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斯大林为了发泄对莫洛托夫的不满，授意贝利亚罗织罪名，1949年1月26日，将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抓进了监狱。斯大林知道，莫洛托夫对妻子波林娜的感情非常深厚，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折磨他。作为苏共政治局委员的莫洛托夫曾经鼓起勇气，就此事问了一句，斯大林说：我哪里知道，我的许多亲戚都让他们抓起来了。此后，波林娜在卢比扬卡监狱受讯，而莫洛托夫每天都带着警卫，乘着黑色小轿车经过国家安全部的办公大楼，但他不能为妻子做任何事情，甚至不敢打听一下她的情况。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莫洛托夫的表现却颇为异常。作家西蒙诺夫写道：莫洛托夫“是当时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的一个发自内心感到深切悲痛的人。这个坚强的人是在斯大林灵柩前发表讲话的人里唯一噙着眼泪的人。尽管似乎正是他最有理由为斯大林的去世感到轻松、自由，感到自己从此可能受到公正的对待。”

两年以后，有一次，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在一家医院遇上莫洛托夫，向他询问此事：你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为什么竟允许逮捕你的妻子？莫洛托夫的解释是：“因为我政治局委员，应该服从党的纪律，我服从了。”

莫洛托夫对斯大林的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几年。莫洛托夫享年九十六岁，他活到了1986年。这时，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时代，距苏联解体已经没几年。鳏居的莫洛托夫一直居住在莫斯科郊外的朱可夫卡别墅里，与圈子里的朋友相聚，他总是这样祝酒：“为斯大林同志干杯！”“为波林娜干杯！”“为共产主义干杯！”有人问他：“怎么能这样，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依洛维奇，难道不是斯大林逮捕了波林娜，并且差点儿害了你本人吗？”莫洛托夫的回答是：“斯大林是个伟人……”。

二

像莫洛托夫这样的人物，在我们国家，也不鲜见。比如某著名女作家，延安时期曾因所谓“暴露黑暗面”而受到批判，五十年代更被诬为反党集团的头子，五七年后，发配北大荒养鸡，历时二十多年之久，而改革开放了，她持论却以“左”著名。

其实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生活中的平凡人，也常常有这样的人物。他们日常起居不异于人，衣服与鞋子，偶尔也穿穿名牌，赶赶时髦，辛辣甘肥，大抵也能消受，而对文革十年，对那个极左时代的标志性事物，有一种近乎天然的亲切感，只要具备那种色彩，就是对的，只要是那个年代的，就是好的。初次遇上这类人，人们也许会还怀疑他们是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改革开放以后日子过得未能尽如人意。细察之下，发现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他们当中，很有一些人，本身就曾是文革动乱的受害者，有的不仅被突然剥夺了已经来临的高考机会，而且接下来，可能还有上山下乡什么的，层出不穷的花样，将他们的一生，折腾个七零八落。然而就是他们，对那个物质和精神皆极度匮乏的年代，依然一往情深。

经验告诉我，一旦遇上他们，特别是其中的能言善辩者，最好的办法就是缄口不语，让他把话说完，或者趁机将话题转移到别处，让他无法发挥其优势。倘若一不小心，撞开了话匣子，又没有办法躲避，那你就惨了。勿庸置疑，他们的辩护或许存在着逻辑上的断裂，或者对事实认知上的缺陷，但你不能不承认，他们是真诚的，不光他自己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听的人，无论你赞同或者反对他们的意见，你都无法否认这一点。你或许一不留神，没有管住自己的舌头，指出他们在文革之中吃了亏，改革开放后又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应该如此这般想问题。这不光不会对他们的议论有所削弱，反而会因此增加其道义上的自信，使之产生一种莫名的道德上的优越感，其辩护更加投入，更加一往无前。

三

我一直膺服伏尔泰的那句话：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一个人怎么想，怎么说，源于天赋的人权，不能剥夺，也不可让渡。这也就是《宪法》“言论自由”之要义。

