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回顾近期发生的韩寒代笔的打假过程。首先，麦田对韩寒的写作时间提出疑问，认为韩寒的文章不可能是韩寒自己写的，必有代笔者。韩寒用2000万赏金回击；谁能找到代笔人，谁拿走2000万赏金。麦田很快对自己的质疑道歉。但事件没有平息，著名打假人士方舟子进入。他开始分析韩寒的文章，试图从文字的分析得出韩寒代笔的结论。同时方舟子把指责扩大到韩寒成名之作就是其父的手笔。韩寒暴怒，双方展开文字混战。

让我们把这个过程法庭化。那么麦田和方舟子实际上扮演了公诉方，韩寒是被告方。但法官是谁呢？法官是公众！在整个起诉过程中，公诉方的粉丝不停地宣布“证据确凿”，“韩寒有罪”！而被告方的粉丝则高声叫骂公诉方耍流氓！很多的公知卷入了这场大辩论。少数公知站在方舟子背后，据大多数公知站在了韩寒一方。据大多数公知对这次混战表示不满，但大多数公知说不出来为什么不满。这变成了方舟子一方讥讽公知们“假民主”，“假自由”的证据！

可这场闹剧是什么呢？这场闹剧是标准的私设公堂！为什么大部分公知在感情上在第一时间，几乎下意识地抵制这种行为呢？因为他们都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他们看到过现实生活中的私设公堂行为。

在文革的混乱中，全国的公检法被砸烂。审判变成了清一色的公共审判！被告站在一个露天的高台上，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上书：“罪犯XXX”，“罪犯YYY”。革命委员会的人们站在边上宣读罪犯的罪行。罪犯如果有什么辩护行为，立即被“闭上你的反革命狗嘴”，“坚决镇压反革命份子”的革命口号声淹没。最后，台下的群众高呼口号：“打倒XXX”，“打倒YYY”，“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死”，呯！呯！呯！被告们被拉到野地枪毙了！

看到过这种文革野蛮审判的人们，不用什么高深的理论，单凭下意识的嗅觉，就立即闻到了方舟子针对韩寒展开的大审判的味道不对头！方舟子等笔杆子们成了革委会成员，韩寒变成了挂着大牌子的罪犯。审判还没开始，写满罪行的大牌子已经挂在了韩寒的脖子上。粉丝们变成了台下的群众，他们高呼着口号，淹没了被告的任何辩护。最终，审判者们弹冠相庆，兴致勃勃地宣布：呯！呯！呯！“韩寒死了，韩寒再也不是原来的韩寒了，乌拉！”。

这就是从文革走过来的公知们心头的恐惧，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公知站在了韩寒一边！我们经历了那个可怕的年代，我们经历了那无法无天的年代，我们的血液里埋藏着对那个年代一切相像行为的下意识抵制。我们怕了，我们怕这些恐怖份子，我们怕那些疯狂的暴民，我们怕那纳粹一样的疯狂民粹运动！

打假是一个公共行为！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由于是公共行为，打假中的这个真假判断必须是公共授权的公权机构，按照公共认同的真假判断程序来完成。任何人无权劫持这个公权机构，任何人更不允许私设公堂而取代这个公权机构。劫持和取代公权机构的行为都是耍流氓行为！

我们知道，打假的过程是可能会出现原始证据错误的，比方说公权最终判断证据无效。一旦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对被告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这是我们在社会契约中认可的代价，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认可这种伤害。但我们试图把这种非恶意伤害降低到最小。我们在证据搜集过程中，尽量保护被告的身份，如大家经常看到的用头套套住他们的头部等保护措施。一旦判断被告没有错，公权直接道歉，尽一切可能帮助被告恢复受损的名誉。

可中国的质疑完全不顾这些，甚至恶意扩大伤害。质疑者在没有任何证据审查过程下，在第一时间公布他们的所谓“证据”，指名道姓地开始对被质疑者展开公开的审判。由于这种审判从来都没有一个最后结果，双方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使得质疑者从来不用向被质疑者道歉。被质疑者的名誉损失从一开始已经成了定局。由于质疑者（特别是匿名质疑者）不承担任何后果，他们发展到刻意诬陷，整个质疑的目的变成了尽最大可能伤害对方，而不是保护对方！

一个公民的正常权利被这种私设公堂的野蛮行为肆意践踏！我们看到过这种残暴行为，我们是从这种残暴社会走出来的。我们害怕再次回到这种无法无天的混帐社会。因此，我们强烈抗议这种野蛮行为。打假是公益事业，请把这个权力还给公权，不允许这种私设公堂的野蛮行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所谓”思想启蒙“，它在毒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