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幸福能否被测算”曾长期存在争论和质疑，但目前对幸福的测算已经成为国内外相关研究中极具挑战性和复杂性的学术和实践问题。一些国家已经对构建本国的国民幸福指数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索。

一、幸福指数研究的不同视角

（一）心理学视角

目前，幸福指数的测算并没有公认和统一的方法，大部分研究都停留在心理学层面上。受20世纪中期认知心理学发展的影响，对幸福感的考察被置于个体对自身生活需求满足程度的认知评价基础之上，这一研究取向基本主宰了半个多世纪的幸福指数研究。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情感体验来把握幸福感，幸福感被等同于快乐感。由于情感因素较多地与心理健康联系在一起，因而这一研究取向也被赋予了较多的心理健康色彩。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关系学教授卡尼曼与艾伦·克鲁格在2004年12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描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重现法（DRM）》，提出了一种测量幸福值的方法——日重现法。其主要思路是，根据所设定的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测试者再现并回忆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被测试者的状态进行评估和测评。通过专门为减少回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使被测试者重现一天的活动和体验，评估方较为系统地了解被测试者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和安排等。

日重现法是一种微观测度方法，该方法可以从微观推广到宏观，从快乐原理推广到国民幸福，从快乐测度推广到幸福测度，以显示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平，实质是统计上的现象学方法，即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这是以“体察民情”为核心而设计的统计方法，类似于“访贫问苦”。

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the World Values Survey，WVS）设立的幸福指数则十分简单，该幸福指数问题只有一个，即：把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自己是非常幸福、十分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通过对被访者的答案进行统计处理，计算出各个国家的幸福指数。

（二）社会或文化视角

日本著名制度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在《并非失落的十年——转型中的日本经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创意的新概念——GNC（Gross National Cool，国民生活快乐指数）。针对国际经济学界对日本经济的通常看法，青木认为日本近十年的发展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日本经济运行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事实上GNC正在取代GDP，成为日本经济运行的重要衡量指标。他认为，日本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企业，已经是一些在商业领域中着重开拓个人体验的中小企业。它们让更多的日本人感到愉快，感到幸福。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可能在传统的GDP增长指标之外，但在事实上改善了日本人的福利状况，因此宏观经济测量指标也应该从GDP转变为GNC。而这种模式的国民幸福指数研究，也更多地强调了文化方面因素为国民带来的幸福感的提升。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将视野投向了个体潜能的发挥与价值实现，他们将个体的自我实现程度作为衡量人们幸福感的核心内容，自主、环境驾驭、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自我接受等与个人价值密切相关的要素成为幸福感的重要成分。在他们看来，价值感是幸福感的核心。

（三）可持续发展视角

2006年7月，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公布了与英国“地球之友”组织共同撰写的一份名为《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HPI）的报告。幸福星球指数由三部分构成：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及生态足迹。计算公式为：幸福星球指数=（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生态足迹。其中，生活满意度数据主要来自世界幸福数据库（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和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的世界卫生调查；预期寿命数据来自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生态足迹数据主要来自全球生态足迹网（Global Footprint Network）中的《2004地球生态报告》（Living Planet Report 2004）。其中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度量指标，是指在现有消费水平、技术发展和自然资源背景下，一定数目的人口需多少土地才能养活。

“幸福星球指数”与传统经济分析方法不同，它把主客观因素相结合，以展现幸福度与物质生活水平的关系。正如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所言，HPI是衡量效率的终极标准。2009年，第二份全球HPI指数涵盖了143个国家（占世界99%的人口）。结果表明，世界离实现可持续福祉仍然很遥远，拥有大量的财富并不能大幅增进民众的幸福。

（四）经济学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人们普遍认为，收入增加可以使个人享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带来更高的幸福感。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收入的提高，更多的财富却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出现了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现象。由于该现象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的，所以它又被称作“伊斯特林悖论”。有关研究调查显示，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GDP与幸福指数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是，这种正相关性的存在是有条件限定的，当GDP在突破一定界限之后（人均GDP达到3000 ~ 5000美元），它对于幸福程度的解释力度就会变弱。

