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的亲民作风，让不少人对他们产生期望，其中也包括许多遭到地方官僚欺压的百姓。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冲破地方政府的重重阻挠，前往北京“上访”，令胡温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据近两期《南方周末》报导，上访的压力终于迫使胡温决心对上访制度进行改革。由于情势紧迫，胡温希望各方面能尽早拿出一个可行的改革方案。但是，大陆学者对如何改革上访制度发生了重大分歧，颇让他们左右为难。

挑起争论的主要人物是大陆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此人是研究大陆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的专家，以大胆揭露农村基层治理的危机而引起朝野注意。他也是主张在大陆农村基层实行激进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对许多人来说，于建嵘关于上访的改革主张大感意外。因为他主张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弱化上访制度，给法治和民主代议制的发育成长腾出空间。具体来说，于建嵘主张最终撤销各级政府的信访机构，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很明显，于建嵘脑子里的蓝图，就是西方三权分立的现代国家制度。

反对于建嵘而主张强化上访制度的官员和学者人多势众，他们认为，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制度在中国大陆不仅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在这方面，向胡温建言恢复中国“仁政”传统的康晓光，表达得最为明白。康晓光提醒采访记者，不要无视中国的国情。他说“我们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这么一套反馈系统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了解民众的需要。这是一个没有门槛的系统。”在康晓光们看来，于建嵘取消上访机构的想法是匪夷所思，是食洋不化的一种迂腐之见。

但事实上，于建嵘并非等闲之辈。他看到了上访制度存在的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其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昂，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因此上访制度绝非如康晓光所言，是一个“没有门槛的系统”。此次《南方周末》借报导上访改革争议之机，着实向海外透露了不少原本属于大陆“国家机密”的内容。

内容之一，大陆当局为了减轻上访的压力，采取按照上访人数给地方政府排名次的办法，对地方当局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内容之二，地方当局为了减少中央的上访压力，派出大量警力阻止上访，乃至到北京“接访”，也就是把上访的人员截回本地。内容之三，地方政府为减少上访的种种措施，耗费巨大。

四川有关部门向当地人大汇报，每“从北京领一个上访者回来，要耗掉一万元人民币”！内容之四，大陆的上访量连续十一年增长。每次当局采取新的举措，结果都事与愿违，引发更大的上访高峰。海外虽然对上述情况早已知其大概，但由大陆媒体如此公开地透露这些令当局十分尴尬的内容，还是第一次。

为阻止上访，政府耗费巨大，而上访百姓更是倾家荡产，乃至家破人亡。不久前，在大陆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节目中，著名主持人王志，采访了一位上访十年，终获成功的东北农民佟凤奎。佟是上访人员中不到千分之二的幸运者之一，他通过电视，第一次对全世界讲述了上访者忍饥挨饿，露宿接头的悲惨处境。

胡温最终会听从谁的意见呢？是听从于建嵘的主张，弱化上访制度，走向司法独立与民主代议制，还是听从康晓光们的意见，给求告申冤的小民们树一个更大，更有权威的信访衙门呢？事实上，无论他们选择哪一种意见，都不可能解决问题。这是因为，以中国之大，内部差异之悬殊，于建嵘和康晓光们的各自主张，都只适合一部分地区，而不是全部。不错，在总体上，大陆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距司法独立尚有很远的距离。但是，这并不等于一些地区没有快速向司法独立过度的可能。

近年来，大陆当权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鼓舞下，经常感到他们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如果他们不放弃对大一统的迷恋，无论他们是主张复古还是主张维新，都不可能抓住机遇。因为对大一统的迷恋窒息了他们的想象力，而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民族，是不可能抓住任何历史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