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归根结底，体现为文化的复兴。所谓文化复兴，就是要成为文化强国，形成气象汪洋的文化软实力。而今，这样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清醒把握历史走向，主动承担文化复兴的使命，争取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就是我们应有的文化自觉。
一
什么是文化软实力？简单地说，就是某种文化通过人们的行为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力。但是，一定行为的形成，除了文化的支配作用之外，还必须依托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比如鲁智深的扶弱抑强，既要有强烈的正义感，又要有超凡的身手。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文化软实力既是它的文化表现，也是综合国力的一种对外实现形式。
最早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的是美国全球战略谋士约瑟夫·奈（也译作约瑟夫·纳伊）。他说：“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在别人的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正当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其实，这个美国人所说的软实力并不软，因为它和美国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一样，都是直接服务于维护美国霸权的目的，而且其本身就有强制扩张的味道，所以人们称之为文化霸权主义。我们所说的文化软实力，则完全是靠中国文化的智慧与活力，对内推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对外促进世界的和谐进步，并且凭借它在这种实践中取得的积极成果，自然而然地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从而成为其他国家可以分享、愿意分享的精神财富。这也就是说，文化软实力是远离霸权的真正软实力，它表现为一种引人倾慕的魅力，一种让人景仰的威望，一种令人推崇的榜样。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创造过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如在唐代贞观、开元年间，中国就是文化软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文化的发达、社会活力的迸发以及善气迎人、海纳百川的大国风度，使得中国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成为许多国家和民族心仪的对象。应对方请求，文成公主、鉴真和尚分别越过高山、大海，传播中华文明。新罗全面学习唐朝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日本频频派出大批的遣唐使。至于各国的使节、商贾、访问学者，更是络绎入朝、不绝于市。在各国人民学习中国榜样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也虚心学习各个国家、民族的长处，以至创造了玄奘西行取经的奇迹。“天下朋友皆胶漆”，诗人杜甫曾用这样的诗句形容众望归唐的盛况。至今，世界上不少国家仍习惯于称中国人为“唐人”，就是大唐文化软实力的遗响余韵。
然而，自清代乾隆后期起，中国便开始积贫积弱，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则被逐步推到亡国灭种的边缘。随着主权丧失、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也成为西方列强轻蔑的对象。1858年，英国《笨拙》杂志发表的一首诗写道：“天生的流氓，那约翰·中国佬。/他把真理和法律抛到九霄，/简直是混蛋，那约翰·中国佬，/这个累赘几乎把全世界拖倒。”1876年，美国国会在调查中国移民的报告中说：中国人“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到了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则径直将中国人判定为一个“不道德的、堕落的、不可取的种族”。于是，在濒危中求新生，在落后中图富强，在屈辱中争尊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梦寐以求、舍身奋斗的理想。梁启超憧憬过“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的“少年中国”，方志敏曾用“欢歌”、“富裕”、“康健”、“智慧”、“友爱”、“明媚”等词语描画过祖国母亲的新颜。如今，前贤、先烈的遗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中国的现实，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进程中也收获累累硕果。但是，所有这些毕竟属于中国发展进步的阶段性成就。只有到了我国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和社会全面发展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我国在化解国际社会各种矛盾、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方面靠榜样力量发挥引导作用的时候，我国因为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而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拥护的时候，我国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为世界人民所普遍倾心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国际、国内提供的历史条件都在预示：只要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完全可以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初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在本世纪末叶将民族伟大复兴推向灿烂辉煌的峰巅。
二
自上世纪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美国一家独霸地位的确立，其软实力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千年王国”，什么文化“日不落帝国”，什么“历史已经终结”，诸如此类的自诩或恭维如乱花飞絮一般在地球的上空飘荡。一时间，似乎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已止于至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类的最终选择。
