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事变以后，“民族主义”一跃而升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假想对手，由此，许多西方学者开始注意所谓“民族主义”问题，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民族主义问题，对其的批判也随之而展开。这些学者大多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们没有摆脱掉本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和束缚，民族主义的误区，导致了他们对人权、个人自由等西方自由主义原则的背离。 瑞贝卡·卡尔（Ｒｅｂｅｃｃａ Ｋａｒｌ）所著《把世界放在舞台上（Ｓｔ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一书，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却与西方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有所不同，因而别具意义。书中主张，对于受压迫国家中所产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应该将之理解为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关系的一种对抗，而不应把它视为一种前现代模式的遗产。具体到中国，卡尔以为，在中国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西方语境中的那一民族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她不是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仅仅看作为一种由西方输入到中国的话语，而是将晚清时期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视作一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二十世纪初，王笑侬曾经以波兰所面临的国际危机为题材，撰写京剧《瓜种兰因》，卡尔便以此事为引子，点出了她赋予此书的主题“把世界放在舞台上”——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诸方面，分析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会对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进行支持，并且详细探讨与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对于当时世界政治中的诸种现象，如对夏威夷、菲律宾的处境，对晚清时期的亚洲主义主张，以及对土耳其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矛盾等诸多问题，晚清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自己的态度和设想，对此，本书也加以涉及。 而讨论所围绕展开的一个核心，即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在该书的导论里，卡尔即提出，她立意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着手，以展开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分析。 从历史方面，她大量阅读了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年间中国的报刊杂志上登载的文章。 这些文章均与晚清时期的国际政治有着密切呼应， 其视点也是在世界现代性进程中形成的，长期以来却为人们所忽视和淡忘。 最为这些文章作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国际的不平等空间，换句话说， 也就是帝国化和殖民化的空间，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最突出的一个现象。 在理论分析方面，卡尔认为需要避免两种主流的研究方法：一种是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置于流行的欧洲范畴之中；另一种是用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空间观来概括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且用一个抽象的、本质化的“中国文化”概念来解释中国历来的政治问题。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美国汉学界一直就在此两者之间彷徨不定，为了避免这一流弊，卡尔主张，要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区分开来。

她提出，在讨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性问题时，有一点不应被忽略：那一时代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乃是所有这些思考之展开的大背景。必须注意到，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场所，而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系统。所以，她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意识是在面临一种不平等的世界政治进程之中形成的。 因此，自然地，对于其他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地区的反殖民运动，晚清的民族主义者会加以关注和支持。

从这样的理论架构出发，卡尔对安德森（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有关民族主义的名著《想像的共同体》进行了批评。 安氏认为，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依随于传统社会的瓦解和一种同质性的空洞的时间观的出现。在他看来，在传统社会里，时间与人的具体活动有密切关系，因而没有产生现代社会所拥有的那种抽象时间观。只有在拥有了这种抽象的时间观以后，人们才可以想像一个主体在时间中存在和活动。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时间是独立于任何具体内容之外的。照安氏的说法，民族国家的观念恰恰是把这样一种空洞的时间观与现代国家形式熔铸为一体，这就是说，民族国家成了公民共同想像的存在于时间中的主体。

卡尔大概也同意，新生于现代社会的这一抽象的时间观，与同样是新生的、但更抽象的共同体（即民族国家）是不可分的。不过，她强调，人们想像中的这种新的共同体，其疆域或范围并不一定局限在国家的体制之内。卡尔认为，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国家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过程，而民族主义者并不一定会追求国家权力；因此，学者们也不应把民族主义与国家相混同。她以中国为例，来解释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区别，声称，晚清的民族主义所追求的，乃是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因此其概念的范畴已经突破了关于中国的“国家”观念的局限。

进一步地，从晚清政治思想当中，卡尔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 “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的民族主义”。 按卡尔的说法，第一种民族主义观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取得或者巩固国家的政权。 她举梁启超为国家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 并认为他的《新民说》很能体现这一观点。梁启超的国家概念是针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关系而提出的，希望通过国家对政体和经济的控制来提高中国在世界体系之中的地位。 不过，卡尔认为，梁启超的这种想法最终是使得社会隶属于国家。与之形成对照的是， 以民族为基点的民族主义这一派的知识分子， 例如晚清的革命派，则强调跨国联盟的必要性。 卡尔由此得出结论，后者的民族主义观是突破了国家范畴的，而其代表人物，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章太炎。她在书中举了很多例子以做说明，清末在日本所形成的亚洲和亲会便是其中一例。她认为，以民族为基点的民族主义的重要特点，通过亚洲和亲会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因为它的成员和组织者来自不同的国家，而他们共同地试图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联盟。亚洲和亲会是由中国与印度的几位学者在日本留学或流亡期间一起组成的，该会约章的第二段，可以让人领会以民族为基点的民族主义的一些特点：

