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著名媒体与文化学者尼尔·波茨曼（Neil Postman）的《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自1984年出版以来，以其电视媒介的娱乐本性使人丧失理性思考能力的洞见，对现代传媒与文化研究带来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从波茨曼“娱乐至死”这一预言出发，探寻其内在的逻辑，并对其精英主义和传者中心主义取向进行了批判性思考。

关键词：娱乐至死；精英主义；逻辑；理性与感性

The Logic of Postman’s prophecy

—— A Critical Reading of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Wang Pengjun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in 1984, which was wrote by famous American scholar Neil Postman, it ha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media and culture research owing to its great insight about the entertainment of Television. This essay is based on Postman's prophecy of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aiming at finding its inner logic, and points out the author's elitism and communicator-orientation.

Key words: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elitism; logic; reason and emotion

波茨曼从传统理性主义至上的观点出发，认为理性与逻辑思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以娱乐为己任的电子媒介（电视）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印刷术发明以来整个世界的面貌——以片段化、碎片化及简单化为特征的电视娱乐时代将取代以理性和逻辑为特征的文字文明时代。因此，他提出一个预言：丧失了理性与思考的能力的人类将走上一条“娱乐至死”的不归路。

由于波茨曼对传统印刷术时代的痴迷与怀念，其传者中心主义立场和精英文化取向使他没有看到一个大众文化传播和以受众为中心的时代的来临。因此，即使他对人类未来的思考和担忧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毫无疑问，印刷术时代精英主义视野下的波茨曼预言，将不可避免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破产。

一 波茨曼的预言

在《娱乐至死》的前言，波茨曼这样写道：“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患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 1这是因为奥威尔笔下那个“老大哥”无所不在、人们生活在“电幕”之中的极权社会并没有降临在自由、民主的美国；但同时，他也提醒美国人不要忘记“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 2即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提出的预言：人类将由于沉溺于享乐而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变成一具具行尸走肉。

波茨曼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引申出“媒介即隐喻”的观点。麦氏将媒介自身的作用（即不是被动地呈现讯息，而是本身具有生命）提到一个很高的地位，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在波茨曼看来，这个观点还需要修正，因为这种表达方式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而媒介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 3由此，波茨曼进一步引申：媒介即认识论。他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论证了人类历史上媒介发展的历史即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人类认识真理的历史，他认为“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不可能得到承认。” 4分析媒介在人类认识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时，他说：“印刷术树立了个体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及精英的表达方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了可能，却把宗教情感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然而“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 5随后作者将“印刷术统治下的思想”和“娱乐业时代”进行了对比：在印刷术时代，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印刷术的传播点燃了人们的希望，至少人们可以理解、预测和控制这个世界以及存在于这个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奥秘，”因此不难证明，“18和19世纪的美国公众话语，由于深深扎根与铅字的传统，因而是严肃的，其论点和表现形式是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长的实质内容。” 6而随着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出现的电子媒介生产出了大量的“假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使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真相越来越远。” 7因此，作者得出结论：电子媒体（以电视为代表）将使人类丧失理性与思考，在电子媒介生产的大量“假信息”和“伪语境”中丧失自我，而西方民主社会将会在莺歌燕舞、醉生梦死中消亡。如同《娱乐至死》（2004年出版）的封面：一家四口坐在电视机前，只是这些人只有身躯，没有脑袋。

波茨曼提出，奥威尔的预言不会实现，因为“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比“一个满面笑容的人”更容易辨识，并且还有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鼓励，大家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去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8对此，作者提出自己的预言：“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9

二 娱乐至死的逻辑

波茨曼“娱乐至死”的逻辑前提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类必要依靠理性生存。因此，如果丧失理性，人类终将灭亡。正如作者在文中一再推崇印刷术时代的文明——那是一个依靠逻辑、讲求客观和理性的时代，而一旦没有了理性力量，一味地追求娱乐，人类就会娱乐至死。所以他的论证逻辑是：人有理性，所以存活；丧失理性，人类灭亡——娱乐会使人类丧失理性——娱乐至死。

从波茨曼“娱乐至死”这一结论看逻辑推理过程，就会发现两个疑问：首先，理性是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力量？尤其致命的是第二个疑问：娱乐会不会一定使人丧失理性？娱乐精神或者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是不是一定对立？如果结论是否定的，那么波茨曼的结论就不会是一种必然。

