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二五”规划的起始之年，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让“中国科技第一展”的高交会在本届承载了更多的使命、更高的期许。11月16日，深圳市科技专家委员会在距高交会展馆不足百米的一家五星级宾馆里“静悄悄”地召开了一场深圳市自主创新专家咨询会。在面积小小的、不需要话筒的小会议厅里，在座的皆是我国科技界、经济学界顶级专家学者。放在各位专家面前的三项议题，均是深圳在转型之年所面临的切实难题，有的已具体到了项目与企业，但切入的却是深圳乃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升级的核心前沿问题。抓住咨询会的间歇，记者独家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

要从体制上鼓励创新

记者：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重要的战略发展方向，当前深圳更提出了要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此前乔布斯之死引发了一场国民关于“中国是否有真正的创新”的大讨论。您认为现在有什么因素制约着我国的创新发展？

吴敬琏：中国当然有真正的创新。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还有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很多技术已经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有些甚至突破了前沿。

现在最重要的制约还是来自于体制上的很多问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创新和创业发展环境，但鼓励创新、创业的新体制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个简单的例子是，许多创新，是要政府来认定的。又比如，很多人不愿意创新，因为“你创新我仿冒”。这样的体制约束体现在方方面面。

服务业发展存在两大误区

记者：在刚才讨论深圳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时，您重点谈到了发展现代服务业。

吴敬琏：发展服务业的主要原因在于，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在企业总成本中，信息成本、交易成本越来越高。有项数据显示，美国企业的交易成本占比达到50%。发展服务业的意义就在于降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

我们现在服务业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两大误区：一是发展服务业成了考核政绩的标准，那么渗透在农业、制造业里面的服务业就考核不出来。但实际上，服务业存于各行各业之中，通过“微笑曲线”向两端的延伸来降低交易成本。向前端延伸，是研发、设计；向后端延伸，是售后服务与管理。这些都能够在简单的制造业中提高服务活动的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些因素渗透到各个行业中去，是无法由行政主导、政绩考核出来的。

另一个误区是片面强调“高”，要高端服务业，反而没有抓住服务业的本质。前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说过一句名言：不管是土豆片，还是硅芯片，只要能赚钱，都是好片。不论高端还是低端，只要能够达到降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的目的，就是成功的服务业。

改革要有顶层设计

记者：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您认为“十一五”规划中我们解决得最好的是什么？“十二五”规划中最需要解决的又是什么？

吴敬琏：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2003年党中央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多条推进中国改革的措施，涉及到经济体制、分配制度、政府职能转变等多个领域，包括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方面。但现在看来，《决定》里要求进行的改革与预期有相当的距离。

在“十一五”规划中我们提出了“整体规划、顶层设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顶层设计”。“十二五”期间我们应该再次明确“发展市场经济”这个“顶层设计”。

记者：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是否有利于这种改革的推进？

吴敬琏：也许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推进改革并不容易，大家看到的是上个世纪以来经济改革的成果正在体现，我们为什么还要改革？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经济增速在下降，短期业绩所掩盖的各种矛盾纷纷暴露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远见的人会认识到，不推进改革就难以为继，改革在各个层面的人当中都更容易形成共识。

一旦真正实现了顶层设计、整体规划，我们就可以从各个领域寻找我们与真正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差距，从而拿出一个相当具体的方案。

从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每次困难都激发了变革，而变革则带来了经济的良好发展阶段。

增值税改革值得重视

记者：刚才座谈时，您提到上海正在进行的增值税扩围很值得重视，理由何在？

吴敬琏：“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发展服务业。当前的税收政策对服务业很不利，营业税很多就涉及到对服务业的双重征税问题。现在定的增值税的税率行不行还要再看，有很多细节问题还要再研究，例如制造业里的软件行业怎么能适用于服务业政策？再如芯片设计，本质与软件产业一样，但税收政策上又隔了一层。

另外，当前财税改革里最大头的问题，是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很大，但财力不够。收入上，地方只占小头，但是地方的财政支出占了整体财政支出的80%。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当前有两种方案：一是给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权，另一种是上收支出责任。我更倾向于后者。现在支出很分散，像社保开支、义务教育等，这些在发达国家被称为“全国性公共产品”，以后可以集中为中央事权，由中央统一支出，从而解决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问题。

作者：刘众 王欣 田然 来源：《深圳特区报》2011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