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的评价历史人物？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古语云：“盖棺论定”，意思是说人死了进棺材就可以对他一生作出定论了。事实往往相反，盖棺也很难作出定论了。孔子去世已经2500年了，至今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对立的评介。秦始皇去世已经2000年了，至今还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笔者认为这种简单的褒贬，即是好人还是坏人，固然对判断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定性问题上，是有必要的。但是，事实上历史人物功过是非正邪，常常是并存的。形而上学的好坏两种评介，是很难完全恢复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的。究竟应当怎样正确评介历史人物呢？这就使我回忆起半个世纪前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原南京大学副校长孙叔平教授，亲自为历史系56级学生讲授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往事。
1958年秋，当孙先生为我们深入浅出讲授这门政治理论课时，大家获益很多，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批评教条主义时，先生明确指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各种实际问题，保护其理论的纯洁性，绝不能以马克思的某些言论来保护自己的观点。”不久，先生根据讲课内容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作为当时高校的教材。与此同时，先生还亲自讲解并指导我们精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等等，批改学生读书笔记，所选书目有被恩格斯称之为用唯物历史观评介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一部天才著作”--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当时我就此书写了近万字的读书笔记，并经先生批改订正。至今我还记得路易•波拿巴是法国“十二月十日会”，即“流氓无产阶级首领”。为了怀念我最尊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启蒙老师孙叔平教授，最近重读马克思的这一光辉的著作，深感对怎样正确评介历史人物是很有启发的。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是拿破仑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的日子。1851年12月2日，时任法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仿效他的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1852年12月2日，进而废除共和改行帝制，号称拿破仑三世。与政变发生同时到次年3月，马克思根据搜集到的1848年至政变发生前法国的资料，以及对事变的“直接观感”，于1852年3月写成了这部光辉著作，对政变主人公路易、波拿巴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介。1869年，马克思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说：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的《政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我们从中可以得出正确评介历史人物的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首先，不能出于感情义愤而从伦理道德立场来评介历史人物，更不能以今人伦理标准来评论古人。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对政变主人公的评介，是从伦理道德立场出发的。正如恩格斯在该书第三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有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结果呢？雨果对路易•波拿巴的评介，走向了自己主观愿望的反面，不是贬损了这个小人，而是过高评估了这个小人的“主动作用”。可见义愤的伦理道德，不能公正科学评价历史人物。
纯客观主义的立场也不能正确科学地评介历史人物，这是本书提供的又一条历史启示。蒲鲁东在评价政变主人公路易•波拿巴时，正好犯了马克思所说的“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即客观主义的错误。蒲鲁东力图把路易•波拿巴发动的政变描绘成历史发展的结果，但又不知不觉抹杀了那个政变主人公所应负的历史责任。这就充分说明，所谓纯客观主义也不能公正科学的评介历史人物。
本书提供的最重要的历史启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范围之内，进行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剖析。
马克思不赞同雨果对路易•波拿巴的道德评价，又不同意蒲鲁东的客观主义论断。他在搜集法国1848年革命后翔实可靠资料基础上，以自己创立的唯物历史观为指导，作出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历史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的论断。“平庸可笑的人物”，是指“路易•波拿巴是一个浪荡的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资产阶级骗子有一个长处，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英雄角色”则是指“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P692）当然“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P694）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过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英雄给予完全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的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即还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在政变刚刚发生不久，马克思能对主人公路易•波拿巴作出正确的评价，我认为再一次证明他创立的唯物历史观是正确科学的理论。
对马克思发现的历史运动规律的唯物史观，恩格斯概括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的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P602）
在批评离开具体历史条件进行肤浅的历史对比时，马克思指出“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 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P600）可见离开具体阶级历史条件来评介历史人物和事件，是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这是我学习本书的首要体会。
要把历史性和现时性正确的结合起来，这是我学习本书的又一点体会。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指当代人解释历史的时代性。作为评介历史人物的主体的史学工作者评判历史人物，势必具有时代性或现时性。但是，我们应该尽可做到对历史人物“同情的理解”，客观公正地还历史人物本来面目，不能按时代需要改铸历史人物，也不能像文革时期“四人帮”那样大搞影射史学。在评介历史人物时，魏源反对两种不实事求是的倾向：一是“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二是“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这是值得继承发扬的我国治史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要反对“曲学阿世”的不良学风。评判历史人物必须提到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进行，即“不懂得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实”的历史性。时代性的要求是“不懂得现在无法理解过去”，即马克思所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现时性。所以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必须将历史性与现时性正确的科学的结合起来。
在具体评介历史人物时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好坏二分法的不科学态度。事实上，极大多数历史人物往往功过、是非、正邪并存的，鲜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大多只能作出基本肯定或否定的论断。我们应当采取辩证扬弃的科学态度，摆脱绝对好或坏的形而上学的束缚。1925年3月12日，近代史上一代伟人孙中山逝世后，针对当时对先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是否有价值的两种对立评价。立宪派领导人张謇说：“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的心理，远大的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护其短，勿恨其过而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这就是说评判历史人物要“知人论世”和公正客观，尽可能做到不溢美，不增恶，即“誉而不增其美，毁而不增其恶”。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不能以功掩过，也不能以功抵过。总之，要摆脱形而上学的绝对好坏的思想束缚，还历史人物真实面目。
最后，在阶级社会评介历史人物，还必须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克服超阶级的唯心史观的影响，这是重读本书的又一个重要体会。正如本书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P688）又说：“工业资产阶级这样卑屈鼓掌地欢迎了12月2日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P686）就这样，“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结果是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P688）新文化运动作出重要贡献的领导人之一胡适先生，一贯标谤自己站在超阶级立场。1930年，他说了一句名言：“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自认是“高明”、“好汉”的胡先生，似乎是站在超阶级立场了。事实上，胡先生自己则被杜威和赫胥黎牵着鼻子走，也并不“高明”，也称不得“好汉”。可见，在阶级社会，不存在着超阶级的历史人物。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实出发，阶级地、历史地、辩证地评介历史人物，力争尽可能客观的正确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还历史人物真实面目。这就是重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体会。
不当之处，请学者专家指正。2011年6月25日初稿 7月15日改稿、27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