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弗赖恩(MichaelFrayn)根据“一九四一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到被德军占领的哥本哈根发表演讲，并与他的老师和朋友玻尔见面，最后不欢而散”这一事实，写了一出只有三个人物———海森伯、玻尔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的话剧《哥本哈根》(Copenhagen)。同年五月在伦敦西区剧院首演，第一轮就持续了十五个月，成为保留剧目；继而又成为纽约百老汇的常演剧目。它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演出，获得了戏剧界的多个奖项，比如包括最佳编剧在内的四项托尼奖(二○○○年)，二○○二年还被拍成了电视片。有关这部戏的研讨会举办过多次，媒体也做了大量报道。《哥本哈根》在中国的演出则被“非典”推迟到了今年九月。?

严格地说，剧作家所关注的这场会面是一场既没有对物理学的发展本身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也谈不上对当时政治格局起过任何作用的短暂的见面。六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对这次见面的兴趣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由于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完全相反的看法，相关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

维尔纳·海森伯，一九○一年出生于德国维尔茨堡，二十二岁就获得博士学位，二十六岁当上莱比锡大学的正教授。是一个公认的天才，好胜心极强，敢于挑战困难。一九二五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矩阵力学的论文，一九二七年提出了测不准原理（或称不确定性原理），一九三二年，年仅三十一岁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被认为是量子力学

“哥本哈根解释”的重要代表之一。有人认为，如果给二十世纪物理学家按影响大小排名，海森伯可能会排在爱因斯坦、玻尔之后，居第三位。?

另一位主角尼尔斯·玻尔，一八八五年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一九一三年提出了著名的半经典原子模型，成功地解释了氢原子和类氢原子的结构和性质。一九二一年在一篇长文中阐释了元素周期表的形成，对周期表中第七十二号元素的性质进行了预言(一九二二年该元素[铪]被发现)。一九二二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玻尔和以他为中心的“哥本哈根学派”（海森伯是其中一位重要成员）在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玻尔与海森伯的关系，在这次著名的见面之前，可谓“亦师亦友”。大名鼎鼎的玻尔一九二二年被邀到德国格丁根大学讲学时，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海森伯向他提了个颇难回答的问题。玻尔在会后邀请海森伯散步，对他的天才非常欣赏，于是，邀请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海森伯到哥本哈根去工作，并为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到了资助。海森伯正是在哥本哈根感受到了国际物理学大家庭中的研究氛围。玻尔夫妇非常好客，他手下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无拘无束，各种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应该说，再找不到一个比哥本哈根更理想的做学问的地方了。量子力学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哥本哈根解释”当时能得到大部分物理学家的赞同，与这种研究氛围关系极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真诚合作不复存在。一九四一年秋天前，大部分欧洲土地都在纳粹的控制下。德军采用闪电战术，长驱直入苏联腹地，“胜利”似乎指日可待。已有近两年没有联系的玻尔与海森伯的见面，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发生的。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玻尔，对于把犹太人看成是“下等人”的德国占领者的憎恨态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他的研究所，玻尔没有接受流亡他国的建议，但他禀持一个原则：不与占领者当局发生任何关系。海森伯应在哥本哈根的德国文化协会的邀请去发表演讲，会后他上门拜访玻尔。为了避开监视，他们在玻尔家的后院散步聊天。结果不到十分钟，他们的谈话就结束了，两人近二十年的友谊就此一去不复返。?

海森伯与玻尔的这次见面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史学家的重视，甚至双方当事人都试图回避它。海森伯与玻尔在战后恢复了联系，一九四七年时他们见过一面，但显然玻尔还没有从那次见面造成的伤害中完全恢复过来。事实上，他后来一直没有从这种阴影中走出来。海森伯的后半生更是受到这次破裂的会面的煎熬。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不能与玻尔尽释前嫌，成了海森伯的心病，他后来之所以不断地辩解，与这种心态不无关系。?

这次见面真正引起世人的关注，缘于新闻记者容克就原子弹的发展史所写的那本引起争议的书：《比一千个太阳还明亮》。在这本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书中，容克援引了海森伯对他的哥本哈根之行的解释以及德国未能在“二战”期间研制出原子弹的说法。玻尔在看到这本书的丹麦文译本后，非常生气，觉得海森伯完全是在混淆是非。为此玻尔写了好几封信，准备向海森伯表明自己的看法，但出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发出这些信。只是在弗赖恩的《哥本哈根》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玻尔家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才将原定于二○一二年（即玻尔逝世五十年后）再发表的这些信件提前公诸于世。结果却是，这些信件的公布并没有引起一面倒的情形的出现。?

