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世界金融危机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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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进而诱使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全面危机,已经持续多年了,尽管人们采取了种种救市措施,但它仍在顽强地发挥着负面影响,强烈地冲击着整个世界经济并改变着世界格局。以此为时间节点,以世界性危机现象为反光镜,往前追溯到19世纪中叶,马恩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至今一个半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力量、两种历史走势生死博弈的风风雨雨,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昭示了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一、纵观一个半世纪世界历史进程,雄辩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式发展,而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地上升、曲折式地发展,社会历史发展也是如此。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这一历史辩证法的铁证案例。社会主义运动正是遵循这一历史辩证法的逻辑在曲折中前进,虽有挫折与失败,但总体上是循时前行的,这一历史进程恰恰从实践角度验证了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灭的真理性。

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观察,历时越久、跨度越大,也就看得越明白,其判断也就越经得起实践检验。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即伴随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两大历史前途的博弈,其历史较量的线索、特点、规律与趋势,随着历史的发展、空间的变换、时间的推移,越发清晰,人们也看得越发清楚,其历史必然性越发显现,越发显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进入21世纪以来,已160余年。回眸一观,可以清楚看到,世界历史进程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转折,社会主义呈现由低到高、再到低、再从低起步之势,标志着社会主义在斗争中、在逆境中顽强地生长。这一历史进程尽管曲折,有高潮,也有低潮;有前进,也有倒退;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在总体上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说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跨度。经过几十代甚至上百代人千辛万苦、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奋斗才能到来。既要看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坚信社会主义是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这是一个不可抗拒、也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同时又要看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充满曲折,充满斗争,甚至有可能出现暂时的倒退与挫折。既要反对社会主义“渺茫论”,又要反对社会主义“速胜论”。不能因为挫折和失败,就对实现社会主义丧失信念和信心,也不能因为顺利和成功,就对实现社会主义心存侥幸和性急。

四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可以分前两次和后两次。前两次转折是发生在20世纪初叶和中叶,即二战结束前后。社会主义运动从兴起到发展,资本主义则由资本主义革命兴起的上升期,经过19世纪矛盾四起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过一系列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折腾,逐步入下降期。

第一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0世纪初叶,其标志是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建科学社会主义,替代了空想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从此有了正确的指南,纳入了科学社会主义轨道,开创了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篇章。进入20世纪初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由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实践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列宁成功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这是20世纪初最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从此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走向阶段性高潮。

第二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0世纪中叶,其标志是1945年“二战”之后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矛盾激化引发危机,危机造成革命机遇。20世纪初叶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中叶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激化的结果。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由于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而导致垄断,垄断资本主义代替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克服自由资本主义愈演愈烈的固有矛盾,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矛盾。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其固有矛盾不断激化,导致从1825年开始,每隔10年爆发一次经济危机,危机的累加演变成1873年的资本主义空前激烈的世界性危机,这次总危机及之后不断迭加的危机,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只能遏制危机、加重危机,一战后旋即爆发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大危机,资本主义步入严重的衰退。面对这场空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世人惊呼“末日来临”、“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危机的结果又要依靠战争来解决问题。战争是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转嫁危机的外部冲突解决方式,但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斗中始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遏制战争的。当时只有社会主义苏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动员全体人民、联合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战胜德国法西斯,赢得了战争。两次大战标志着资本主义逐步走向衰落,资本主义败象显现。危机与战争给革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战期间,俄国率先从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突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二战前后,这是苏联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崛起之时。中国等一系列落后国家革命成功,从东方站立起来了,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国家占全球总人口的15%,1958年,毛泽东同志有一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不是西风压到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对形势总的估计虽过于乐观,但不乏反应社会主义高潮的一面。相反,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总危机进一步加深,连续爆发危机,并波及北美、日本和西欧主要国家,演变为世界性危机。资本主义整体实力下降,遭受重大打击。当然,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衰落时期,优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致使美国这一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抓住了战争机遇迅速兴起,替代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的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低迷状态,而社会主义发展却处于上升状态,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阶段性高潮。

