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样看，中国经济在全球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要推断未来，我们先要理解这来之不易的局面究竟缘何而起。为此，需要抛开无关紧要的枝节，简化复杂的世界，集中于某些关键变量，通过分析限制条件的重大变化推断未来。这些事情做起来见仁见智，看法不一致是难免的。让我们互相交流交流吧。

“廉价劳力说”不完全

为什么中国经济突然在全球竞争中大有看头?比较流行的解释，说是因为中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力资源。是的，“廉价劳力(cheap labor)”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去年我国人均收入1000美元，差不多只等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1／20或1／30。这是按人口讲。从劳力看，我国最低人工成本应该只及发达国家的1／15。专业程度高的岗位，中国人工成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但是一个月薪4000人民币的中国工程师，与美国同行的薪水相比，十倍之差还是有的。

“廉价劳力”是非常重要的竞争优势。难以想象，一家人力成本贵出十倍以上的商号；怎样与它坐拥廉价劳力优势的对手争锋!回想一下，在开放的早期，人们主要担心、“人往高处走”——发达国家的高薪把中国人才都吸走了。但是出乎意料，很快就出现了“水往低处流”——大量外资流人中国。为什么是“低处”?首先就是人工之价奇低。今年美国大选出现一个热门词汇，“工作外流(outsourcing)”，说的就是年薪5万美元以上的工作岗位一年就减了几十万个。因为工作外流到中国、印度去了，那里的“廉价劳力”应有尽有。

更广泛地观察，中国不但劳力廉价，而且其他要素的成本，比之于发达经济也便宜。一般地说，要素成本低的经济，其产品就有竞争力，其国土就对外资有吸引力。所以，廉价要素就成了一个广泛可用的解释变量，用以说明为什么大批外资流入(开放以来总共约5000亿美金)，为什么到处可见“中国制造”，以及为什么中国积累起巨额贸易顺差。

问题是，用廉价劳力或廉价要素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无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反例。从国际范围看，比中国劳力还要便宜的地方还有不少，为什么那里的经济一点苗头都没有?从国内看，外资首先流入的是沿海发达地区，而不是落后地区——尽管那里的要素成本更为低廉。从历史看，早期中国劳力比今天更要便宜很多，可在那时，中国经济哪里有什么世界影响力?

用三个变量看经济

可见，单选一个要素成本，不足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知道，解释世界固然以简为优。要是真的用一个变量就可以妥当地解释经济，我们大可心安理得，无须旁顾。问题是反例累累，用什么办法补救?

我的选择是在要素成本之外，再加两个变量：一个是“制度(组织)成本”，另一个是“要素质量”。不需要更多，但如果三缺一，就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道理是，生产要素非经过经济组织或经济制度，才能变成产品，参加市场竞争。如果要素很便宜，但生产的组织成本或制度成本非常昂贵，那么经济还是没有竞争力。另外一种情况，要素价格低，组织和制度成本也不高，但如果要素的质量乏善可陈，经济也不会有竞争力。

这样来看所谓的经济增长，就是从要素价格低、要素素质差、经济组织和制度成本高昂，转为要素成本上升、要素质量提高，同时大幅降低经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这就是说，要素的价、质和组织效率，一起决定经济增长。我就用这样三个变量看经济，看经济增长。

小试牛刀

上述经济观没有一点刻意标新立异的地方。经济学的传统一般重视生产要素的比例。以鼎鼎大名的李嘉图比较优势定律为例，不同要素的比例——比如劳力密集还是资本密集——被看作各国比较优势的源泉。这个传统大有道理。不过运用的时候，要假定在竞争中互相比较的经济彼此开放，产品和要素的贸易和流动没有障碍。但是经济之间究竟开放与否，是一个制度性的限制条件，不能先验地假定。要是经济制度不开放，产品和要素交易的壁垒很高，各国比较出来的“优势”就被歪曲了，不可能推经济增长有如神功。因此，“制度成本”(institutional cost)——这个概念是阿罗和张五常对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的扩展——在观察经济中比要素比例更为重要和根本。

包含制度变量的经济观合用不合用呢?我们不妨试一试牛刀。先看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经济。那个时候，中国的要素成本很低，工人工资加福利，差不多只及发达国家工人的1／100。可是，那个时候把廉价非常的劳力组织起来的经济制度成本却高得离谱。多少原本可以发展经济的组织方式和交易方式，为当时的体制所不容。这差不多是制度成本无穷大的情形了。

多少事情——比如外资、合资、个体、民营的市场准入——不但不能干，而且不能想。久而久之，人们能干的和想干的事情，就那么少!要素的素质——首先是人的技能和工作热情——看起来就那么低。原子弹可以搞出来，是伟大的成就。可是大量普通工业品不但“古董复制”，且质量乏善可陈。记得写不出油的圆珠笔吗?怎么划，也写不出来；你把它别在上衣口袋里，油墨就出来了。

从那时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逻辑是清楚的：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激发了人们劳动和工作的热情，鼓励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要素质量。体制变革与要素质量的提升，要假以时日才被人看到。大体而言，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才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诚然，经济增长也提高了人工之价、土地之价和能源之价。所幸相比于制度成本的降和要素素质的升，要素成本的提升没有那样快。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综合竞争力大幅度上来了。

也正是用同一个经济观，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种种挑战。对经济的远看要转为近看了，也因此奠定一个推测未来的基础。这是下周本专栏的话题，有心的读者先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