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分配状况需要很长时间，但这些政府部门的表态、规划和政策证明，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
政府准备提升国民的收入。
人们还记得总理温家宝年初的承诺:在他接下来3年的任期里，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公平分配上。
在过去的60年里，增长是执政党谋划的主要目标。但在中共中央正加紧制定的“十二五规划”里，分配将占据醒目的位置。将于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将审议规划内容:分配很可能被看成是和增长同等重要的事情。
国务院同时将公布经过多次修订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准备牵头制定《工资条例》。
改变分配状况需要很长时间，但这些政府部门的表态、规划和政策证明，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另一个方面则证明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
经济学家主要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和其他来自中国的数字一样，中国的基尼系数有多个版本。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的报告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个数字是0.47。不管哪个数字，都显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是什么驱使着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上升?
经济总量的急剧膨胀往往带来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类似的情景在几乎所有经历过快速增长的国家的历史上都发生过，人们处置的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有一些国家成了当今世界上的“成功国家”，另一些要么坠入了动荡不宁的泥淖，要么重新回到了贫困的深渊。
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都关系到中国最深层次的问题，改革将考验政府的意愿、勇气和能力。
财政支出失衡
要缩小收入差距，有些人认为，关键是提高中国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也有人认为，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财富，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关键。
第一次分配，也就是工资收入，在过去的10年里，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通常认为这和中国劳动力供应的形势有关:需要就业的人太多了，工资就难以上涨。但最近，经济学界开始有人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个问题:政府过于倾向于资方，工会没有为工人争取应有的权利，人为地压制了工人的有组织抗争的后果是压制了工资上涨的可能。这种情形正在逐渐被工潮所改变。
第二次分配指的是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和中国急剧增加的财政收入相比(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财政收入今年将达到8万亿，仅次于美国政府的收入)，民生方面的开支上升得很慢。
财政收支既关系到第一次分配，也关系到第二次分配。因为政府的所有收入都来自社会，财政收入一元钱，企业和个人就要失去一元钱。
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将达到8万亿元，如果计入政府基金收入和其他经营性收入，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可能与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美国持平。但中国的人均GDP(3800美元)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一般来说，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水平，财政收入不应该超过GDP总量的20%。
政府收入多了，个人和企业收入就少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多数国家，劳动收入占GDP60%左右，而中国只占到42%多一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国家用于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服务的开支要占财政支出一半以上，但中国这方面的开支仅占财政开支的28.8%。中国政府的钱主要花在固定资产投资和自身消耗上了。
在讨论导致收入差距的原因，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财富的分配上——不管是企业层面的分配，还是政府层面的分配。但我们同样不应该忽视财富的生产对贫富分化的影响。
那些体制性的障碍——户籍制度、行政垄断和审批，限制了中国人迁徙和创造财富的自由，让官员变得腐败，造成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使得法律、行政命令甚至司法判决都开始向少数人倾斜，大多数人就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国财政资金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的投资，这些资金使用效率如何，缺乏有效的评估。普遍认为用于经济刺激计划的4万亿投资——配套投资还远不止这个数字，绝大多数都是政府资金——对中国GDP“保八”起了决定性作用。今年，美国和欧洲准备退出刺激计划，但中国政府仍然表示，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继续刺激经济的另一个说法。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这样做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城乡分割拉大收入差距
麻省斯隆商学院教授黄亚生给记者发来的材料中，有他和中山大学2009年在广东所做的一项农民工调查。他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有一种特有的迷惑人的地方。
从2000年开始，中国开始急剧地城市化。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城市化会带来家庭收入的增加，进而刺激消费的增长。
“中国城市化把2.3亿农民变成农民工，这个过程本身增加了国民收入”，根据黄亚生团队的调查，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收入是在老家相同条件下打工收入的2-3倍。但这一“不得了的经济成就”却没有拉升中国的消费。黄亚生说，2000年以后，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例实际上在下降。
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家庭更注重储蓄而不是消费。事实上，农民工的确很重视储蓄。广东的农民工的储蓄占收入的40%，比城市居民要高15到20个百分点。
城市化带来的增长之所以没有在消费行为中体现出来，黄亚生说，是因为公共服务的欠缺抵消了这种增长。而中国的公共服务是和户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公共服务和户籍联系在一起，人口史专家葛剑雄说，意味着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不能享受与本地市民一样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
黄亚生和中山大学调查了2000多名农民工，一半以上的人在广东已经生活了6年以上，其中有一人从1976年就在广东打工。他们都没有取得当地户口。
城市和农村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人口密度高，消费需求集中，能够减少交易成本，有利于发展服务业。黄亚生说，这种经济上的规模效应是近代以来全球性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城市化往往会带来消费上升，但中国例外。
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主要消费却发生在农村。以广东的农民工为例，他们存钱的主要目的是供孩子上学和在老家建房，仅前者一项，就占到了农民工总开支的33%。
如果农民工子女能够和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一样，进入收费低廉而资质更好的公立学校读书，农民工的收入就能够得到显著的提高。所以，东部的城市如果能像给有职业、长期居住的农民工和本地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就能够降低他们的储蓄率，从而促进消费。
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在扩大，从1978年前的1:2.36扩大到了2009年的1:3.33。如果算上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国际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个比例将进一步扩大到1:4以上。
实际上，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认为，这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重庆的人均收入比上海的人均收入低很多，不是因为重庆城市居民比上海城市居民收入低很多，而是因为重庆的农村人口比重比上海高很多”，陆铭说，在城市化率较高的东部省份，收入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背后是城乡收入差距。
谁能进入高收入行业?
