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64年10月27日，里根代表戈德华特后来失败的竞选班子做了一次电视演讲。这次演讲被称为“自1896年威廉·布莱安在民主党大会上以名为“黄金十字架”（Cross of Gold）的演说振奋全场以来，最为成功的全国性政治亮相”。
晚上好。主办单位找到了。但不同于大多数的电视节目，这里不给演员提供台词。因此，我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说说，我怎样来看待数周后的选举。
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民主党。最近，我才感到我比较适合另一套路子。我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跨党派的。如今，一边的阵营在告诉我们，本轮选举的议题是维护和平与繁荣。这话说的，“我们没法再好了。”
但是，我觉得不妥。这个“繁荣”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未来。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在税负高到国民所得的三分之一，还可以活着的。
如今，每赚一美元就有37美分要上交国库作为税收。而我们的政府每天超支1700万美元。过去34年，有28年预算没有平衡过。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我们已经把债务上限提高了三倍。如今，我们国家的债务是全世界国家债务总和的1.5倍。我们的国库只有150亿元的黄金，但一盎司都不属于我们，外国货币占去了273亿。而我们刚刚说，现在一美元购买力总值只相当于1939年的4毛5分钱。
说到我们要和平，我想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去了解那些妻子和母亲们，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在南越牺牲了。你问问他们，这是否是该无条件维护的和平。他们意味着和平么？还是意味着我们只想要在“和平”中度日而已？如果还有一位美国人在世界某处为我们大家牺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我们遭遇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险恶的敌人。据说如果我们输掉战争，我们的自由也将如此失去。历史将会这样震惊的记载，那些人之所以一败涂地，因为他们连最起码阻挡也没有做过。嗯，我想该是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了，我们是否知道建国先贤给我们指明的自由道路。
不久前，我两位朋友和一个古巴难民聊天，他是个生意人，从卡斯特罗那里逃出来的。在古巴人述说他遭遇的时候，其中一个朋友对另一个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幸运什么。”古巴人停了下来，说：“你们还不幸运？我只要有个地方可以躲，就行了。”
他的这句话说明了一切。如果我们这里也失去了自由，那全世界都无处可逃了。这是地球上最后的一站。
政府理应为人民服务，因为权力是至高的人民所授予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来源。在人与人关系的历史长河中，这种理念仍然是最新，最独特的。
本轮选举的主题是：我们要相信自我管理的能力，还是摒弃美国革命的理念，承认偏远的国会里有一小撮精英可以为我们的生活作计划，而且计划得比我们更好。
我和你一样，越来越多的人要你选左派，或右派。嗯，我想提议的是，别管什么左派右派的。这里只有向上派或向下派：向上，这是人古老的梦想，是个体自由的目标，它与法律和秩序是一致的。所谓向下，就是象蚁堆一样，甘愿自己被极权主义压在底层，不管真心诚意也好，或是出于人道主义也罢，他们都会以安全为由，出卖我们的自由，走上这条向下沉沦的道路。
在这个争夺选票的时刻，他们说“伟大社会”这番话，要不就像前几天总统和我们讲，我们必须接受“政府进一步对于民事的干预”。而过去他们还含糊其辞，模凌两可。
我说的所有这一切，你们都能在报纸上看见。这些不是共和党的指控。比方说，他们说：“如果我们接受不民主的社会主义，冷战就结束了。”还有的说，“争夺利润的激励制度已经过时了。应该由福利国家的激励机制来取代。”或者说，“我们个人自由的传统体制无法解决20世纪的复杂问题”。