我想弄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其他问题上，他们常常有一搭无一搭，并不在意，以至此时这样说，彼时又那样讲。而在这个地方，却如此清晰明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他们何以如此执着地坚持这种见解，一以贯之，并且随时准备去捍卫它，哪怕争个面红耳赤，甚至伤了感情，也在所不惜。

近期阅读中偶然看到这样一些材料。斯坦莱·米尔格兰姆《服从权威：一个实验报告》认为：人类的残酷行为和人的个性关系不大，更多的却是来自于服从权威的社会心理结构。当面临权威发出的实施残酷行为的命令时，人的个性并不能成为制止这种行为发生的要因。不仅如此，在实验中他还发现，一旦盲目地服从了权威，行为者就会成为过去行为的奴隶，他从此很难修正或摒弃过去的行为，因为这种修正，将会被认为否定自己的道德纯洁，而变得异常困难。

米尔格兰姆研究的对象，不包括中国。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在那些心浮气粗的洋人眼里，似乎算不了什么。然而他的这个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理解身边的人和事，不能不说大有帮助。回过头考察一下开头我们说到了那类人，就会发现，他们在那个时代固然经历过起伏周折，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他们确曾参与其中，曾经做过一点什么。而这种参与，恰恰就是对权威的服从，从此，坚持做过去行为的奴隶，就不再难以理解。也许又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他们没来得及赶上那个时代，可是，后来的阅读经验，可能再现当时场景，会让他们在想象中重新建构那种热情，从而在思想上、心理上“意淫”一番，然后再做那种心理行为的奴隶。当然，这样的人要少得多了。

四

对于这种现象，西方有人做了心理学的研究，学者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973年8月23日，两名持枪歹徒（Olsson与Olofsson）在试图抢劫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失败后，劫持了三男一女四名银行职员，并将他们关进黑暗的地下室。六天以后，这四个人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认为营救他们的警察是要加害他们，而绑架者则是在保护他们。他们被营救出来后，反而闷闷不乐，那位女士（Christian）说，他们两个（指两名绑匪）根本不是坏人。而且还跑到监狱里，与其中的一名（Olsson）私订终身。另一位则搞了一个基金会，在全世界为绑架者筹款，请律师为其开脱罪责。专家认为，这种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

还有这样一个案例。

1977年5月19日，27岁的卡罗离开奥勒冈州尤金市的家，去北加利福尼亚州探访一位朋友。路上她搭了一辆便车，车上是一家三口，男主人卡门龙，妻子叫珍尼斯。半途中，她突然被卡门龙劫持，并被关进一个屋子的地窖里。最初的一段时间，卡罗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卡门龙特意用金属做了一个双层头罩，和像棺材一样的箱子，卡罗在里面不能吃、喝、听、看。每天，卡罗先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吊在门檐上，脚尖仅仅踮到一点点地面。卡门龙还想出了千奇百怪的主意来实施自己的虐待，包括在地下杂志上剪下一份据称是出售灵魂的契约，强迫卡罗签下。他还在卡罗的阴唇上穿了一个洞，说这是他们的“结婚戒指”，并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她生孩子。

当确定卡罗不会试图逃跑时，卡罗就有了更多的自由，她可以每天去洗澡，干家务活，甚至允许她出外慢跑，而卡罗每次总会回来。一些邻居也开始看到了卡罗，他们都以为她是这家的保姆。1980年，卡罗甚至可以到外面去打工。实际上，被绑架了三年的卡罗已经有多次逃跑的机会，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

卡罗被囚禁了7年，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突然良心发现，加上嫉妒卡罗的“得宠”，帮助她逃离了这个地狱。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卡罗回到自己家以后，还一直打电话给卡门龙，他哭着企求她回来，而卡罗向他保证决不起诉他。

