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稳定之名反对政治改革，最终的结果，稳定将不复存在。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改革?因为中国目前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都源出于政治层面。如分配问题、腐败问题、教育问题、卫生问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那一个跟政治无关?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限权和分权，让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运作。
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最终必然转化为政治危机!令人匪夷所思，现在有人提出，防止政治改革激进化。政治改革尚未启动，就担心激进化，这让人想起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刚启动，就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争论不休。假如没有邓小平先生的当机立断，阻遏这种无谓的争论，中国的今天，将是另一番景象。
中共13大就提出政治改革的设想，着眼点就是党政分开，现在已经到召开18大的时候，政治改革之题未破，还在议论之中，可见阻力重重。政治改革最大的阻力，源于权力层，因为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权力，类似于政治毒品，让玩权者上瘾。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但没有得到权力层的广泛响应，无疑给中国的明天，蒙上一层阴影。
治理国家，有治本或治标之分，只有法治才能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这跟人生病一样，该吃药的时候，就要吃药。该打针的时候，就要打针。该开刀的时候，就要开刀。不能因为怕药苦，怕打针或开刀疼，而坐失最佳治疗时机。前苏东剧变，现阿拉伯之春，都是坐失改革良机之故，一旦危机降临，连上帝都束手无策。
试图将政治改革等同于政治动荡的说辞，如果不是糊涂之极，就是拒绝改革的危言耸听。有经济改革的先例和经验，政治改革并非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理论来源，就是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0年提出的增长极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增长通常通过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试验，待成功后逐渐向周边扩散和传导;最后实现全面增长发展。所以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先生提出设立经济特区。实践证明，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经验，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贡献率，有目共睹。政治改革，同样可以有不同的范本或背景条件的考量，确定不同的政治特区进行试行。
增条极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政治改革。与所谓的顶层设计相比较，增长极理论最大的优点，就是既积极又稳妥，一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对全局的影响也有限，并且容易控制。而顶层设计就有诸多弊端，如对全局影响太大，并且不易控制，必然出现要末全对，要末全错的局面，广泛影响全局的政治改革信心和动力。如果能在18大时能提出政治改革的试点方案，可能是2012年的最大政治亮点。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