有关的研究结果表明：（1）失业对幸福的影响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因素，若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失业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从欧洲平均值的9％到10％）就会降低0.028个单位（满分为4）的生活满意度，相当于2％的人口从一个生活满意度类别下降到另一个生活满意度类别，例如从“不是很满意”到“完全不满意”；（2）自由与幸福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不仅因为它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而且因为自由本身也确实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3）不平等对幸福的影响。Morawetz等人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个人自我评价的幸福就越低的假设。Alesina等人的研究显示，在欧洲，穷人的幸福与不平等强负相关，而富人的幸福则不受不平等的影响。

（五）政策视角

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指数”实践源自不丹，由不丹国王旺楚克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取代“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旺楚克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并据此来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平衡，并且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在他的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方面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历届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就是追求GNH最大化。如今，不丹研究的国民幸福指数已经扩展到九个区域：生活水平、健康、教育、生态体系的多样性和弹性、文化的活力和多样性、时间的利用与平衡、政府善治、社区活力及心理良好，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相应的指数标准。

不丹首次用幸福指数代替GNP，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推行“全民幸福计划”的举措在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外界格外的关注。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不丹不仅在人均GDP方面领先南亚，而且国民幸福感更是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不丹将幸福指数实践于宏观领域的成功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

（六）生活质量视角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研究是由心理学家发起，经过一段时期以后，一些研究者开始从操作的角度对幸福感加以研究，先后出现了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心理发展三种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取向。

“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Galbrith）在其名著《丰裕社会》中首次提出。加尔布雷斯认为，生活质量的本质是一种主观体验，它包括个人对于一生遭遇的满意程度、内在的知足感，以及在社会中自我实现的体会。

对生活质量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客观生活质量（Objective quality of life，OQOL）和主观生活质量（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SQOL）两种研究取向。客观生活质量研究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的客观环境以及社会为民众所提供的客观条件，而主观生活质量研究所关注的则是民众对自身所拥有的环境与条件的主观评价与感受。前者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人的发展目标的统一，强调了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终极性。而后者体现了人的客观生存发展条件与主观心理体验的有机统一，强调了个体的内在体验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

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中最常用的一个术语是Subjective Well-being，国内研究者一般将其译作“主观幸福感”，国外主观生活质量研究者将其视为体现生活质量的核心内容，在许多场合下可以与“主观生活质量”混用。较早从主观幸福感意义上对生活质量明确加以阐述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坎贝尔（Campbell）。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篇论文中，他写道，生活质量是“源于一个人对自己整体生活的当前体验而产生的主观的幸福感受”。

总体来看，不同角度的研究取向从特定的侧面揭示了幸福感的部分特征，但也都存在着各自的缺憾，这一点已经被国外的一些研究者所意识到。然而这并不妨碍对幸福指数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而且基于不同理论形成的幸福指数测量工具也得到了实证的验证，并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

二、国内关于幸福指数研究的进展

国内研究者对幸福指数的关注与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中，多数研究针对的是老年人、青年学生、疾病患者等一些特殊群体。这类研究主要是在心理健康层面上展开的，主要是由心理学家进行描述性研究和探索影响幸福的主客观因素，基本没有涉及到宏观的社会决策问题，研究者们采用的主要是国外研究者编制的研究工具，大部分工具在运用于我国居民时没有经过必要的修订。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的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2005年，深圳市社科院开始对幸福指数进行测量研究，项目组所设计的《个人幸福测量表》由20个问题构成，所测量的“幸福指数”包括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人均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均寿命等维度。山东大学邢占军教授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在《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与追踪研究》（2006）中提出了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方法。浙江财经学院陈惠雄教授（2006）从经济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等角度对影响主观快乐感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围绕个体状况、亲情状况、收入状况、职业状况、社会状况和生态状况等6个快乐影响主要因子，设计了一套《快乐指数调查量表》。

中国台湾学者陆洛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台湾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研究，通过梳理中国人幸福感的九大来源：自尊的满足、人际关系的和谐、对金钱的追求、工作上的成就、对生活的满足、活得比旁边人好、自我的控制与理想的实现、短暂的快乐、对健康的追求，编订了中国人幸福感量表（CHI）。美国芝加哥大学华裔教授奚恺元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这一报告采取随机抽样电话访问和网上问卷形式，调查内容包括总体幸福感、人情关系、交通设施、个人发展机会、生活环境等。

