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联防队员杨喜利擅闯民宅打砸，并对女店主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可悲的是女子丈夫杨武却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可恨的是强奸案居然发生在离警务室只有10米的地方，社区警务室竟成了摆设。值得安慰的是：杨喜利因涉嫌强奸罪已被宝安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1月11日广州日报）
骇人听闻的事件引起媒体和网友极大关注，不少网友斥责女子丈夫“窝囊”，甚至连杨武母亲都痛骂儿子“没用”、“对不起媳妇”。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褒贬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作敢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人天生就懦弱，注定就窝囊。然而，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存压力造就了这个男人的窝囊，这个“最窝囊男人”的“惧怕”又是什么？
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弱势群体可谓饱尝生活艰辛，在城市备受轻视。但为了生计，他们会选择逆来顺受，面对强权，他们也许会丢弃尊严。强权的淫威、胁迫与习惯性隐忍、苟活心态交织，加之，自身法制意识淡薄、外在普法宣传不到位，这类人面对凶恶的歹徒往往会顾前顾后，迷失自我，其实他们内心异常纠结，比谁都难受万分。
面对暴力，我们提倡理性但并不吝啬“以暴制暴”。对于强奸这类暴力犯罪，法律也早已明确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然而，这种认识乃至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意识并没有生根。杨武选择了“忍气吞声”、“自轻自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不叫“以暴制暴”，这叫正当防卫。一个法律赋予公民理应行使的权利，对于一个丈夫而言，这不仅是单纯的权利更是厚重的责任。
反思联防队员强暴案，除了一个丈夫的责任有所缺失外，施暴者以及治安联防制度“管理暴力”罪不可恕。联防队员“伪执法权”泛滥，公安执法权僭越之危，竟让夫妻守望相助成奢望。可悲的是，一个小小的联防队员竟让一个男人噤若寒蝉，这也是底层弱势群体对公权畏惧的真实写照。强奸案背后也让我们看到隐患重重的联防制度以及公权滥用的可怕。一旦公权匪化，这种“以匪治民”的治安观念注定难保一方平安，非但不能维稳，反而会演变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滋生恶性事件。
此次强奸案让中国的联防制度再次不堪，也为“废而不除”的治安联防制度再次敲响了警钟。当歹徒都成了制度的执行者，我们还能奢望给予弱者多少坚强，可能那时，“最窝囊”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了，事实上，我们一直都卑微而窝囊地活着。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联想到此案，联防队员杨喜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属于底层的弱势群体，显然，杨武的家庭属于“更弱者”。“弱者”对“弱者”所持“伪权力”的惧怕，反而让“弱者”分裂；一个退变成“更弱者”，沦为自轻自贱、得过且过、麻木健忘；另一个变质成“伪强者”，妄自尊大、滋生暴力，肆无忌惮地把“愤怒”转嫁给“更弱者”；然而这份“愤怒”却来自于“弱者”对“强者”的卑躬屈膝和惧怕。鲁迅百年也没带走国人的劣根性，或许千年奴性早已植入我们基因，根深蒂固。
“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杨武的耻辱绝不只属于他一个人，那份耻辱属于社会每一个人，因为轻贱的血液仍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流淌，归根结底还是制度之耻，人性之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