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早就建立了公民社会，但是民众的利益并没用因此得到保护，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民众不拥有经济知识，总是被“经济打手”和“经济杀手”忽悠，因此笔者认为现代民众不仅要做政治公民，更要做懂得如何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公民”。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

梁启超和鲁迅的时代主要是通过报纸或杂志对民众进行启蒙，但是反观中国现状，中国的报纸几乎全部“民粹化”，已经不能承担起启蒙的重任，当然也有少数混迹于一些都市报的三流写手，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人连知识分子都不够格，何谈公共知识分子了，而民众送给他们的“公共姿势分子”、“公共滋事分子”倒是恰如其分。

在当代媒体中，网络主要面对的是学生，报纸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市民，而只有出版界才是真正面对知识分子，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启蒙的希望就在出版界。启蒙首先是知识界内部的一场思想更新运动，知识分子在哪来，启蒙的主战场就在哪来，开民智首先就是要“开知识分子的智”。知识分子也不是天生正确，一贯正确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进行思想更新。当年孙中山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知识阶级无知识”是最大的社会悲剧，“军阀背后都有学阀的支持”，知识分子自己都没有做足知识储备就来指点江山，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些知识分子明明是自己已经落伍了，却在那里抱怨时代。

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公民与其说是政治公民，不如说是经济公民，因为公民的每个政治选择都是对其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选择，因为让公民都具备现代经济思想也将是当代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

当代西方国家，公民因为不具备经济思想而导致的悲剧已经显现。当政客为自己的国民欠下了百年的债务的时候，而公民却茫然不知，当债务危机爆发时，等待他们只有被成倍提高的大学学费、被大幅推迟的退休年龄，已经亏空殆尽的养老金，破烂不堪的公共道路。比如国债占GDP比例的警戒线为60%，因为只要超出这一比例，一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偿本付息的能力，而西方国家都早已超过这一警戒线，日本国债总额已占GDP的229％，美国也已经超出100%，希腊债务/GDP比例也高达166.1%，几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超出债务警戒线，而这些国家的财政其实已经破产，他们只能是借更多的债，以新债养旧债，已经很难实现周转，如果他们要还清这些债务，则国家福利则要面临极大的削减，即使这样也要至少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而而这些钱都哪里去了呢，经济学家的谎言是这是因为政府的高福利政策，但事实的真相是这些钱早已经通过减税进入了富人的腰包，或是通过公共产品私有化进入了资本的口袋，通过穷兵黩武满足了政客的战争欲望，而真正进入国民福利的极少。

这就是典型的缺乏因为公民缺乏经济思想的恶果，他们看不穿政客的作秀，看不透经济打手或是经济杀手的谎言，西方的悲剧已经显露，而中国的部分学者们仍然在煽动民粹主义，比如鼓吹公共产品私有化，鼓吹减税，鼓出平分外汇储备等已经在世界上证明是失败的东西，而且这些人的鼓出在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颇能迷惑人。

其实观察世界各国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秉承“经济良知”的学者的力量要远远薄弱于“经济打手”，而“经济卫士”的力量也远远小于“经济杀手”，而民众更多的在其中充当着不知所从的看客角色。如果中国人也不能清醒看待这一情况，就必然同西方国家的公民一样陷入“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悲惨境地，而公民如果不具备经济学知识，也就不能辨别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哪些是对自己不利的，如果公民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也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这也就是笔者提出公民要具有强健的经济思想的必要之处。而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的、大量的、拥有社会良知的经济学者们一同参与进来，才能真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