然而，新千年、新世纪似乎并没有给这个自负的帝国以特别的眷顾。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软实力更是像高山滚石一样滑落。经过多年积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再一次发展到对抗程度，国际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前所未有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新自由主义金融政策的纵容下，资本的贪婪似脱缰野马，带动虚拟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以至进入天马行空的地步。截至2010年，美欧的金融衍生品已达680多万亿美元，几近20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50倍、全球国内生产总值20倍。在这种天文数字的投机游戏中，得利的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第三世界人民和发达国家人民用血汗创造的实际财富则往往在不知不觉中遭到他们吞噬。其结果是导致美国和全世界两极分化的愈益加剧。在全世界，占人口2%的富人占有全球的一半财富，饥饿人口达10亿之多；在美国国内，占人口20%的富人控制了全国84%的财富，400个巨富家庭的资产净值竟然是占全国家庭一半的低收入家庭的总和，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700万人完全失业，中产阶级的生活也面临严重威胁。2011年9月17日，在金融危机中被进一步剥夺的贫困群体忍无可忍，终于在华尔街上演了“美国版的愤怒日”。据统计，仅养老金一项，金融危机给美国大众造成的损失就达数万亿美元之多，但是美国财政部、联邦政府机构和美联储所出巨额资金（总计约8.5万亿美元）的绝大多数，并非用于补偿大众损失的血汗钱和扶助实体经济，而是用以收购美国国债和银行有毒资产。金融寡头享受盛宴，大众在遭受剥夺以后还要替剥夺者买单，这就是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2011年8月，美联储原主席格林斯潘在接受NBC电台采访时直言不讳：“美国能够支付一切债务，因为它可以一直印刷钞票”。可以肯定，随着危机的加重，美联储的印钞机还会更加频繁地运转，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引发严重通货膨胀，使全世界人民的实际财富进一步遭到剥夺。美元下跌必然要威胁到美元的霸主地位，于是金融寡头频频在全球制造政治动荡，如扩大化的反恐战争，埃及、突尼斯的颜色革命、利比亚战争等等。这是一石三鸟的策略：一是局势的不稳定迫使消费者收敛消费和投资，维持美元的市场购买力；二是削弱国内外舆论对于金融危机的注意力，消解金融危机引发的恐慌心理；三是扩大军火销售，为垄断资本创造营利空间。然而，垄断资本在搬起石头的时候，总是难免要砸到自己的脚：除了丧失人心之外，就是损兵耗财。据美国布朗大学瓦特森国际研究所发布的分析报告，美国10年反恐战争的总开销在3.67万亿—4.44万亿美元之间。2011年5月，美国政府公债总额突破14万亿美元大关。2011年8月6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
华尔街金融寡头与华盛顿政客合伙剥夺国内外民众的种种表演，撕开了美国“自由、民主、平等”的虚伪面纱。在目睹美国经济的乱象以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比照当年林肯总统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明确指出：在今日之美国，是“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从而道出了美国经济、政治体制为垄断资本操纵的本质。当年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于2011年初表示：“10年前，在网络泡沫破灭前夕，美国占优势。美国的民主被广泛效仿，即便不是始终受到喜爱；美国的技术风行世界；稍加调整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被视为未来的潮流。但美国的道德资本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他的结论是：“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至于民间的反映，则更为激烈。2010年2月，美国民间测验机构盖洛普公司公布：在民众心目中，国会议员是道德水平和诚信度最低的人群。 2011年8月，《华盛顿邮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应对眼下经济危机负责的是华盛顿的两党政客。近3/4的受访者不相信华盛顿有能力修复经济。2011年9月，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公布的民意调查震惊世界：74%的民众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崩溃。
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即个人主义的危害。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太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是个人主义的最初表述方式。到了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思想家，如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等，则干脆将自私自利、侵犯别人、统治别人认定为恒久不变的人性。作为一种社会哲学，个人主义以抽象主体原则看待人的本质。它只强调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而看不到人同时又是自然和社会的产物。因此，在处理主体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时，总是立足于个人欲望的满足，立足于对他者的占有和征服。随着资本主义金钱盘剥关系的确立，个人主义也演变成了为资本扩张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在资本扩张的前期，由于社会财富还不算十分充足，将市场定位在满足人们正当需要的水平上（少数上流社会成员除外），就能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这时的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聚敛财富的勃勃野心和一定的节俭精神（也可称之为新教伦理精神）。当资本扩张进入后期特别是晚期以后，单靠满足人们的正当需要已经不足以填充资本追逐利润的胃口。因此，它必须刺激人们的本能欲求，制造庞大的过度消费群体，然后要求他们对资本的殷勤服务付费。这时的个人主义则应资本召唤，主要表现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正是资本的无限扩张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使追逐金钱→过度消费→满足无边欲求成为美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而超前消费，恰恰是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重要诱因。正如俄罗斯总理普京所说：“美国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将自己的部分问题转嫁给全球经济”，“像寄生虫一样，依靠全球经济和美元垄断地位生活”。
观今溯古，我们不能不感叹历史的无情。如果从13世纪末的文艺复兴算起，资本主义文化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689年英国频布《权利法案》算起，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不错，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尤其是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时代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但是，资本在对人和自然的贪婪攫取中，也逐渐耗尽了它的制度、文化的能量。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危机中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正是以自由为外衣的垄断资本私有制、以民主为面纱的垄断资本专制和以人权为幌子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制造了人自身的分裂、人与人的分裂、美国内部的分裂、美国与世界的分裂、人与自然的分裂。长此以往，势必将全人类引向毁灭的地狱。人类的事情要大家商量着办，人类的财富要比较均衡地使用，人类要学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有这些，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迫切要求。
