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西方资本主义挟强权政治，垄断经济以犁庭扫雪之势漫卷全球时，没有任何一刻比现在更能感受到国家的命运正深刻，尖锐地刺入每个人的生活中心，引起国民的关注。在市场经济风起云涌，社会变革事业高潮迭起的岁月里没有什么比死亡，灾难令我们痛彻心扉了，也没有什么比房价的不断上扬，食品安全、幸福感的不断丧失等等这些细小的悲怆令我们心灵晦暗了。我们无法忽视自身在一极强化的世界里所受到的凌辱与戕害，疾驰猛跑中一带而过的兴奋也并不能永远掩饰正步行进时突然瘸足的窘态。我们将如何面对无限尴尬无限被动的自身处境？在激动，狂乱，迷惑，惊悸的回声里我们必须开始反思文学，反思文学活动的纯洁能量是以什么方式锲入国家生活中心的……
文学与政治那藕断丝连，纠缠不可开交的关系在历来的作家，学者，思想家们的不断解读之下，依然扑朔如一团迷雾，遮挡了世人的双眼，然而有一点是我所深信不疑的，它和政治一样所面对的都是人类现实的生存境遇，它们的共同追求都是人类的光明坦途。
人类的始祖在千万年里臣服于自然的威吓之下艰难的生存，他们深匿着反叛之心，敬畏着自然的强大，生死，饥饱，苦乐的折磨就像一道无法跨越的天堑横亘在人类的心头。千万年的意志终于凝聚了他们逃亡的决心，于是他们开始从自然中脱身而出，创建他们自己的伊甸园。处于对饥饿心理的满足，人类不断地从自然中攫取生的希望，物欲在数千年的存在中不断的膨胀，生长，放大，千年的生存趋势让他们颖悟了一个至理：独力不能对抗自然。于是家庭，部落，社会油然而生，从而有了国家，法律，军队，监狱，所有政治事物的具体表现形式都一一发育成熟。
在古典政治学中，正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政治事物的原则乃是追求最高的善，是带领人类寻求人的价值，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那些掌握着权力的人，必须是哲学家王（philosopher-king），法律在他们高尚灵魂的烛照之下获得自身的精神，然而古典政治学的这种普世意义并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实践中逐渐被被马基雅维利的强权原则取代了。
权利分配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可是“绝对的权利往往趋于绝对的腐化”，强权既真理的逻辑以规则的理性将人类的终极追求玩弄于股掌之间，人类的生存在一极为尊的时间长河中越发艰难与朝不保夕，漫长的对抗中，群体的求生意志不断涌上历史的潮头，一个个社会转型期里，文学从政治事物中分身而出，所罗门王的智慧一分为二，它的人文精神倾力灌注于文学的经络，文学从意识里迅速崛起，与政治分庭抗礼又血肉相连。它直抵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的本质，并善待，抚慰伤痕累累的心灵，进而成为诗意栖居的巢所。
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忘却文学诞生的终极使命：与政治分庭抗礼，关注人类的福祉。正是这种使命，文学才具有了博大恢弘的力量，深植于每个人心灵的深处，潜移默化地启迪人们改变自身命定的偶然。
政治与文学皆属意识形态的力量。政治显化为物质强力，文学隐匿为精神弱力；强则刚，弱则柔；刚则易折，柔则脉长。政治与文学此消彼长，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衡。正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张弛之中，政治与文学皆本其道相互作用，因此而推动了历史的演进。然而文学之作用又非政治所能比拟，自身有其无法替代的意义，和政治的集聚形态不同的是，文学因为疏离中心而能成就其民间的立场，发其抗世之音。也正因为此，注定了文学难以形成完整的运行结构和系统的反叛思想。所以说，本质上文学乃是一种精神意志，它从不为民间的力量所真正吸纳，因此它的启蒙情结无限而被动地延伸着。
钱谷融关于“文学是人学”的论断是精辟的，它不仅自觉承继了文学的终极使命，也与西方伟大的文学传统暗合。人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共性反映于文学为审美的和文化的意义，差异性反映于文学为历史的价值。共性就是消极地惰性，然而前者那无所不在的渗透往往在不合适宜的时候涌上历史的潮头，扭转了人们的意识，阻隔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在生活的荒谬和社会的不公面前从不心安理得，他们在社会变革期间，还致力于表达美学的忧伤，只是事物明显的一面，它的背面是对找回失去的纯洁性的深刻的道德关切。只是他们的回避姿态、悲观意识往往与政治达成和解。而差异性则是对当权政治背离和批判。在西方文学中，俄罗斯的作家和诗人被称作“俄罗斯的灵魂”，这是众所周知的。弥尔顿以他多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诗歌，加入英国人民的斗争，雪莱称他“不仅是个共和主义者，而且对道德和宗教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惠特曼著名的《〈草叶集〉序言》直接把诗歌同人民联系到一起，指出诗人的职责在于揭示出沟通现实与灵魂的道路。这些作家诗人强调的道德，是政治道德、社会道德，他们总是不忘大伦理，正所谓心忧天下。
纵观中外历史的演进，当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而急需政治“质”的变革时，必有思想为之先导，于是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此时物质强力的意识为文学的历史价值所规约，文学和民间盲动的能量自然的纠结所形成的力量狂飙激进，如犁亭扫雪，共赴历史灾变；五四时期《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在中国历史的前进中书写了文学家慷慨壮烈，功勋不朽的一页就因于此。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或者说太平盛世的时代）政治对文学实行强制性规范，文学被流放到社会的边缘以致丧失了功利性立场而成为失去启蒙话语权的“审美文学"”。文学成了小摆设，成了人人皆可亵玩的章台柳，这就是政治对文学的主导性作用，也压制了文学之为文学的立场。事实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从来就没有一刻停止在安静和谐的稳定中的，从始至终都存在着纠缠不休的斗争，在政治的怀柔，威吓，压制之下文学经受着悲怆阴郁、迷乱妥协、绝望奋争的惊悸。
五千年中华之所以有着悠久的文学艺术成就，正是因为在时空的阻隔里衍生了现实文学艺术的许多变种：御用文学，阶级文学，市井文学，民俗文学……他们几乎已经成为维系着他们醉生梦死的集团的声音。真正的文学的余音却被滚滚浊流淹没在万丈红尘之中苟延残喘，奄奄一息。
在浮华苍凉的二十一世纪之初，我读到了钱理群、王开岭、林贤治等等激情万丈，慷慨激扬的青春之歌，文学就应该如他们依然保持着对一切“灵魂事务”和“生命事业”发言的习惯。尽管这些声音还是如此的微弱；但是这种前进，使人看到了黎明不远的曙光。
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在《社会研究方法》一书的序中如是说：强大的制度所形成的力量总难以消除社会不公的脆弱性。这就是政治的力所不能及之处，清明的政治尚且如此，而在“相对光明”的政治环境里就更不堪了。政治权力群体往往以法律的名义忽略甚至是侵占、霸取少数人为着生存拼搏的权利，文学就应该是弱者的声音。我们的出生是无法改变的，这种无法改变因而也是不幸的，这种出生的偶然性致使许多生命社会性生存的怯懦和虚弱，这时候文学作为社会的良心其全部价值就在于呼吁、批判、消解、纠正政治在社会主宰性潮流中的偏见与傲慢。
2004年12月25日，2012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