沿历史逆流而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时代意义。当人类还在愚昧、荒蛮的时代里蜗行摸索时，他的这一命题恰似一道金光，照亮了黑暗的宇宙。随后，印刷术的发明和语言文字的规范，使思想的广泛传播有了可能，理性力量的合法性也得以确认。发生在17-18世纪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了准备与铺垫。可以说，整个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就建立在文艺复兴的基础之上，当时确立的契约型政治制度、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多元文化思想为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但同时，理性力量也遭到了质疑，一些声音批评过于追求理性而忽略了感性的价值。由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有一批学者开始思考理性力量的缺陷，如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就不再执着于追求事物的本质，转而力求从事物的外在表象出发，研究现象的意义。同时期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就更加愤世嫉俗，他直接提出：上帝死了。传统社会中，人们生活的目的是理性地追求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梦想，而在尼采等人看来，人活着，那些追求，梦想都是不存在的，人活着本身就是价值，那些外在的东西都无意义，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正是对“人是理性动物”的反思，深深影响了当代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理性并不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唯一动力，感性因素在人类的发展中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有句古语：玩物丧志，大意和波茨曼的“娱乐至死”相似，但这不是必然结果而更可能是一种警告。

三 互联网时代的革命

一种媒介的出现必有其深刻的时代、历史原因，电子媒介出现、发展并取代传统的印刷术时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反映了印刷术时代价值观的单一和生活选择的匮乏，也反映了以精英为核心的社会体系。印刷术时代，是一个精英统治的时代，集中体现这种时代特征的是书籍和报刊，都是由精英把持，而普通人没有多大机会，或者说在一个由精英制定游戏规则的环境下，思想、话语都由精英支配。正如当代国际主流纸质媒体《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他们都持精英文化取向，无论是编辑、记者还是专栏作家，发出的声音都是精英主义的，而订阅这些报纸的大都也是社会精英人士。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时代，近年来，这些报纸出现衰落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的。

印刷术时代和信息时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印刷术时代强调精英主义，传播方式也是典型的线性模式，讲究高层次的交流，很少有反馈和沟通，强调理性和逻辑，持传者中心主义立场。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平民和大众的时代，没有了精英（即使有些存在，如一些意见领袖、公众人物，但已经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和传统意义上的意见领袖了，没有绝对的影响力，民众可以几天之内捧红一个人，也同样可以一夜之间捧杀掉）。如果说印刷术时代的理念是理性和逻辑，那互联网时代的理念是娱乐和碎片。印刷术时代，人是隐身的上帝——我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去实现自己，如同上帝一样；但在互联网时代，人只是人，没有人可以要求别人去理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追求，如果说印刷术时代的主张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互联网时代的声音就是“我happy故我在”。

吉尼斯认为媒介的形式会选择媒介传播的内容，印刷术适合传播有理性、有逻辑的文字，同理，电视媒介的特性就是传播图像和画面，就连波茨曼也承认：“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中。” 10这也就是说电视并不合适传达深度的内容，即“理性”的内容。电视的传播特性决定了它的快速、片段，它适合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但是并不适合为什么会如此。电视具有大众性、平民性的特征，阅读文字需要知识水平和思考能力，而电视则不会，所以它最贴近大众。从电视在上个世纪的快速发展不难看出，电视适应了人类的需求，提高了他们生活质量。对大多数的民众来说，他们并不需要深刻的思想或去关注一些大事，因为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更关注自身，而这也是人性使然。人性并不一定趋向深刻，浅薄不一定就决然没有意义。

电视媒介在20世纪的兴起及互联网在21世界的崛起是个不争的事实，现象的背后却是一场深刻的时代变革。有些学者把互联网称作“变革的力量”，是很有道理的。在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时代，需要重新洗牌，重新制定游戏规则，以前那些观念和主张都要经过新一轮的检验。

结 语

电子媒介反映了商业文明的本质——视消费者为上帝，以受众为中心；而传统的印刷术时代还是帝国时代的思想，以传者为中心，将受众视为没有思想、缺乏教化的愚蒙之辈和不分黑白的乌合之众。电子媒介时代，受众第一次站在中心位置，受到这样的尊重，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不可否认，作为知识精英的代表，波茨曼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但是，鉴于他的观点建立在印刷术时代的精英主义视野下，在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时代，不可避免地与时代脱轨。

注释：

1 波茨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前言。

2 同①

3 第11页。

4 第21-22页。

5 第26-27页。

6 第48-49页。

7 第92页。

8 第133页。

9 第5-6页。

10 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