参议员富布赖特在斯坦福大学说，宪法已经过时了。他说总统是“我们的道德导师，是我们的领袖”，他说，他的工作被这篇限制权力的‘古文’束缚了。”应该给他“自由”，让他‘尽心为我们做’他认为最好的事情。”
还有一位发言人，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克拉克，他直截了当把“自由主义”定义为“通过集权政府的所有权力来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
是啊，作为民众之一，我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因为议员所谓“民众”，是指你，我以及我们国家的所有自由的男人和女人。在美国，“民众”这样的词，我们自己已不适用了。
除此之外，“集权政府的所有权力”这是建国先贤极力避免的东西。他们知道，政府无法控制事情。一个政府要控制经济，必然要压制人民。他们知道如果政府要这样做，它必须通过暴力和强制的手段来实现。那些建国先贤，他们当然知道，政府除立法职能之外，在经济上的作为，完全不如私有经济领域。
我们用“过去30年政府干预农业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是再好不过了。从1955年以来，这项计划的成本增加了将近一倍。美国85%的农产品过剩是由四分之一的农业（政府干预的那部分）造成的，除此之外，依靠自由市场的四分之三的农业，其农产品，人均消费量增长了21%。你看，这四分之一的农业——是由联邦政府来规范和控制的。在过去的三年，我们的饲料粮计划，用43美元产不出1美元的玉米量。
参议员汉弗莱（Humphrey）上周指控戈德华特是企图消灭农民的总统。他如果多做点功课的话就会发现，政府这些计划让我们的农业人口减少了500万。他也会发现，民主党政府在寻求国会支持将农场计划扩张到，在自由市场里四分之三的农业。他会发现，他们还要申请特权来关押那些不按照联邦政府规定来记账的农民。
农业部部长还要申请接管农场特权，通过没收农场并转售给其他人的手段。如果把这个条款放到同一个计划里，等于允许联邦政府把200万农民从土地上赶走。
与此同时，农业部却在增加雇员。如今，美国每30个农民就有1个公务员来管，这些公务员无法向我们交代，去奥地利的66艘满载稻米的船怎么会消失的无影无踪？比利索埃斯蒂斯（Billie Sol Estes）都没有出过海。
凡是负责任的农民和农场组织都一再要求过政府放弃对农业的管制，但是，除了农民自己，还有谁知道什么对他们有利呢？麦农投票反对麦子计划。政府照样通过该计划，现在，面包价格上涨，农民的小麦价格下跌。
与此同时，在城市里，所谓“重建市区”在侵害民众的自由。私有财产权被蚕食，所谓高于一切的“公共利益”，却由几位政府规划者说了算。政府的计划夺走贫困者的财产，送予贪心者享用。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就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三年前花了150万盖好的房子，因为政府要“让土地使用更具有兼容性”，就强制拆除。我们的总统说，那里要盖数千栋公共住宅，目前只有几百栋。
FHA（联邦房屋管理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说，他们已经收回了止赎的12万套住房。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政府搞三十多年的计划，但是计划失败得越多，计划就越多。最新的是“地区再开发局”。
他们刚刚说堪萨斯州赖斯县是一个贫困地区。堪萨斯州赖斯县，有200口油井，1万4千人，他们在银行的个人存款超过3千万。如果政府说你穷，那就你认了呗，穷就穷吧。
不是有人断言，胖子之所以肥是因为胖子卡了瘦子的油，我们很多人是看不到瘦子的边上还站着个胖子的。于是，他们打算通过政府和政府计划来解决人类所有的贫穷问题。那么，好了，如果政府的计划和福利真的是解药，那么他们搞了将近30年福利，他们的成绩不该给我们看看吗？难道他们不该对我们说，需要帮助的人逐年在减少吗？需要住公共住宅的人也在下降吗？
但事实恰恰相反。每年穷人都在增加，而政府计划增长也越大。
四年前，我们听政府说，每晚有1700万人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说不定确有此事，他们都在节食。但是，现在我们又听说，我国有930万户年收入低于3000美元的家庭，他们穷困潦倒。如今，福利开支是极度黑暗的大萧条时期的10倍。