从国际走势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20余年中,又接连发生了后两次重大的世界性历史转折。社会主义运动由高潮到低潮,然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要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却开始走出低谷。资本主义由低迷困境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美国金融危机却又使现代资本主义濒入险境,呈衰退之势。

第三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0世纪末叶,其标志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社会主义进入低谷,这使世界形势发生了自二战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与转折。二战之后,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走上坡,资本主义走下坡。但世界进入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各国却放慢了发展速度,甚至出现了停滞和负增长,导致社会主义诸国经济社会发展受挫,特别是苏联、东欧蜕变,我国经济发展走了20年弯路,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濒临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面临举步维艰的境遇。现代资本主义吸取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吸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展开资本主义改良,现代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缓发展时期。当然,在资本主义相对和缓发展时期,危机也并没有中断,八九十年代美国就多次爆发波及世界的危机。这次转折表明,社会主义处于发展的低潮,现代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缓和稳定的发展期。伴随着这个历史性转折,我国及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这对中国20世纪末叶以来至21世纪以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中国艰难起步,坚定不移地推进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第四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1世纪初叶,其标志是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这对世界发展格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产生的影响仍无法估量。有句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短短二三十年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呈低潮中起步之势。从2006年到2009年,“十一五”前四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11.4%,比“十五”时期平均增长9.8%加快1.6个百分点,比世界同期水平快8.2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十一五”实现新的跨越已基本定局。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又实现11.1%的增长。走过5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2009年我国GDP居世界的位次由2005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5%,比2005年上升3.6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GDP总量已达38万亿元,人均GDP达4000美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2009年,我国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分别达到2.4万亿美元和6.9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钢、煤、水泥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联合国发表的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当之无愧的成为2009年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强引擎。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2072.7亿美元,是2005年的1.5倍,世界排位从2005年的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从2006年到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60元增长到17175元,年均实际增长10.2%,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0.6个百分点。从2006年到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增长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8.3%,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三个百分点。

而美国金融危机却使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危险困境,美国独霸态势逆转下滑,资本主义整体实力呈现下降态势。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发动了朝鲜战争,失败了,60年代发动了越南战争,也失败了;本世纪又发动了两场战争,一场是伊拉克战争,一场是阿富汗战争,两场战争花了7万亿美元,死了几千人,伤了上万人,伤兵要养一辈子,长远战争开支不小。2003年3月20日发动的的伊拉克战争拖了7年。阿富汗战争是2001年10月7日开战,现在还看不到尽头。战争使美国实力下降,内库空虚。美国正在做战略调整和修补。二三十年前的世界性历史事件爆发式此消彼长,社会主义力量暂时下降,资本主义力量暂时上升;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又是此长彼消,社会主义力量始升,资本主义力量始降。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大发展,1978年至1991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才二三百亿美元,现在有1万亿,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当然,这场危机并没有把西方资本主义摧垮,他还有实力,有一定生命力。比如这么严重的危机并没有导致出现革命的迹象。原因固然很多,其一在于它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制,比如,法国GDP的46%用于二次分配,搞社会保障,法国GDP计2万多亿美元,人口6000万,有一个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通老百姓吃不上饭才闹革命,而闹革命是要死人的,只要能活下去,就不会革命。西方资本主义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对于这次金融危机对西方的冲击也不能估计过头。应当说,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资本主义在失败和痛苦中总结出来的,在自由竞争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残酷剥削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活不下去了,自然要闹事、要革命。二战后,从资本主义整体利益出发,为了使资本主义制度不至于灭亡,得到保全,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从资本利润中拿出相当部分,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去闹事。当然这个办法也不是资本主义发明的,而是从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启示。然而,西方的福利制度也愈发显示其弊端,例如瑞典是典型的“从摇篮到坟墓都有保障”的福利国家,几十年下来,一是政府债台高筑,陷入债务危机,二是工人缺乏劳动积极性,政府已提出紧缩政策,工人就要罢工闹事,陷入循环往复性危机之圈。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中国改革开放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有效抵御,彰显了社会主义的顽强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开创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格局。当时,他们把注意力和着眼点主要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的实际,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生产力比较发达、工人阶级人数占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至少是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胜利。而后的实践发展却超出了他们的具体判断,新的实践促使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开始注意并研究东方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情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东方落后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时,马恩及时研究了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提出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马恩认为,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的跨越式发展。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力量有可能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的设想为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卡夫丁峡谷”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后来,人们就用“卡夫丁下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的跨越式发展”。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成功之路;一是一切社会形态所经历的自然地、物质的、经济的历史过程是不可逾越的,但在一定条件下,社会制度、体质确实可以跨越的。

