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1月12日头版深度报道了安徽萧县官场公款吃喝的现状。记者经过多天蹲点，披露了该县一方面财政困难，县财政负债运行，多个党政机关办公条件简陋。另一方面则是官场公款吃喝盛行，官员深度介入吃喝经济链条，垄断酒品批发，从而产生“吃公家的饭，喝领导的酒”的怪现象。

应该说，公款吃喝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传统的官场顽疾和悖论之一。一方面很多官员陷于吃喝应酬之网不能自拔，疲于应对，苦不堪言。特别是在县乡官场，由于吃喝的卫生条件相对不高，很多官员往往付出身体的代价，因吃喝而导致的身体疾病层出不穷，官员命丧酒场的事例亦时而发生。

另一方面则是，虽然中央一再三令五申，公款吃喝在县乡官场仍是普遍盛行。并且吃喝应酬往往和官员的权力位置成正比，权力越大，位置越重，吃喝应酬往往也就越多，并在县乡官场演化出“转场”“跑片”的怪现象：在同一中午或晚上，官员转战于多个酒场。官场所谓的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乃至滴水不漏等等，都和这种官场应酬有关。

如何解答这种随着经济发展，官员吃喝之风也日炽的官场悖论？

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公款吃喝具有公务接待的合理内核，还因为公款吃喝承载了众多的官场功能，它关乎一些官员的工作、利益、晋升以及交流媒介等官场要事，是官场各种环节的重要一环，是官场各种链条的枢纽所在。一些酒场即官场，吃喝应酬已成为部分官员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

吃喝应酬关系到一些官员的工作业绩。县乡是我国行政的末端，国家的政策措施大多要落实于此，也就是“上面千行线、下面一根针”。由此，各种形式的检查、评比、调研和宣传等，都需要县乡来招待，而且还要招待好，这是自上而来的吃喝应酬。同时，上面的各种项目、资金等，也都需要县乡官员来运作争取，在所谓的上贡体制下，吃喝应酬是少不了的，这是自下而上的吃喝应酬。而对于一些县乡官场内部来讲，各种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各种形式的行政审批，各种工作的开展，也都是先需要吃喝应酬开道的，这是一种内生的官场游戏。

吃喝应酬关系到一些官员的利益获得。《南方周末》的记者经过调查，发现萧县某些官员间接或者直接垄断了酒品的批发，但这只是官场吃喝经济的一个方面。官场吃喝经济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则是一些官员往往是楼馆会所的背景或后台，他们甚至入股份于其中。在县乡，很多吃喝应酬的场所需要权力庇护，也往往具有官员背景，这是官场灰色经济或者隐形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是官商一体的重要形式。吃喝应酬对于一些官员的利益作用还在于各种形式的贿赂和回扣，同时招待费往往成为一个筐，各种无法入账或者不好入账的资金都会往里装，这是招待费暴涨或者超支的重要原因。

吃喝应酬关系到一些官员的仕途。吃喝应酬是一些官员积聚人脉的重要形式，是他们编织关系网的重要手段。在某些县乡官场，拉关系、拜门子等仕途运营大多需要通过酒场来完成。同时，这些酒场完全是权力的仪式，是官场各种潜规则的演示和操练。比如，位置安排，谁先敬酒，谁添火候，酒场话语等等，都是这些官员行走仕途的基础性内容。“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酒场往往成为这些官员历练的重要场所，酒场应对能否自如成为这些官员是否老练的重要标志。而在票决制的晋升规则之下，吃喝应酬更是对这些官员的仕途意义重大，因为拉票的重要手段就是吃喝应酬。所以，换届或者官员调整的时候，往往也是官场吃喝应酬最多的时候。

吃喝应酬是一些官员的重要交流媒介。在县乡官场，官员的交流、信息的传播，酒场是重要的媒介之一。正是在酒场上，有些官员共同体内部是透明的，基本没有秘密可言：谁在北京买了房子，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等等，不一而足。酒场同时也是一些县乡官员的重要娱乐方式，酒场上的吆五喝六、划拳斗牌，在令一个个官员兴趣盎然的同时，往往和地方习俗相结合，富有地方特色。

正是因为吃喝应酬具有了这么多的官场意义和功能，再加上“公款”二字，所以对其的治理绝不是几条禁令就能毕其功的。其根本的治理之道在于健康文明的官场生态的形成，在于权力和资源的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