三
2008年春，约瑟夫·奈在题为《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一文中说：“近年来，尤其是入侵伊拉克以来，美国软实力大大下降。根据许多观察家的估计，在美国吸引力或软实力下降的同时，中国的软实力却在提升。BBC（英国广播公司）最近对22个国家的调查显示，近一半的调查者把中国的影响视为是‘积极的’，而只有38%的人认为美国是‘积极的’。”应当说，这个估计是符合实际的，但是约瑟夫·奈对中国软实力上升之因的分析，却远未触及问题的本质。
那么，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为什么能够不断上升呢？一句话，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及其指导下的社会实践，顺应了世界历史进步的潮流。
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有人或许要问，近代以来，西学几度东渐，但作为体系都在中国热闹一阵以后黯然离去，为什么唯独科学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深深扎根，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之后仍然大放光芒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上说，则是由于它在中国有着比在西方更为深厚的土壤或者更为深刻的认同机制。
与西方个人主义相反，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以辩证主体原则来把握人世间的各种关系。最具概括性的表述当推宋代张载的“民胞物与”。意思是说，但凡人类都是天地所生的同胞，世间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分类来看，在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中华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承认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权，一方面又强调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用《易经》的话说，就是“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上经》）；“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传》）。在把握人与人的关系时，中华传统文化主张推己及人，将关爱他人视为内在于人的主动要求。例如，儒家讲“仁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墨家讲“兼爱”，“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在把握全社会的关系时，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在把握国与国的关系时，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墨子·兼爱中》），“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墨子·天志上》）。
在抽象的意义上，上述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因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便像血液一样渗入我们的制度、精神和行为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科学社会主义才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正是因为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才得以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地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总体上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统一、全社会对于经济的共同控制，因而能够做到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得新中国在短短60年间就由积贫积弱而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片飞鸟各投林式的慌乱景象，而中国经济却在总体上依然保持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总体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了人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这里，我们可以把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的救灾与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的救灾作一个比较。在美国那边，由于政府和社会对于贫困群体的冷漠，导致新奥尔良市20%的家庭无力于飓风到来之前撤离；灾害发生以后，政府的官僚作风、政府机构的相互扯皮及社会上的观望状态，使得临时避难所缺水无食、秩序崩溃，整个城市成为斗殴、抢劫、强奸、纵火等等犯罪的渊薮。在中国这边，则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上下齐动员，形成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强大合力，从而使得受灾群众的生命、财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救护。2008年5月16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在对中美两国救灾的表现进行对比之后指出：“如果中国政府能比美国政府更好地处理自然灾害，那么中国体制的优越性，也许能向世人表明的不光是快速增长的经济, 还展示出有效的政府能力。” 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使剥削与压迫在总体上成为过去，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使得互爱互助、助人为乐蔚然成风，甚至涌现了从欧阳海到周波等一大批舍己救人的模范人物。他们的崇高行为，谱写了人性的至美篇章，为人类赢得了骄傲与尊严。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消除了殖民时代人与自然对抗的状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基本国策。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既从根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又为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就提出并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政府又提出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所有这些，正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中国“协和万邦”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相互融合而绽放出来的灿烂花朵。60年来，中国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或策动“颜色革命”那样的政变；60年来，中国一向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一向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正义斗争；60年来，中国在对外援助中从未附加过任何捞取好处的条件。