与对玻尔的普遍肯定完全不同，拥护和反对海森伯的人，从一开始就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否定他的人，把他看成是纳粹的帮凶，认为他的人格存在严重缺陷，他战后的种种说辞完全是文过饰非。而肯定他的人，则把他描绘为道德上完美的化身，一个身处逆境却迎难而上的人，为了保护德国的科学研究，不惜忍辱负重；他在战后为恢复德国科学所做的种种努力，又使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铁杆捍卫者阵营可以新闻记者托马斯·鲍尔斯为代表。他著有《海森伯的战争》(HeisenbergsWar)一书。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能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主要是因为美国科学家，尤其是那些从欧洲被驱逐的科学家，急于抢在希特勒德国之前研制成功。而德国科学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德国科学家不愿意去武装希特勒。海森伯其实并不希望纳粹德国掌握原子弹。他没有向纳粹当局讲明真相，而是夸大了制造原子弹的难度，因而也拖延了研究进程。尽管作者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基于“过硬的”史料之上，上述说法还是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属于强烈批评者阵营的代表可选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保尔·劳伦斯·罗斯。他的《海森伯与纳粹原子弹计划》(HeisenbergandtheNaziAtomicBombProject:AStudyinGermanCulture)则对海森伯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尽管该书也是基于“史料”之上，但全书“充满了明显的情绪化的词句”和随意的“断章取义”，同样为其批评者所“不齿”。?

相对来说，大卫·卡西第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不确定性：海森伯的生活与科学》（Uncertainty：TheLifeandScienceofWernerHeisenberg）则试图在这两极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他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详细叙述了海森伯的科学与生活，尽管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失公允。?

有趣的是，弗赖恩的《哥本哈根》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鲍尔斯的《海森伯的战争》。弗赖恩欣赏鲍尔斯的研究深度，也信服他的一些论点，但并非完全同意鲍氏的看法。只是对海森伯的同情把他们连在一起。而对自己主角的同情，几乎是所有剧作家的“通病”。?

关于这次见面的论著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基于二手资料之上的推论。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两位当事人在当时就这件事留下来的只言片语。这给历史学家们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这对于剧作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合理地重建或再现”历史图景正是戏剧家的专长。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就表明，戏剧比历史更接近“真实”。“再现”这个词也许并不准确，因为现在活着的人，没有人能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弗赖恩也不想试图解开这个谜。他只想提供一种可能性，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把核物理学、历史、道德和人性的脆弱结合在一起。?

全剧并不长，只分两幕。在三人死去很长一段时间后，三个人的魂灵在一个既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狱的某处相遇。谈话既机智又幽默，时而连续，时而间断；对话主要是关于物理学的，也有个人对往事的回忆，但原子弹的幽灵无处不在。不确定性或不可知性是贯穿全剧的主要原则。剧作者一开始就进入主题：海森伯究竟为什么要来哥本哈根？?

玛格丽特：可是为什么？?

玻尔：你还在想那件事？?

玛格丽特：他为什么要来哥本哈根？玻尔：亲爱的，这有什么关系，我们三个人不都死了很久吗？玛格丽特：有些问题在当事人死后还会长期存在，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寻找他们在活着时永远不可能找到的答案。?

玻尔：有些问题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玛格丽特：他为什么要来？他试图想告诉你些什么？玻尔：他后来解释了。?

玛格丽特：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每次解释之后，问题变得更加不明朗。?

玻尔：很可能事情非常简单：他想来聊聊天。玛格丽特：聊天？跟敌人聊天？在战争期间？玻尔：玛格丽特，亲爱的，我们几乎不是敌人。玛格丽特：那是一九四一年!玻尔：海森伯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玛格丽特：海森伯是德国人，我们是丹麦人。我们是在德国的控制之下。?

玻尔：确实，这把我们带到一个难堪的境地。…………?

