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撰写博士论文，笔者曾在中部某县挂职锻炼两年，后写成近30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编注：中县为代称），2011年9月1日的《南方周末》摘编发表了论文中《政治家族》一节的部分内容。2011年第31期的《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何三畏的观察文章《“家族政治”与“县政特色”》，其主要观点是：政治家族的鼎盛时期是在文革后期，在当今的县政中，政治家族已经式微。县政的真正希望在于属地人民的政治参与，政治家族已不是问题。

在当今的县政，政治家族式微了吗？这是当前县政的重大现实问题。

与何三畏的观点相反，我认为，在当今的县政中，政治家族不仅没有式微，而且正处于鼎盛时期。在当前县政无法实现自治、直选和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县政治理的真正希望是实行更加严格的交流制和回避制，本县人治县的结果很可能是腐败得更加严重以及政治家族的更加兴盛。

何三畏认为：由于官员没有任期制以及官员之间的联姻，到了文革后期，一个县城的“政治家族”有十来户成员的，一点不稀奇，因此认为政治家族的鼎盛时期是在文革后期。这是对县级政治事实严重的鸵鸟式误判。

相当长时期，县乡干部的主体是工农型干部，出身、政治表现成为干部的选拔标准。出身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和军队转业人员成为县乡干部的重要来源，这本身就是对政治家族的天然否定。同时，建国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这一次政治运动的上台往往意味着下一次政治运动的下台。政治运动的顶峰文革更是对政治家族形成造成严重冲击，当时很多县乡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子女不要说当干部，连正常的教育和工作都难以获得。

而且，当时干部为子女谋官位往往被认为是不正之风而遭批斗，同时，很多干部也认为从政之路太残酷、太险恶，而不愿子女从政。因此，认为政治家族的鼎盛时期是在文革后期，不仅是缺乏对政治事实的基本了解，而且完全是没有数据支撑的闭门造车。

何文中提到吴稼祥某本著作中一位中组部副部长口中的段子：有一个市开常委会，一位常委发言说，“我同意我二舅的意见。”这其实是反映了1980年代初期老干部复出到干部年轻化过渡阶段的情况，否则按照一般的干部年龄区隔，绝无可能出现二舅和外甥同是市委常委的情况，这只是政治家族初步形成的情况，而正是从1980年代以来，县乡政治家族才愈演愈烈。

1978年以来政治家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在向上流动的通道（教育、参军、招干和招工等方面）中干部子弟占有优势。其中通过教育获得文凭以及参军转业，是进入官场的主要途径；其次，在招工、招干以及接班等方面，也是干部子弟占尽优势。进入官场后，则主要通过小步快跑的方式，向核心关键部门聚集的方式，以及通过某些系统而在仕途晋升中脱颖而出。同时，由于不再搞政治运动，仕途成为安全而又风光的职业，从政遂成为许多干部子弟的首选，并出现干部子弟从其他行业向党政机关回归的现象，而一些老干部也以照顾子女仕途作为自己退出的条件，再加上政治家族之间门当户对的联姻，这些都对政治家族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笔者统计中县政治家族，是根据一个家族产生多少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为依据的。熟悉县政的人都知道，在当下的中国县乡政权体系中，副科级干部是很重要的，其大体相当于乡镇和县直部门的副职，也就是副乡镇长和副局长。而副科级干部下面则是人数众多的股级干部，这才是县里的中层干部，很多具体业务都是由这一层级的干部做的。

当下的现实是，很多股级干部终其一生，仍然是股级干部。笔者做田野调查时，曾遇到一位普通家庭出身的股级干部运作多年未果，而无奈放弃仕途追求的个案，其苦闷与不平绝对是县乡很多股级干部的写照，因为他有两次机会都被政治家族子弟挤占了。因此，如果一个政治家族产生5位及以上副科级干部，那在县里绝对是很大的势力了。何三畏认为我的论文居然把由“5户成员组成”也算县城政治大家族，则是把我论文中的基本界定都搞错了，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认真阅读文本，否则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我的论文如果把政治家族中的副科级以下干部也加上的话，名单只会更长，也会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总共才1000多一点的农业县，竟然有161个政治家族分布，这难道是政治家族式微了吗？那么何三畏眼中的政治家族鼎盛时期该是何种状况呢？如果笔者把中县政治家族名单加上任职时间的话，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政治家族是如何在1978年以来愈来愈庞大的。

正是由于政治家族的盘根错节以及密密麻麻的关系网络，才使得县乡重要干部的交流制和回避制成为必须。县政治理的未来方向也许是县域自治和直选。但在县域自治和直选没有实现，而干部监督尚有缺失的今天，县人治县只会导致更多的腐败和关系网的更多编织，只会导致政治家族的更加昌盛和延续，所以必须实施更加严格的干部交流制和回避制。

并且，由于1978年以来通过教育和参军等途径进入仕途的政治家族子弟大部分还在台上，因计划生育政策而导致的政治家族衰落怎么也是20年以后的事情了，而现在，政治家族不仅没有式微，恰恰相反，现在正是其鼎盛时期。

（原载《东方早报》，见报时个别措辞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