从政府施政角度出发，2006年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了一次题为“北京市国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调查问卷包括了以下内容：收入水平及其满意度；健康状况及其满意度；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对家庭的认同、和睦程度以及人际关系及满意度；工作状况及职业满意度；期望和信心；归属感和幸福的综合评价。江苏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也曾于2007年开展了包括幸福状况指标在内的江苏百姓个人生活感受调查。

国家统计局幸福指数研究课题组构建了基于若干政策视点的国民幸福度量体系，选择富裕感、愉悦感、认知感、安定感、归属感、向心感、自由感、情谊感和期望感等9个指标，并于2009年在中部某省进行了幸福感测度问卷抽样调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三、关于幸福指数研究的若干概念性问题

（一）幸福悖论

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然而，一个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这就是“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的表现。

关于“幸福悖论”的讨论，开始于Brichman和Campbell于197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享乐的相对主义和规划美好的社会》。两位心理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将“适应水平（adaptation level）”理论应用到个体和集体幸福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更好的客观生活条件（收入）对于个人幸福满足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伊斯特林围绕“幸福悖论”进行深入研究。在Easterlin的分析中，在单个国家里，在给定时间的条件下，收入与幸福之间的相关性不存在争论，学者们一致认为，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存在并且明显的。研究表明，按平均数计算，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比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要幸福。

学者对于“幸福悖论”的解释中有一类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些理论认为，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包括：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的丧失、不平等、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地位外部性。特别是，如果这些非经济因素与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

（二）东亚幸福缺口假说

所谓“东亚幸福缺口假说”由澳大利亚华裔教授黄有光提出，“东亚幸福缺口假说”实际上是“幸福悖论”在东亚的体现，它是指东亚国家和地区不仅有高收入水平而且经济具有高增长率，但整体上看却比其他地区的幸福水平低。

关于东亚幸福缺口，黄有光教授提出了5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由于东亚地区经济高增长和民众高消费，从而所引致的拥挤、污染和其他形式的环境破坏现象也大量出现；第二，无论在个人还是社会水平上，东亚地区过度的竞争有可能有害于幸福；第三，东亚人特有的教育方法和文化的影响，可能有害于本地区人民的真实创造能力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幸福；第四，东亚文化过分强调一致、秩序和集体利益，从而可能有害于个人主义、自由和幸福；第五，在一定程度上，东亚文化太过于强调外观，强调不丢面子，而较少重视真实内容和真实情感。

（三）幸福鸿沟

影响一国国民幸福感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经济收入并不是惟一指标。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由此，该观点也直接构成了“幸福陷阱”或“幸福鸿沟”概念的本义。

经济学家黄有光在《东亚快乐鸿沟》一文中指出：“总体而言，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他还指出，“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

（四）“快乐水车”现象

“快乐水车”现象是指收入增长（相当于不断踏车），但快乐却不相应增长（相当于在原地打转，不往前走），即所谓的“有钱不快乐”现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卡尼曼教授认为生活环境的改变对全世界幸福感几乎没有影响。例如，在过去50年的发展中，大幅度增加实际收入并没有改变幸福满意度。传统理论认为有钱就快乐，GDP的增长就是幸福。而卡尼曼等人所研究的结果显示，生活环境的改变对全世界幸福感几乎没有影响。人们的幸福表现为对产品和服务的体验，而不是产品和服务本身。所以，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幸福的增加。

（五）收入与消费对幸福的影响——“棘轮效应”

经济学中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于随收入降低而减少消费，以致产生有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这种特点被称为“棘轮效应”。这一概念是经济学家杜森贝提出的。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消费是可逆的，即绝对收入水平变动必然立即引起消费水平的变化。针对这一观点，杜森贝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决策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计划，它还取决于消费习惯。这种消费习惯受许多因素影响，如生理和社会需要、个人的经历等。特别是个人在收入最高期所达到的消费标准对消费习惯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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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邢占军，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2(3)：81~ 83。

[3]姜奇平，国民幸福指数的测度。互联网周刊，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