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小悦悦事件”暴露出了中国公民的哪些问题？
答：对诸如此类的社会新闻事件，最好不要用贴标签的方式，做简单的道德判断和归纳总结。一滴水中的太阳，从来就是靠不住的。就这么一档子事儿，便对“中国公民有哪些问题”作出判断，这活我可干不了。
问：现在有没有道德缺失的问题呢？
答：肯定有。但所谓“小悦悦事件”，并非其突出表现。最为严重的，是最应该清白的地方不清白，比如权力机关、司法系统、教育部门。教育腐败，民族就没有希望；司法腐败，社会就没有希望；权力机关腐败，国家就没有希望。别老把眼睛盯在过路人身上。
问：传统文化是否是公民道德缺失的解药？
答：当然不是。传统文化是传统社会的，不属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没有公民，只有臣民、草民、小民，怎么可能有“公民道德”？这种社会的文化和道德，又怎么解决得了公民社会的问题？因此，不能因为它们在传统社会管用，就以为是灵丹妙药，包治百病。老实说，这叫“病急乱投医”！事实上，“三纲五常”那一套，在当时就没能挽救传统社会的江河日下，今天又岂能为现世的道德滑坡指点迷津？既非解药，也就不存在怎样去“解”的问题，顶多提供一点“参考意见”，还得经过现代文明的打磨洗礼。
问：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经过怎样的磨合后，才能被“普世”地接受？
答：这个问题，我在《我们从儒家那里继承什么，又该怎样继承》（2011年1月20日《南方周末》）一文中，已经有过回答，那就是“以共同价值为标准，抽象继承为方法，现代阐释为途径”。所谓“共同价值”，就是全人类共同普遍追求的东西，比如自由、平等、爱。众所周知，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拉赫曼”（至仁）和“拉希姆”（至慈），都主张“爱”。可见“爱”是共同价值。以这样一些共同价值为标准，找到传统文化当中的相关内容，再加以现代阐释，就可以“古为今用”。那篇文章讲得很清楚，不重复。
问：在“小悦悦事件”之后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构想，那么文化强国后的中国是怎么样的？
答：不知道，请你去问提出构想的人。
问：一个国家拥有怎样的文化才能被称为“强国”？
答：这个问题，我在《文化大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2010年2月18日《南方周末》）一文中，也有过回答。我认为，文化大国，一定是有影响力的。而且这影响力，还一定是超国界的。比方说，有一段时间，亚洲一些国家，都写汉字；欧洲一些国家，则以说法语为荣。这个时候的中国和法国，岂能不是文化大国？如果还能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那样，立人文之本，开风气之先，就能对人类文化做出卓越贡献。有这样的贡献，世界就会承认你是“文化大国”。
问：要想永远避免“小悦悦”式的悲剧，公民在其中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答：没有什么悲剧，是可以“永远避免”的。公民能做的事情，是恪守道德准则。人人讲道德，社会就道德。可惜，什么是真正应该恪守的，我们还不大弄得清楚。某些被嚷嚷得很凶的，其实没准是“伪善”。我个人的标准，是看人性。符合人性的，就坚持，比如“恻隐之心”、“忠恕之道”。不符合人性的，比如“守寡”、“守节”、“从一而终”之类，就免了吧！总之，以人为本，如此而已。
问：身为中国的公民，面对中国的传统道德和文化，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答：抱歉，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可以喜欢传统道德和文化，也可以不喜欢，还可以反对。喜欢的就去弘扬，反对的就去批判，不喜欢的可以不予理睬。所有这些，都是公民的神圣权利，谁都不能剥夺。而且，因为是权利，不是义务，所以也没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