曩者，天山三十六国，自遭突厥、回鹘之乱，种类歼亡。 异日支那，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辈，宁知不为三十六国继也。 仆等鉴是则建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 他日攘斥异种，森然自举，东南群辅，势若束芦，集庶姓之宗盟，修阔绝之旧好，用振婆罗门，乔答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 令阿黎耶之称，不夺于皙种，无分别之学，不屈有形。 凡我肺腑，种类繁多，既未尽集，先以印度、支那二国组织成会。 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亚洲屏蔽。 十数邻土，因是得无受陵暴，故建立莫先焉。 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誓盟，则馨香祷祝以迎之也。（《章太炎选集》，４２９页）

卡尔认为，上述文字说明，东方国家的一些人士根据他们被压迫的共同经验，建立了一个独立于国家的世界性组织（《把世界放在舞台上》， １７１页） 。这里卡尔涉及到最近两年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即亚洲的概念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 卡尔的观念与韩国学者白永瑞的观点有一些共同之处，都赞成一种脱离民族国家而存在的联盟。 她之所以觉得，一种以民族为基点的民族主义比以国家为基点的民族主义优越，就是因为前者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畴。

这里引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所谓的“民族的民族主义”，亦即晚清的亚洲论述，是否真的突破了民族国家的体制？ 从思想史的角度，我们要问，《亚洲和亲会约章》的作者是否确实对民族国家加以否定？

从上面所引“约章”中的文字，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许多超越民族国家的概念， 譬如，作者提到“用振婆罗门，乔答摩（佛教），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在此，“约章”的作者似乎是把世界分成西方和东方两部分，而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要利用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明和传统来救世（此处用了佛教词汇“恻怛”）， 反过来，西方文明被看成 “旃陀罗（梵文‘恶人’的音译）之伪道德”。

不过，“用振”中印之文明的目的，以及整个《亚洲和亲会约章》的旨趣，还是在于“自保其邦族”。我认为，在这里“邦族”同时包括了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 并且，这段文字一开头就把支那、印度等国比喻成天山三十六国，即秦汉时期在天山南北许多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我们并不能说，亚洲和亲会设想了一个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共同体。

一方面，卡尔指出，《亚洲和亲会约章》的内容显示，晚清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把亚洲看成一个同一的地域，就是因为亚洲的各个国家都同样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 换句话说，虽然亚洲各国的文化彼此不同，但可以倡导建立联盟，其必要条件是它们均有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共同经验。 但是，另一方面，卡尔又认为这样一种亚洲观是独立于国家概念之外的。这两方面的看法都有局限性。 首先，在“约章”作者的历史叙述中，虽然亚洲国家的文化各不相同，但这些文化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譬如：“侵略之事既少，惟被服仁义者尊焉。” 即仁义与互相尊重， 是他们之所以能维持各自不同文化的一个原因。在“约章”的语境中，很明显地，此一特点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伪道德”形成了对立。

其次，让我们来具体看一看章太炎的思想。在撰写（或参与设计）《亚洲和亲会约章》的同一时期，章太炎发表了许多关于民族与国家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把国家和民族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譬如在《五无论》里，章太炎从宇宙观的角度探讨国家与民族的局限性。 “夫于恒沙世界之中而有地球，无过太仓之有稊米。今于其间分割疆域，葆为己有，而命之曰国家；复其间建设机关，区分等级，而命之曰政府。则蛮氏、触氏之争，不足喻也。其守本狭隘，惟相应之狭隘之民族主义而力之。”（《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四年，２５４页。本书下简称《文选》） 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地球本身极小，而在这里面又分出国家和政府，似乎是没有意义的行为。正是由于这种狭隘的区分方式，造成了许多毫无意义的战争，如庄子所说的“蛮氏”与“触氏”之争。章氏把这样一种狭隘的观念和行为称为狭隘之民族主义。此种民族主义当然没有超越出国家的范畴，但是，章氏认为，民族主义还是与纯粹的国家主义不一样。 “民族主义随感情而有，国家主义非随感情而有。”（《文选》，２５４页） 但是，国家却恰恰需要情感的支持，也因此，民族主义成为国家得以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

不过，同时，章氏也认为，民族主义其实是可以超越国家的范畴的，这是因为情感所投射的政治目标可以更为广泛：

是故随顺边，既执著国家矣，则亦不得不执著民族主义。然而其有广大者。吾曹所执，非封于汉族而已。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于他之强民族，而盗窃其政柄，奴虏其人民者，勾有余力，必当一匡而恢复之。呜呼！印度、缅甸灭于英，越南灭于法，辩慧慈良种，埽地尽矣！ 故吾族也，则当返； 非吾族也，孰有圣哲旧邦而忍使其遗民陷为台隶？ 欲圆满民族主义者，则当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完全独立之地。（《文选》，２５４—２５５页）

这里所涉及的民族主义虽然还是与国家观念有密切关系，但它遵循着一个更为普遍的原则。这段话中有一层隐含的意思：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体制。所以，从一个抽象的层面来看，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不过，在现实中，有的国家，即所谓西方国家或强国，实行扩张主义而剥夺亚洲国家或弱国的政治权利。 因此，章氏主张，弱国应该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帝国主义。