我们的福利开支有450亿美元。现在你算算，就会发现，如果我们把450亿元均分给900万户贫困家庭，每年每户家庭就能拿到4600元。加上他们目前的收入，他们应该不穷了。但直接给到穷人手里的援助，每户家庭只拿到600元左右。这似乎意味着，在别的什么地方开销用过了头。
现在，我们宣布“向贫困开战”，或者“你也可以是鲍比贝克（国策顾问）。”他们真的要我们相信在450亿的开支上再加10亿，或者30多个计划上再加1个计划，就能……我们，记住，新计划不会改变什么，它只是复制现有的计划。嗯，说心里话，应该说在这个新计划中有一部分是不重复的。那是有关年轻人的部分。
我们现在又要搞老套的“公共资源保护队”计划（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新政时期，让青年铺路，植树，建公园），让年轻人入团以来解决辍学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但是我们稍微计算一下，就会发现，单单花在年轻人的吃住上，每年每人就要用掉4700美元。花2700元我们就可以把他们送进哈佛！当然，不要搞错。我并不是说要哈佛来解决青少年犯罪的问题。
但是，说真的，我们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都做了些什么？不久前，洛杉矶的一个法官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有名年轻妇女到他那要离婚。她生了六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第七个。在他再三的追问下发现，她丈夫是名劳工，月收入250美元。她要离婚是想再得到80美元收入。因为，按照援助抚养子女计划，她有资格每月享受330美元的补贴。她这么做是受到他两个邻居的启发，他们也都是这样做的。
然而，每当我质疑这些良心人士的计划，我们就被批评说我们反对的人道主义的目标。他们说，我们总是“反对”一切，从来不会”支持”。
嗯，我们的左派朋友的问题不是他们太无知，只是他们知道得太多，就是不太对。
现在，我们支持这样的一个条款，所谓年老失业不应该是贫穷的借口，为此我们认为搞社会保障将会出现问题。
但是，我们反对，那些计划受惠者钻财政的漏洞，作弊骗钱，我们反对，一听到批评政府计划就指责，其用心是让政府停止补助那些靠补贴才能度日的人。
在大量的文献中，他们称之为“保险”。而在最高法院上，他们的呈词说这是一种“福利”计划。他们以“保险”的名义推销给老百姓。他们说“社保”费用是政府为了公共用途才征的税，而且政府已经用过了这些税。政府的社保帐户上并没有钱。
在国会委员会上，精算师罗伯特拜尔斯（Robert Byers）承认，当时社保有2980亿美元的缺口。但他说不要担心，只要政府还有权力征税，无论是他们要什么，总能从老百姓那儿征收上来，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目前，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一个21岁的年轻人，如果他的工资达到平均水平，那么他缴的社会保障金在公开市场上，足够买到一份保险计划，保证他在65岁时每月领到220元。但政府只承诺将来给他127元。于是，他会等到31岁的时候，选择办一份比“社保”补偿更好的保险计划。
这样看来，我们政府是不是很没有商业头脑呢，这个计划根本靠不住。一旦到了社保兑现期的时候，大家问政府要钱，就会发现“这个橱柜不是空掉了么？”
戈德华特认为我们能做到。
与此同时，我们可不可以推出一些自愿的条款，允许“自己能做的更好”的公民不加入政府计划，只要他能证明自己为退休时候做好了准备？
不准有小孩的寡妇上班，否则不给她抚恤金，我们这样做，对么？按理她已故的丈夫也交过税了？在这个计划中，你和我，难道都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受益人是谁，我们不能做什么？
我认为我们不该因为缺钱而剥夺老年人享受医疗保险。但是，我们要反对那种不管民众需不需要，都强制他们加入政府计划。尤其我们还有前车之鉴。就在上周，法国宣布医保计划破产了。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再者，戈德华特不负责任了吗？他建议我国政府要停止搞那种精心的，人为的通膨计划。这样将来你得到的养老金，一块钱还值一块，而不是只值4毛5？
我认为我们要支持一个让世界各国能够寻求和平的国际组织。但，我们要反对凌驾于美国利益之上的组织，即便是获得了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的支持票，因为这组织的结构不健全，它代表的人口还不到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我认为我们要反对那种“虚伪”，一边抨击我们盟国，因为他们这儿或那儿还坚持着一个殖民地，一边却暗地里搞阴谋诡计，对苏联的殖民地，苏联卫星国中受奴役的千百万人，三缄其口。
