变化又产生，用物理学的术语来讲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这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有新的创新，新的创新会产生新的价值，新的价值会稀释这些问题。当然这里面高速增长是需要的，只要增长，这些问题都会慢慢解决，或者是创新掩盖了现有的问题。第二，由于不可能从顶端实现对动乱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要让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这是处理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府会慢慢地把目标从单纯的GDP增长转到更加综合性的经济发展指标来看，这也会有一些好处。第三，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奇迹必然发生，而且将会持续。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看法，这是最悲观的结论。“佩佐夫的预言”，1929年大萧条来临之前，奥地利学派曾经提出了大萧条到来的预言，因为预言变成了现实而备受关注。2004年，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佩佐夫在读完奥地利学派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书后，将美国1920年与今天中国经济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一个崛起的经济巨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次大萧条，正如美国在1930年所经历的。大萧条是很厉害的，当时在美国的失业率最高时达到了24%，1/3的企业和一半的银行倒闭。
你们觉得哪个可能性最大？
选择第一个结果的最多，选择第二个的次之，选择第三个的最少。我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了，到底结果怎么样，未来是没法说的。我个人也倾向于第一个，而且我认为这个拐点可能在2015年出现，就是现在的高增长模式到2015年以后会有很大的降低，有可能是3%或者是4%。当然，中国的数据，即使只有3%，做出来的数据也不是这样。我认为三种模式中，第一种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第六，老百姓该怎么办。我刚才说过，老百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跟我的学生讲了以后，大家也在讨论，在这种大的格局下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大家想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方法，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说一下我自己的小小的看法，也不一定对。我认为中国的政府还是比较强势的，在这种情况下，跟着党走还是有必要的。政府在搞高铁投资，尽管他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它一定会搞出来，这时候你买高铁的股票，或者做相关的行业还是有机会的。比如说高铁带动了钢材、水泥的需求，如果你有前瞻性的话，在这方面做一些布置，可能会获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跟着党走还是可以的。
给大家一句话“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这是《浮士德》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你坚持真理、追求真理，勇于实践，最后不管你成功与否，都能得到成功的救赎或者天堂的救赎。
最后送给大家一幅我女儿的作品，她画的一一幅漫画，谢谢大家！（掌声……）
提问：您认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未来三四年会破吗？内地的二三线城市的房价还会涨多久？政府依靠土地出让的财政收入状况能改变吗？
王曦：我说一下我对房地产的看法，我们对房地产也做过研究，中国的房价到底决定什么？我们把国内70多个城市的房价做了一个模型，后来在中国房地产经营年会上做了一个发布，我把那个结论告诉大家，我们认为决定中国房价是三大因素，第一是土地的价格，第二是老百姓的收入，第三是物价水平，它们贡献的比重都差不多。
我们分别讨论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土地价格，如果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的体制不改变，地方没有积极性把土地价格降下来。第二是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的收入还是有一些增长的，我们现在提出要使得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不低于GDP的增长，这对房价也是一个支撑。第三是物价水平。我在2009年的时候认为中国的房价还是有泡沫的，但是这两年我们发了很多的钱，我刚刚已经说过，有专家说，我们的潜在通胀在30%以上，也就意味着，如果说以前的房地产泡沫没有超过30%，等这30%的潜在通胀全部释放出来的时候，房地产这30%的泡沫就已经没有了。所以总体来看，我个人认为，除非出现一些大的事件，要房价跌得很大的话基本上不太可能。目前房价有限购的措施，这实际上是不太好的办法。弗里德曼说过：通过直接的管制或者控制的方式来治理通胀，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当然也不排除中国的房价有过分投机、炒作的问题，但是我想在三五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除非拐点出现。而且中国的人民币还处在一个升值的区间。在这个情况下，境外的热钱也会不断流入，这些热钱也会买房地产。除非中国经济出现很大的拐点，房地产的价格不会有很大的下降。现在房地产市场有些乱，有些人把价钱乱搞，你在买房的时候也要进行仔细的鉴别，平均来看他是在往上走的，但是也不排除你可能买到很糟糕的东西，所以这需要你进行一些挑选。从目前来看，还没有什么迹象能够显示土地财政有根本转变的迹象。
提问：根据我的观察分析，中国奇迹的推动因素主要是三个依赖：一是依赖外资，二是依赖外国技术，三是依赖外国市场，您认同吗？
王曦：你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发展全是外国贡献的。中国奇迹我已经讲了7大源泉，你主要谈的是国外的作用，我想内部作用、外部作用都起很大的作用。对外开放的确在中国经济奇迹中起到很大的贡献，但是不能否认中国的改革，包括老百姓的勤奋、人口红利等等因素。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也会把这方面做一个研究，看看各方面的贡献到底有多少。