章氏就这样区分了两种民族主义，即狭隘与广大或曰圆满的民族主义。 这两种民族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感情寄托集中在国家这一范畴，而后者的感情寄托是超越某一单一国家的。章氏很明显地认为后者优于前者。那么，是否因此就可以认为章氏的观点与卡尔的说法相符？或者说他的观点有一点类似白永瑞的想法？换句话说，章氏在支持广大的民族主义（用卡尔的语言来说就是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是否放弃了国家主义？为了更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讨论章氏对国家的看法。

章氏的国家观与其对佛教唯识论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因此不易理解，在这里只能简单地探讨其一些相关的想法。 章氏在写《五无论》的同一时期，还写了一篇专门谈国家的文章——《国家论》。 在该文中，他似乎对国家这样一种体制采取轻视的态度，声称“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和“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 他批评国家的角度，不是从一个更为广泛的共同体出发，而是从一个更小的单位即个人出发。按章氏的说法，一个团体距离个人越远，它越没有自性。 “凡云自性，惟不可分析绝无变异之物有之，众相组合，即各各有其自性，非于此组合上别有自性。”（《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３５９页） 按章氏的观点，只有不可再分析的东西才有自性。 所以，严格地说，人也没有自性，因为人可以再分成细胞。 不过，章氏认为，“以实言之，人亦伪物云尔。 然今者以人对人，彼此皆在假有，则不得以假有者斥假有者”。（《章太炎政论选集》，３６２页） 人是以其主观意识为基础，而在他们的视界里，人是可以作为基本单位，即有自性的原子的。从这个角度，章氏说，人是实有者而国家是假有者。

但是，章氏进而指出，上面的论述，亦即国家的无自性，不应该影响人们的爱国主义意识。我认为，这里所说的爱国主义恰恰就是章氏前面所谈的狭隘民族主义。 两者都是以感情为基础而以国家为感情投放的对象。 实际上，章氏对国家的看法与他对亚洲和亲会的看法是很相似的。 这两种超个人的组织，其意义都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 他说，国家的目的像蛤蚌的壳一样，就是为了“御外” 。所以，他支持弱国的爱国主义而反对强国的爱国意识。 “乃若支那，印度，交趾，朝鲜诸国，特以他人之剪灭蹂躏，而思还其故有者，过此外，未尝有所加害于人。 其言爱国则何反对之有？ 爱国之念，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章氏所提的“弱国”，显然就是《亚洲和亲会约章》里所说的亚洲国家。可见，章太炎认为亚洲诸国不能缺乏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章氏在这里所表达的爱国主义观中， “国”不仅是民族，而且更是一个 “以御为期”的国家。 可以认为，亚洲和亲会追寻的是几个国家的联合，而其目的是让这些国家最终获得独立，因此，这一组织的目的同时融合了国家主义和超国家的因素。

简而言之，从一个比较抽象的角度来看，章太炎对国家的态度与卡尔、白永瑞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白永瑞把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比喻成佛教所说的浮木，就是说，一旦我们过了河以后，就不必继续背负我们依赖过的那根浮木。 但章太炎的心理似乎有如孙歌所陈述的问题： “如果背上不是浮木而是那个过了河越来越重的叫做‘现代’的孩子呢。”（《主体弥散的空间》，１８５页） 换句话说，我们到底是否已经过了河？ 章氏认为，还没有。 “人于居服，当其可弃则弃之，人于国家，当其可废则废之，其喻正同，势未可脱，则存之亦宜也。”（《章太炎政论选集》，３６９页） 正如卡尔所解释的， 章氏的时代所面临的“势”就是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世界体系。 在这一体系里，建立现代国家是一个首要的任务，因为民族国家可以起到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御外，另一方面可以暂时调节国内的诸多不正义现象。 不过，章氏当然也看到了国家的局限性和历史性，因而希望在未来出现“废国”时代。

在这里讨论章太炎的观点，有助于对卡尔的论点进行反思。卡尔正确地指出，我们必须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理解为对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种对抗，并提醒我们注意晚清知识分子对其他弱国的关心和理论上的支持，这当然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卡尔对国家的理解其实并没有摆脱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想法，在试图解释晚清中国和当时的国家主义时，仍旧袭用西方自由主义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模式，试图在这个理论架构之中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肯定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民族主义之间所实际存在的差异，是由于他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中所处位置的不同而导致的，那么，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看法，与西方的国家主义者也是有所不同的，应该考虑到晚清的国家主义与西方的“ｓｔａｔｉｓｍ” 的不同内涵。总之，考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时候，庄子所云“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齐物论》），有助于我们了解问题的复杂性。这就是说，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具有不同的含义和社会功能。所以，在语言和概念的层面， 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都会影响我们清楚地看到更具体的权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