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论，唯一能够和户籍制度相比的是行业收入差距。少数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这是导致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
根据复旦大学陈钊教授的一项研究，1988年，行业收入差距对整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到了2002年，行业间不平等已经成为仅次于地区间差距这一因素之外的，导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第二重要的因素。
90年代以来，“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这两大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收入越来越高，“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给业”的收入也迅速和其他行业收入拉开差距。这三个行业的高收入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有一些行业收入较高是因为需要特殊的技能，比如软件业和计算机服务业。但中国的高收入行业的普遍特征是行政垄断。陆铭说，行业收入差距拉大“主要是由一些具有国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引起的”。
陈钊说，对公用事业、邮电、通讯等没有受到市场化冲击的垄断盈利部门来说，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它们影响不大，而金融、电信等部门则积累了大量的利润，其中一部分就体现为这些行业内员工收入的快速增长。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改革进入了难以根本触动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阶段，因而垄断行业在市场化改革中逐渐得益，并最终较为稳定地处于高收入行业之列，而竞争性行业则一直维持着相对较低的收入状态。”
在经济学上，垄断并不必然导致行业工资过高。只要劳动力能够在所有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人的竞争会导致行业收入趋向于均等化。也就是说，即使老板之间的竞争不可能，只要员工之间能够自由竞争，垄断并不会持续拉大收入差距。
但陆铭和陈钊合作的另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进入高收入的垄断行业做员工，和成为这个行业做老板一样困难。教育、经验固然重要，但关键是父辈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以及他们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比如说，量化研究显示，父亲受教育年限和党员身份，对于子女进入高收入行业都有重要作用，但在东部地区，父亲的党员身份更重要——其作用相当于给父亲增加了近10年的教育。
和一般人想象的情形相反，他们的研究表明，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父辈的社会关系和当地户口对能否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影响越大。
行政垄断在行业准入上、也在分配上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尽管垄断国企都声称自己对国家的贡献不可替代，但事实并非如此。垄断国企提供的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同样可以由民营企业提供。
错过了的机会?
缓解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最好的办法是改革户籍制度，取消行政垄断，让企业和人员进行自由竞争。
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供给制和人身管制的产物，在今天已经显得不公平和过时，并且成了中国继续发展的障碍。但中国政府并没有下定决心取消户籍制度，主要原因是担心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脆弱的公共服务将不堪重负。
中国城市养老金账户的亏空已经达到了1.3万亿(有人认为还不止这个数字)，医疗体系因为“看病难、看病贵”饱受诟病、教育投资不足(各级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GDP4%的目标——这个目标还是1993年制定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如果4万亿不是去做投资，而是用于取消户籍制度，情况会怎么样?黄亚生觉得，那样做可能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
“‘4万亿’提供了一个大规模投资的借口，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强制拆迁。这是在以一部分人的收入降低为代价来发展城市化，不是刺激消费，而是在降低消费。”黄亚生说，如果不选择这种方式，而是让农民工在城市里定居下来，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唯一的不同就是GDP增长会慢一些。”
“这在我看来没什么不好”，黄亚生说，“如果关键的居民收入没有相应增加，GDP增速太高实际上是在补贴美国。”
而对行政垄断，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此不置一词，而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配套政策，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上有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说法，但缺乏可操作性。
行政垄断显然会在政治上产生效果。大型国有企业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因此，掌管这些企业的高级干部必须服从组织人事部门的安排，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国企的市场取向，又必须对这些高管的市场绩效进行考核。这两个目的自相矛盾;因为前者目的在于强化党和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后者却削弱了中央和地方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现实中国资委屡屡下文，要求大型国企必须加强集体决策、限薪、服从宏观调控，甚至是约束投资某些行为——如在房地产行业的投资，看上去是为了努力追求前一个目标，但实际上只是反映了后一个趋势已变得越来越明显。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这种情形的必然后果。这使得缩小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局面有其必然性。黄亚生曾经解释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他说，1980年代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倾向于农村、个体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到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政策取向由扶助个体私有制转向扶持国有经济。黄亚生认为，以个体企业为主导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产值的增长，而在于真正获利的是哪些人。
不同的政策产生了不同的结果。19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10年也是中国脱贫成就最显著的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这个时期共有1.44亿人口脱离贫困状态。到了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的两位数增长急剧下滑到4%左右，脱贫人口也只有6200万人。
许多人都知道中国是最严重的收入不均的国家之一，黄亚生说，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1980年代，中国的贫富差别缩小了很多，到1990年代却急剧恶化。他认为这和两个时期不同的发展模式有关。
中国本来有机会让工业分布在农村，提高农民的收入，同时让更多人在城市生活，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2亿以上的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奔波，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