专家认为，要使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需以下四个条件。一，要一使被劫持者切实感到生命受到威胁，至于什么时间发生，还不一定。但是，劫持者随时会这么做，而且毫不犹豫。二，劫持者对被绑架者施以小恩小惠，如在十分绝望之时给水喝等等。三，实行信息和思想控制，除了他允许的，其他信息与外界完全隔绝。四，让被绑架者感到无路可逃。

五

其实，我们的先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虎作伥”一语，其中的“伥”，说的其实就是这种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词典的解释是，人死于虎，其鬼魂受虎役使者，就是伥鬼。关于伥鬼，比较早的记载是《太平广记》，其卷四二八引唐戴孚《广异记·宣州儿》：“小儿谓父母曰：‘鬼引虎来则必死。’世人云：为虎所食，其鬼为伥。我死，为伥必矣。”说得比较详细的，则是明人都穆，他在《听雨纪谈》中说：“人或不幸而罹于虎口，其神魂不散，必为虎所役，为之前导。今之人凡毙于虎者，其衣服巾履，皆别置于地，此伥之所为也。”鲁迅《朝花夕拾·后记》：“考虑噬人的图上，也一定画有一个高帽子的脚色，拿着纸扇暗地里指挥。不知道这也就是无常呢，还是所谓‘伥鬼’。”

知堂文章中屡次说及，中国的士人遇事喜欢想当然，凭感觉，凭印象，至多只做些书本上的考据，对于科学的研究，一般不大在意。知堂所指，多是些以荒诞不经的传说为事实，以孝悌伦理比附动物植物，这一次却是将对现实人生的正确体悟，比附为鬼魂之事，使一极有价值的思想，藏匿于荒诞外壳之中。事实是，先辈所造一个“伥”字，与洋人发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差不多正是一个意思。

在我的印象里，二千年的帝制，对待士人，要数朱明一朝最为恶劣。朱元璋父子杀人不眨眼，那就不说了，仅“廷杖”一手，就足扫尽天下读书人的颜面。蜕下裤子，露出惨白的屁股，打你个皮开肉绽，疼痛就不说了，那种精神的屈辱，应该是刻骨铭心的。这种严酷的氛围之下，文人学士们越是清醒一些的，越应该看清自己被劫持的地位，也就越容易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海瑞，史称海忠介公，那可是个人物。直言敢谏，不避权贵，一直到今天，都是很有名的。明世宗四十五年二月，海瑞上疏之前的所作所为，给人的感觉已经有点不怎么正常。疏上之后，朱厚熜十分震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当得知海瑞已买好棺材，准备好让他“吃掉”时，他“始默然”。后世宗病重，召大臣安排后事，想起海瑞，恨恨地说“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诟詈耶？”遂逮海瑞下诏狱，究主使者。不久，移交刑部，论罪当死。狱上，仍留中。户部司务名字叫做何以尚的，揣测嘉靖皇帝无杀海瑞，疏请释之。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搒讯。过了两个月，明世宗朱厚熜病死了。“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闻状，以瑞且见用，设酒馔款之。瑞自疑当赴西市，恣饮啖，不顾。主事因附耳语：‘宫车适晏驾，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明史·海瑞传》）与瑞典那位叫做Christian银行女职员，与深切怀念斯大林的莫洛托夫，颇有相似之处。

明人姚叔祥《见只编》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读后让人觉得，海瑞不光被专制精神吞噬掉了，而且吞噬起别人也，也是毫不客气：“海忠介公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妇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谓非忠介不生此女。”

读了这段文字，觉得十分恐怖。海瑞与姚叔祥固然已经是被考虎吃掉的伥鬼了，而并那刚刚五岁小女孩儿，竟然也有了伥的气息。

自然，无论是伥鬼，还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与暴力劫持的行为有关。因此，我们的先辈对伥鬼现象注意到得越早，说明我国专制暴政的历史越古老，这可不是什么好玩儿的事。斯坦莱·米尔格兰姆的研究还表明，当多元权威存在的时候，盲目服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多元主义是防止正常人出现盲从的反常行为的良药。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