马恩最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诸国同时胜利的结论,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判断上。就一般发展规律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成熟,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其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爆发,也就是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先要经过资本主义的成熟发展,然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在进入社会主义。而现实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资本主义尚不成熟,但具备一定历史条件的东方落后国家。马恩经过科学研究,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历史阶段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性,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率先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突破的科学论断,成功地发动了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俄国革命的成功也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是科学的。然而,继列宁之后,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模式,所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道路,尽管取得了伟大成就,却忽略了苏联相对于西方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的生产力,忽略了市场经济的必经性,超越国情,逐渐形成了高度僵化、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束缚了人民积极性的发挥,束缚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一系列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更为落后的本国生产力实际,犯了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的错误。在几十年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渐地被僵化的、不适当的经济政治体制所消耗,再加之客观原因和主观错误致使社会主义诸国陷入了发展困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东欧剧变就是这一历史演变结果。90年代苏东剧变既有资本主义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因,同时又有社会主义模式僵化、脱离本国实际、主观上犯错误致使生产力发展不上去的内因。

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落后的国家到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实践和理论上给予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破解了这一重大课题,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道路。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设想,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跳跃式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资本主义已历经的市场经济、生产力高度成熟的自然历史过程却是不可逾越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社会主义诸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改革开放,建立与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与发展市场经济相协调的经济—政治体制,回答了在落后的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走自己的道路,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下,西方资本主义一片混乱,前景黯淡,至今尚未走出困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顶住了金融风险,再次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员力和战斗力。历史发展的现实辩证法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可以有曲折、有低潮、有失败、有逆转,但总的历史趋势是不可以为人的主观意志所改变的。从金融危机爆发到今天,已经两年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成功地顶住了金融风暴的冲击,不仅实现了预定的发展的目标,而且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既要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和果断决策,更根本的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越加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鲜的内容,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劲创造力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生命力,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也在发生广泛而深远的变革。国际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已经并正在给全世界发展带来严重和持续的影响。一方面,使当代资本主义面临重大挫折,给当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方向演变,朝着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使当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资强我弱的态势没有改变,一场新的全方位的综合国力竞争正在全球展开。

世界局势乃至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发展进程和历史也将发生重大转折。当前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动当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历史趋势、两大力量、两种意识形态较量出现了新的变数,激烈社会变化给当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发展时空,提供了新的需求动力,又使其面对严峻复杂的局面。在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伟大成就,中国发展的道路与中国发展经验,已然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性标志,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国际风云变幻,透过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各种力量交锋的纷繁复杂的现象,可以认清,金融资本不过是资本的当代形态,我们所处的时代任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社会主义具有后发的生命力,当代资本主义无论采取何种形态,仍然逃脱不了马克思主义科学预见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当然也包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正确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了新的课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在回答该主题的历史进程中,在改革开放30年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面临并依次科学回答了四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最后归结为回答一个总题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深化了对“三大规律”,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执政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内容和旺盛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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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领导科学 2011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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