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外交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始终忙于应付来自外部特别是西方的各种挑战，动辄受制于人。从冷战结束之初的西方围堵、到美国对台军售，再到几乎每年都有的西方在民主、人权方面的发难，其中虽有中国的“见招拆招”甚至主动出击，如提出新安全观、建立中非合作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提出和谐世界理念等，但始终没有摆脱被动因应的困境。结果是，在国际博弈特别是中西博弈过程中，西方国家始终占据了战略上的“制高点”，能够根据其情势、需要来选择对中国发难的时机和方式，而中国则处于一种战略上的“洼地”。在这种情势下，要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尚且不易，所谓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更是无从谈起。

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很多人归之于“韬光养晦”战略的束缚。这几年关于到底是要“韬光养晦”还是“有所作为”的讨论，就反映出政策与研究界对中国外交当前所处困境的这种认识与焦虑，但似乎尚无根本性的思路突破。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收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逸舟教授惠寄来他的新著《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新指向》，给人启发良多。什么是创造性介入呢？王教授在其书中明白宣示：“创造性介入”的要旨是在世界总体趋势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以及中国持续壮大和对外依存加深的大背景下，“特别强调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把塑造于我有利、多数认可的国际规则和话语观念，力争在和平、合作和共赢的方式下解决纠纷，视为夯实‘有所作为’方针的中心点。”应该说，这种主动性、创造性介入的思路可谓切中时弊，正好对准了中国外交的被动处境。那么，“创造性介入”的思路能够把中国外交带入一片新天地吗？

详读其书，抛开那些修饰性的词语不谈，个人觉得“创造性介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增强进取心和“下先手棋”，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第二，拿出更多的方案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及援助，以使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和人类共同体的进步有中国的印记、操作及贡献；第三，审时度势、统筹兼顾地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与话语权。在王教授看来，“创造性介入”已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中国外交的一些实践当中，他在书中就列举了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对缅甸局势的斡旋，中国主办六方会谈的创举以及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傅莹方式”等十个案例。在案例剖析之后，他以全球治理论、新型主权论等学理观点加以评述，并最后一章假想了中国外交中的四个主要场景（两岸关系、中美日对话、南海问题、中非合作），提出自己在这些方面如何进行“创造性介入”的政策设计。依笔者理解，王教授的目的在于通过肯定外交部门的一些积极做法，并将这些做法理念化、系统化，最后上升成为一种政策纲领似的东西，“为世界迈入中国时代提供外交上的思想助力”（美国《中国安全》季刊编辑SamuelLiu的评价语）。

作为一个也关注中国外交的后辈，我非常敬佩王教授在中国外交战略方面持之以恒的探索。外交是国之要务，研究、论述起来其实禁区颇多。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外交研究方面的成果多对成绩“讲透讲够”，对问题则浅尝辄止。许多煌煌巨著，翻开一看，要么是形同资料汇编，要么是领导和政策的注释，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批评少之又少。有人虽敢于激烈批判，却多私下为之，且真正能够提出建设性意见者少之又少。王教授在学界以自由主义著称，行事风格却又颇有传统儒家的中庸、包容之风。对于中国外交中的不足，他一方面坦陈时弊，无意于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又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积极地找问题、开处方。例如，在《创造性介入》一书中，他肯定了中国北非大撤侨举动，又坦率地指出“积极介入和影响北非走向的意识不够”，“要巧妙地引导局势的演化，为符合各方利益的事态到来作出贡献。”他既赞扬中国加强国际公共外交的举措，也直言刚出炉的国家形象宣传片“比较笨拙简单，不善于讲故事，呈现的形象高出百姓生活太多，反而让国外普通人无法真正读懂、接受和喜爱我们展示的人物。”这种类似于把拳头包在棉花中间的做法（逸舟先生曾向笔者提过这一比喻），既把力道使出去了，又让被批评者能够接受，其实才是一种既有胆识又负责任的做法。

如果王教授关于“创造性介入”的设想能够落实，中国外交的改善无疑是可期的。因为他不但提供了主动的、建设性的创造性介入这一概念，更通过案例分析、理论论述以及情景推演的方式对中国外交的制度改革、风格创新乃至具体的政策切入点都做了详细的建言与对策。正如他曾私下对笔者所言，这不是一本学术性著作，而是一本专门写给政策界和外交官们看的书。他希望通过简洁明了的讲故事方式，让这些非研究型读者接受其理念，从而于潜移默化中推动中国外交的转型。但笔者个人感受，《创造性介入》中的建言主要还是在实施层次、技术层次，就如王教授自己所指出的，“‘创造性’介入的特点在于，越是在困境和挑战面前，越重视有想象力的斡旋方式或巧妙想法，越要避免陷入强硬而简单的对抗解决方式。”它鼓励外交官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创新精神，是促进中国外交的润滑剂，也可能为中国外交在见招拆招时提供更多的亮招，但可能无法为从根本上摆脱战略被动状态提供有效的出路。

这是因为，当前中国外交上的困境固然部分源于一些外交思想与做法方面的束缚，但更大程度上是根源于内政上的“短板”。正是由于台独、藏独等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我们在对外博弈中才容易受制于人。正由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没有调整过来，我们在世界经济交往中才缺乏应有的话语权。也由于民主、人权方面的状况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与改进，才有可能被别人拿来作为敲打我们的把柄。以我个人对王教授的了解，他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事实上，在书的《尾声》中，他亦特别强调，“须记住，‘打铁先要自身硬’。当我们在各种国际场合呼吁‘国际关系民主化’时，先要努力推动国内政治决策和体制安排的科学化、民主化。……中国的发言权和国际形象，与我们国内的积极变化密不可分。”书中之所以没有进一步的论述，我想一是因为公开论述的无形限制，二是触及到中国外交研究的一个困境，即许多人都意识到内政的缺失已成为外交上无法回避的最大挑战，但内政的改善却又超出了外交研究的范畴。

但是，问题就摆那里，始终无可回避。这就要求中国外交者更加大胆地打破内政与外交之间的界限，从国家整体发展与崛起的角度考虑战略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加完整的战略设计。当然，更重要的是相关主管部门乃至最高决策者，能够在内政不断改善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外交，那种把握战略先机、制人而不制于人的“创造性介入”才会由理想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