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情况下，2010年中国A股市场全球跌幅最大的问题。
王曦：可以说这是一个机会。
主持人：应该进场抄底？
王曦：个人看法，风险自负。
提问：请简单讲讲白银暴跌的原因。
王曦：大宗商品价格我有些关注，但是我没有特别仔细的研究。白银价格暴跌就是投机性的泡沫，但是具体应该跌到哪里，哪个水平才是均衡合理的价格水平，这个东西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因为国际上金价、银价、石油价格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既有基本面的因素，还有大量资金炒作的因素，还有大宗商品周期的问题。大家可以看看罗杰斯的相关评论，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对商品市场有很独到的一些看法，大家如果对商品市场进行投资的话，可以着重看他的一些分析。
提问：请问为什么投资选择这么少？是政府管制过于严格，还是风险投资过大，不适合国情？
王曦：其实这两个并不矛盾。中国对很多的投资并没有放开，比如说期权方面就没有完全放开，这是金融投资方面。实业投资方面，目前还是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当然有些垄断性的东西你是不能做的。金融投资方面我们的选择有一些限制，这是经济发展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为什么目前有这么多不能做的呢？直接原因是政府管制了。政府为什么不让你干？还是觉得风险比较大，或者投资者不太成熟。我想这是一个过程，而且中国政府在金融方面还是尽量求稳的，它不希望有太大的波动，比如说以前的“327国债事件”，那时候对国债期货进行炒作，后来以中金开为首的一伙人和以万国为首的一伙人对打，后来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万国就输掉了，整个就倒闭了，从那以后国债期货就停掉了，引进了一个跌停板的制度。这确实说明中国人有不理性的一面，其实不仅是中国人，东方人比较容易受大家的影响，也就是“羊群效应”，这一块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理性。另外，市场的运作也不是特别规范，很多大的投机性的基金，包括内幕交易等等，这也告诉我们，过快的开放风险比较高的品种是不大可能的。我跟深交所也做过一些交流，他们也不愿意太快开放这些东西，我想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提问：王教授，存款利率现在比较低，但是通胀利率相对比较高，我认为是政府刻意制造负利率，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其动机是什么？这种状态会改变吗？
王曦：我不认为政府在刻意制造负利率，这个问题是超发货币造成的，再加上政府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我跟北京的一些学者交流过，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搞四万亿的大规模投资，他们说也是政府的一些人决定的，而且他们做决定的时候也没想太多，就想把中国经济捞起来。后来一旦尝到这个甜头之后，发现这个做法还不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就出现了，绑架了中国经济。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政府要刻意制造负利率，你可以说是决策过程的问题，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政府刻意通过负利率来掠夺老百姓的利益。现在的负利率确实造成了老百姓财富重大的损失，但是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这样。
提问：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政府少管了一些事，今后继续发展的唯一途径也应该是进一步让政府少管一些事，这就是无为而治。贞观之治，美国的“大社会小政府”都是这样的，我想跟王老师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王曦：这是一个改革的方向，但是中国目前还不太可能实现。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大的国企的改革还是得政府推动。我刚才也谈到了新改革观的问题，改革坚持以人为本、利益分享、兼顾长期和短期、兼顾公平和效率。从目前来看，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在前30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积累了很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近几年非常突出，所以我认为中国需要二次改革，而这次改革不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而应该是科学、明确的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必定还是要由政府主导。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家群策群力来推动这个事情。我刚才说了，凡是自强不息者，最终会得到救赎。我认为要实行贞观之治、无为之治，可能是几十年后的事情，如果在我们的一生中能看到这个时代的话，不但是我们自己，也是中国很幸运的事情。
提问：现在需要拉动的是什么样的内需消费？
王曦：我觉得拉动内需这种说法就是有问题的，拉动内需不是政府指定消费什么，你对家电和汽车进行以旧换新的补助，搞家电下乡，我觉得这种做法还是计划体制下的做法。我觉得真正的做法应该像奥巴马这样，把钱给大家，自己去花就好了。举个例子，目前来看，政府主要拉动消费还是在汽车和家电这一块，对汽车进行补贴，进行家电下乡，短期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你通过补助的方式处理了积压的商品，但是你要想想它为什么会积压，如果你想清楚了这个问题，你就发现，这个积压就意味着它的产能已经过剩了，这种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方式是鼓励了落后产能的行业和企业，在短期来看是有好处的，但是长期来看是不利于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的，中国政府热衷于做这种事情。我觉得主要还是决策体制和执行体制的问题，这是没有办法的。从目前来看，如果按照目前体制性的特征来看，还是要注重短期内过剩产能的行业，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拉动的对象，但是太不好的行业，他也不会管，这是目前中国政府的一种执政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