我认为我们要支持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盟国，与他们分享我们的物资。而不是在各国政府之间乱捐钞票，这些国家不是搞社会主义就是在搞官僚主义。我们的目标是要帮助19个国家。但如今，我们帮助了107个。我们花了1460亿美元。
这些钱，我们让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买了200万的游艇，让希腊的殡仪官穿了礼服，让肯尼亚政府官员包上了二奶，我们买了一千台电视机，结果却送到一个连电都没有的地方。
过去的6年里，共有52个国家购买了我国的黄金，价值70亿美元。而这些国家全部都接受过我国的援助。
没有政府会主动缩减自身的规模。因此，政府的计划，一经推出，永不消失。
其实，政府官僚机制是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最不容易死的东西
联邦雇员——拥有250万之众，而本国六分之一的劳动力受雇于联邦、州与地方政府。这些官僚机构猛增，成千上万条的管制侵蚀了我们的宪政保障。究竟有多少人意识到，如今连逮捕证都不带的联邦特工就能私闯民宅？他们可以不经过正式听证而执行罚款，更不用说陪审团的判决机制了？他们可以通过查封和拍卖人家的财产来强制执行罚款。
在阿肯色州奇科县，詹姆斯威尔（James Wier）种值水稻的用地超标了。于是，政府获得了17000元的判罚。法院执行官把他960英亩的农场拍卖掉了。政府还说，这非常必要，可以警告其他的人，让这个机制起作用。
去年二月在明尼苏达大学，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这位获得社会党六次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说：“如果戈德华特成为总统，他会停止美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想正是如此。
但是，作为一个前民主党人，我跟你说，不只是诺曼托马斯把现政府比作社会主义。早在1936年，民主党自己人，阿尔·史密斯（Al Smith），这个伟大的美国人，就曾在美国民众面前指控他的党领袖背离了杰斐逊、杰克逊和克利夫兰的路线，而跑到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麾下。他退党了，直到他死也没有回头。因为直到那一天，该党的领袖还在带领着这个光荣的党，沿着英格兰的劳工社会党的路线走下去。
现在都不用霸占或没收私有财产和企业，或对老百姓强制推行社会主义。什么意思呢？如果政府掌握了企业和财产的生杀大权，即使你拥有房契或者在自己公司做官，又有什么用呢？这种机制已经存在了。
政府随随便便就能找到一些罪名来控告你。凡是生意人都有过被骚扰的经历。有些地方，莫名其妙的事也会发生。我们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如今被认为是政府的一种特许，自由从未如此脆弱，几乎此刻就要从我们手中滑落。
我们民主党的对手似乎不愿意讨论这些问题。他们想要让你和我都相信这是两个男人在竞争，我们只需要根据两人的人品做出选择而已。
那么，他们要在哪一点上击垮他（戈德华特）呢？击垮，击垮他所代表的理念，那是你和我都珍惜的理念？他是所谓的轻浮和浅薄，喜欢满嘴放炮的人吗？嗯，我有幸能够认识他，在他还没有参选之前，我早就认识他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打保票他是最不会去做“那种不诚实或不光彩的事”的人。
在进入政坛之前，他有自己的公司。他制定了一项让员工分享利润的计划，这点他比工会想到得还要早。他为公司里的所有员工购买了健康和医疗保险。他把税前利润的50%来为所有员工设立一项退休计划，养老金计划。他每月都送一位患病，无法上班的员工去检查身体。他给在站店面的母亲提供儿童保育费。墨西哥的兰德河发洪水的时候，他开自己的飞机，为灾民送去药品和物资。
一名前海外军人告诉我，他见过戈德华特。那是在朝鲜战争时期，某个圣诞节的前一周，他在洛杉矶亚利桑那州机场，要搭机回家过圣诞节。他说，当时军人很多，飞机上座位已经没有多余的座位。这时候，喇叭传来了一个声音说：“凡是想搭机去亚利桑那州的各位军人请去跑道那儿，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下去了，有一个叫戈德华特在飞机里等他们。在圣诞节前几周，他每天都会过来，从早到晚地运送客人，送他们去亚利桑那州，送他们回家，然后飞回来，再运一次。