剧中的海森伯形象比较模糊，比实际的海森伯更幽默，更富有人情味，但这个形象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海森伯的儿子约亨在观看了纽约的首演后对剧作家说：“你的海森伯与我的父亲一点都不相像。我从未看到我的父亲对任何事情喜怒形于色，除了音乐以外。”

爱因斯坦曾说，海森伯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什么是“典型的”德国人呢？我认为哈耶克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勤勉而守纪律的，他们的认真彻底和干劲都达到了无情的程度，对于他们执行的任何任务都是尽心竭力、专心致志的；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秩序感，严格服从权威；他们经常表现出时刻准备牺牲个人的气概，身陷险境时，也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们所欠缺的品质包括：和蔼与幽默感、谦逊、尊重别人的隐私以及信任邻人的善意。这些品质乍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却非常重要，它们有助于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引秋风译文，略有改动）海森伯曾经向玻尔坦陈过小时候参加“觅路者”（青年运动）对他的性格的影响。一方面是无条件的爱国主义，纪律和秩序，以及在危机时主动担当大任的宿命观；另一方面又是对国际间科学界的亲密合作的向往，注定了海森伯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在《哥本哈根》中，弗赖恩通过海森伯多次大段的独白或与玻尔的对话，让这种矛盾性也显示出合理的方面。?

玻尔的形象大体与实际相符。为人厚道，因惜才而处处为海森伯考虑。敏于思而讷于言，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尽管在学术争论时，可能会表现“武断”，但本质上他是一个过分谦逊的人。他的思想远远超过语言之上，或者说，很难用语言及时恰当地表达他异常活跃的思想。这或许也是他不断修改自己文稿的习惯的原因。他非常敬重的“对手”，一个在量子力学的解释方面与他有着完全不同看法的“真正的朋友”———爱因斯坦是这样描述他的：“他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像一个永远摸索着的人，而从来不像一个相信自己掌握了确定真理的人。”这一形象在《哥本哈根》中随处可见。?

反差最大的是玻尔夫人玛格丽特。她除了喋喋不休以外，还对海森伯充满怀疑。这与史实完全不符。玛格丽特在丹麦有很高的人望，他们家被称为丹麦的“第二王室”，玛格丽特是好客的“第二夫人”。剧中的内容涉及到了在常人看来艰深无比的物理学，如果情节又没有丝毫冲突，很难想像人们会被之吸引。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弗赖恩极大地牺牲了玛格丽特的真实性。正是通过一个多疑的玛格丽特的不断质疑，或对丈夫的多次提醒，使得戏剧冲突成为可能。?

在涉及到人们是否能彻底地弄清一个人的动机这一复杂问题上，弗赖恩的结论是开放式的。到戏的结尾，他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白无误的答案。他试图表明，人们要想完全弄清楚一个人做某事的动机是很本剧在纽约演出的剧照困难的。?

赞扬弗赖恩的人，认为他的《哥本哈根》是戏剧界近几十年少有的重要事件。总体来说，只有很少几部戏剧涉及到了科学和科学家。有趣的是，每当这样的剧作问世时，都会引起一定的轰动。比如，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众所周知的《伽利略》，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荒诞剧《物理学家》以及英国剧作家怀特摩尔(HughWhitemore,1936—)的《解密》（BreakingtheCode）等。《解密》的主角虽然是英国科学家图灵，但内容主要与他因同性恋所导致的审判有关，鲜有科学的内容；《物理学家》离真实的物理内容相去甚远。只有在《哥本哈根》中，你会看到那么多的物理内容。难怪有人建议美国物理学会考虑吸纳弗赖恩为会员，因为正是有关《哥本哈根》的讨论，让更多的人对物理学本身感兴趣起来。?

批评弗赖恩的人，则认为他的《哥本哈根》歪曲了历史，为纳粹张目；本身没有娱乐价值，太干巴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剧作者对待史料的态度，并不为大多数科学史学家所认同。如果是做考据式的科学史研究，史学家们的看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他们或许忽视了历史与戏剧的本质区别。首先，戏剧不是历史。正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历史上的哈姆雷特没有多少相符之处一样，弗赖恩的海森伯和玻尔也与实际的人物有所不同。与莎士比亚虚构的“哈姆雷特”一样，弗赖恩基于事实“虚构”的海森伯，也是矛盾冲突的整体，但这并不妨碍两者在各自的剧作中提出的关乎人性的普遍性问题。?

与莎士比亚创造的“哈姆雷特"只能通过父亲的显灵来发现一条惟一的线索和结论不同，弗赖恩的《哥本哈根》有太多的线索，而每一个线索通向的结论都不相同。前者属于“证据不足"，需用逻辑加以补充，但最终有一个惟一解。而后者是“证据太多”。不管我们对人类的心理学或神经病学的了解有多深，如果我们真想了解人类的动机的话，在理论上也会有一个上线。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像解方程那样彻底地弄清人们的动机。这就给后来的研究留下了开放的空间，同时也让人们认识到了事情的复杂性。?

弗赖恩的《哥本哈根》，像幽灵一样游荡着，或者正如剧中的玛格丽特所说的那样：“寻找他们在活着时永远不可能找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