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储蓄率也屡创新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计算中国的平均储蓄率，1980—2009年约为39.8%；相比之下，全球约为22.5%，发达国家约为22.0%，中等收入国家约为25.2%，低收入国家只有19.5%，OECD国家约为21.6%，美国平均约为16.4%，而在具有高储蓄传统的东亚国家与地区，日本约为28.5%，韩国约为31.6%，中国香港约为32.0%。根据GDP的支出法进行计算，2010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达到惊人的52.4%，可谓世界之最。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不仅远高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也明显高于具有高储蓄传统的东亚国家与地区。
从中国储蓄率历史变化的图景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储蓄率就已经呈现上升势头，而近年来的上升趋势更加明显，与80年代初相比，储蓄率已经上升了约19个百分点。
现有解释存在缺陷
中国自2010年开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水平排在世界100名左右，远低于工业化国家，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众所周知，中低收入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对国外资金有很强的依赖性，但高储蓄却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这一巨大反差显然难以用传统的智慧来解释。
中国的高储蓄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国内外学者结合中国的现实从多角度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解释。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高储蓄的原因。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中，年轻一代比处于负储蓄状态的老年人显得更加富裕，从而更多地储蓄，相应地也比其他处于较慢增长的经济体有较高的储蓄率，因此高增长本身就可能导致高储蓄率。但这一解释可能存在问题，因为从居民的消费行为来看，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当消费者的收入处于上升阶段时，一个完全“远视”的消费者应当会立刻开始增加他的消费支出，以便享受未来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显然，这一预测结果并未在中国出现。有学者认为，消费者的“短视”行为可能是其原因。这种“短视”行为表现为人们对相对遥远的信息不太了解，或者因为发展的可持续性极不确定，他们进行消费决策时往往只能依据当前的收入与已有的流动性资产，难以根据其终生的资源来合理规划其不同阶段的消费和储蓄，从而不能在收入处于上升期时迅速提高消费。但消费者的“短视”行为可能导致短期消费偏高或者偏低，因而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储蓄率的持续上升。
高储蓄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中国正处在体制变革期，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中国的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体系改革提高了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具有强烈“预防性储蓄”动机造成的。但这一解释也有缺陷，因为近十年来社会保障网络正在逐步扩大并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但从数据观察到的城镇和农村储蓄倾向并没显著下降。
金融市场的不发达、流动性约束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也可能是用以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由于人们很难依靠借贷来提前使用未来的收入和财富，因此流动性约束使得消费者必须在现期依靠储蓄和资产积累来平滑消费或应付不确定性。然而，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这一论点与预防性储蓄一样，同样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储蓄率在2000年以后的快速上升。
有一种观点将中国的高储蓄率归因于中国人传统的节俭习惯。一般来说，人们对以前的消费存在心理依赖，通过一段时间形成偏好。由于长期形成的高储蓄、低消费的习惯难以打破，即使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消费者由于消费的惰性而不愿扩大消费，因而使得需求热点难以启动。维持原有习惯的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在收入已高过基本生活开支甚多的情况下，仍继续维持原有较低的生活水平。但习惯对于中国家庭高储蓄的解释力还有待考量，因为习惯往往具有稳定的持续性，它可能解释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为什么会在高位持续，但不能解释储蓄率为什么在不断走高。
解谜团的新维度：生育政策、企业储蓄与收入分配
中国从30多年前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严格的人口政策使一般家庭生育的孩子人数急剧减少，城镇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现象已经凸现，养老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由于养老保险制度尚未有效建立，人口政策渐渐打破了依赖子女数量养老的传统家庭的作用，并且近年来抚养孩子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从而鼓励个人进行积累。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很可能是导致居民消费走低的一个重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性别失衡也可能是引起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原因，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性别失衡加剧了婚姻市场的竞争性，致使中国的家庭提高储蓄率。但是，由于性别失衡的问题在中国城市中并不严重，因此性别失衡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储蓄率的上升还有待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无论是城乡间、区域间还是各社会阶层间，居民收入差距都呈迅速扩大的趋势。消费者之间收入水平差距越大，其消费行为出现差异的可能性也会越大。日益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能正是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的内在原因。事实上，一方面，高收入阶层本身就有较高的平均储蓄倾向，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们为了在社会竞争中维持其社会地位而储蓄，可能是出于为其子女将来的发展而遗赠的动机，或者由于受到创新产品缺失等因素的制约而被迫储蓄。另一方面，中低收入阶层受自身收入和与高收入阶层收入差距的影响，出于追求社会地位、攀比消费的目的，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尽可能压缩当前消费、提高储蓄目标，造成他们甚至会比富人有更高的储蓄率。但从收入分配扭曲角度给出的解释，其异质性微观行为尚待进行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后，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预算软约束逐步“硬化”，买方市场逐步形成，企业的效益有了明显改善，企业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加大。由于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依靠其保留利润，企业对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和利息支出较长时期被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这导致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根据资金流量表的推算，目前企业储蓄已接近国民储蓄率的一半，因此，这可能也是中国国民储蓄率上升不容忽视的原因。近年来，国民收入过度向政府倾斜，导致政府的储蓄率又有重新走高的趋势，这可能也是导致中国储蓄率在高位持续的原因之一。因此，从部门储蓄率变化的角度进行探讨，可能成为解开中国高储蓄谜团的重要研究方向。
高储蓄模式亟待改变
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高储蓄率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高储蓄率提供中国在经济改革时期投资快速增长的资金需求，使得中国的投资率多年来能够维持在40%以上，这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初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投资率多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但中国的储蓄净剩余却持续增长，这也常常被视为导致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帮凶”，因此中国过高的储蓄率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非议。近年来，由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显著减弱，贸易摩擦加剧，劳动力成本提高，多年来国内需求又低迷，这些都致使依靠高积累的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从政府制定政策的角度来看，如果消费者的“短视”与流动性约束是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从根本上消除产生“短视”行为与流动性约束的制度因素，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如果消费者的预防性动机的强度很强，政策导向则应当以增加居民的收入为根本途径，消除各种影响收入增加的不确定性因素，切实降低各种政策性负担，构建起社会保障体系，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如果习惯是高储蓄倾向的主要原因，政策重点应倡导新的消费理念，鼓励居民追求科学、平衡和合理的消费。如果高储蓄率的原因主要来自贫富差距过大，政府则应当从收入分配与税制上进行调节。而如果人口结构变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则应当从人口政策上作一些调整。如果企业储蓄过高是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则应当对企业的分红制度进行改革。总之，高储蓄的成因呈多维度，破解的政策也应是全方位的。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