即使在这个分秒必争的选战时刻，他也会抽出时间去陪一位罹患癌症即将离世的老朋友。他的竞选经纪人很不理解，但他（戈德华特）说，“没有多少左派会在乎她。我想让她知道我在乎她。”
他曾对自己19岁的儿子说“没有什么根基胜过诚实和公平这样的磐石，你要把你的人生建在这块磐石上，用你对上帝的信仰来加固，这才是你人生的真正起点。”
他并不是那种不停地忽悠别人孩子去打仗的人。选战的这个议题使得我之前讨论过的问题显得不切实际，除非我们意识到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
那些人为了要福利国家的“流动厨房”而出卖我们的自由，他们对我们说，他们有乌托邦式的、和平的、解决方案，用不着获得战争的胜利。他们称他们的政策为“和解”。他们说，如果我们能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敌人就会放弃自己的罪恶活动，并且逐渐会喜欢我们。凡是反对他们方案的人都被他们指控为战争贩子。
他们说，我们对复杂问题提供了简单的答案。嗯，也许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不容易做到，除非你和我鼓足勇气告诉当选的官员，我们希望国家政策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
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和自由不受炸弹的威胁而出卖良心地对铁幕下饱受奴役的10亿人说：“放弃你们的自由梦想吧，因为我们要明哲保身，我们要和你们的主子做交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如果一个国家宁受屈辱也不愿意铤而走险，那么它在邀请一个主子，活该被它奴役。”
现在，我们要以正视听。所谓“要和平还是要战争”都是空谈，你要的那种打保票的和平，只有一个办法，你马上就能实现，那就是“投降”。
的确，除“投降”之外，我们任何的做法都有风险，但所有的历史教训都告诉我们，绥靖政策的风险更大。他们的和解政策就是绥靖政策，我们好心的自由派朋友们却回避了魔咒。
和平与战争没得选，要么战斗，要么投降。如果我们坚持“和解”，继续退让和撤退，最终我们不得不面对最后的命令，最后通牒。接着，赫鲁晓夫会告诉他的人，他知道我们会怎样反应？他会说，我们因为迫于冷战的压力而撤兵了。
某天，到了下最后通牒的时候，我们会主动地投降，因为到那时，我们在精神上、道义上、经济上，都被削弱了。他如此确信，因为从我们这边他听到恳求的声音“为了求和，不惜任何代价”或“宁可被共产，也不要死于核战”，或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他宁愿“跪着生，也不要死在他的脚下。”通往战争的道路就在那一点上，因为这些话不代表我们的声音。
你和我都知道，我们不相信“生命如此宝贵，和平如此甜美，以至于不惜以枷锁和奴役为代价去换取它们”（出自Patrick Henry）。难道生命中没有什么值得牺牲的，什么时候才开始这样，是因为前面有这敌人？
摩西应该告诉为奴的以色列人听命于法老吗？基督有拒绝背负十字架吗？爱国勇士们应该在康科德桥就把枪扔了，不该打响惊动世界的这一枪？历史上的烈士不是笨蛋，我们这些光荣的逝者用他们的生命阻止了纳粹的扩张，他们没有白死。通往和平的道路在哪里？答案毕竟很简单。
你和我鼓起勇气告诉我们的敌人，“我们不买这个账。”“有一点更为重要，就是他们必须停止扩张。”这就意味着，戈德华特的那句话“和平要靠实力。”温斯顿·丘吉尔说过：“人的命运不是以物质积累来衡量的，当世界上伟大的军队在前进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灵魂的人，而非动物”。他说，“有件事正在时空或超时空中发生着，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那叫做责任。”
命运让你和我走到一起。
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要保守住人类最后的憧憬，否则我们将会就让他们跌入千年黑暗。
我们要铭记，记住戈德华特有颗忠于我们的心。他相信，你和我都有能力，有尊严，有权利自己做决定，决定自己的命运。
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