更让世界人民称赞的，是中国的那种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 例如，根据远东军事法庭计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结束，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直接、间接经济缺失至少在4000亿美元之上。然而，在1972年，中国政府却正式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款的要求”。 这与近代以来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对待中国的态度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如果再回头看一看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对外扩张政策，就可以更加鲜明地感觉到中国化社会主义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
到底是资本主义厚道还是社会主义厚道，到底是美国是人类和地球的朋友还是中国是人类和地球的朋友，难道不是像泾渭一般分明的么？
四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交汇在一起。维护世界和谐、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需要中国作出榜样。中国在推动世界和谐、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中作出了榜样，就是实现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不能放弃世界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中国人民不能辜负世界人民的期望！
我们这一代及以后几代中华儿女的责任，就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让自己的榜样化为光芒四射的火炬，引领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
建设文化强国，当然需要相应规模的文化产业为支撑，但更重要的是要确保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它的社会功能的充分实现。
为此，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建文化自信。毋庸讳言，自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在文化自信上出现了较大的失落。这种失落，集中表现为对于西化的向往。稍有历史感的人都知道，近代以来，西化我们不是没有搞过，可是国际资本主义根本不让你搞。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国际资本主义所要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而是实惠。只要你能够依附于它，充当它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实行什么制度无所谓，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那样的事情也照样支持得很。失掉文化自信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综合国力的西强我弱。在西方软实力强光的刺激下，一些人便目迷五色、六神无主，由艳羡人家而自惭形秽，于是萌生皈依西方的念头也就势所必然。如今，西方软实力的光芒日见暗淡，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如日初升。这正是重拾文化自信的大好时机。比如，在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持续3年多的今天，时髦的经济学家们再唱“新自由主义好”的高调，恐怕是没有多少人相信的。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帮助丢掉自信的人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反复比较，增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领，而后回归理性，回归气定神闲。所谓文化自信，就是基于理性把握而对自己的文化抱定的信念，就是不管潮涨潮落、云起云飞，始终坚信中国化社会主义是个无可替代的好东西。尽管它还不算成熟，但是它拥有未来；尽管它有过失误，但是它具有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其实，对于封建主义文化或资本主义文化的盲目依附或简单拒斥，都是文化不自信的产物，都是一种文化上的小家子气。只有确立了文化自信，我们才能表现出高山一样的定力和大海一样的襟怀，才能在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基础上，对孔夫子和华盛顿采取扬弃的态度，拣来精华的东西，抛弃糟粕的东西，从而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完善好、建设好。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向孟子学习。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表现出这种充满自信的大家风度。
为此，必须坚持精神文化建设的群众立场。劳动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类物质财富和部分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并且以其创造性的历史活动为一切精神文化创造提供基础和源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劳动群众的主体地位，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及其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联系和发展，都应当成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等等的主要研究对象或表现对象。这就要求我们的学者和艺术家们起码做到尊重他们的地位、了解他们的生活、体察他们的感情、服从他们的意志。前些日子，《中国艺术报》发表一篇短文，大意是讲：一位著名导演和一位剧作家在同为“草根”的时候曾经联手创作过不错的作品。这位导演阔起来以后，又请那位仍为“草根”的剧作家“到北京讨论一下剧本，派一辆奔驰来接，他吓了一跳，知道从此两个天地。面对不能打动的故事，他婉言谢绝。从此，再无珠联璧合之作。”从这个故事，我们似乎可以看出这位导演日渐虚浮的艺术危机所在，也似乎可以看出中国精神文化建设上的某种危机所在。远离生活、远离劳动大众的结果，必然导致艺术活力的枯竭和艺术魂魄的委琐。再看一看象牙塔上对于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教，大众传播中逢迎富贵、嘲笑劳动、奚落贫穷的炒作，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清楚一些。如果我们的文化被金钱和少数所谓“社会精英”主宰，人类的绝大多数会怎样看待中国？还哪里有什么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魅力？纠正这种不良倾向，已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刻不容缓的要求！
为此，必须把行为文化建设落到实处。我国在行为文化方面拥有十分雄厚的资源。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我们的党和人民继承前人行为文化的优秀传统，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在伦理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完整的价值体系、行为规范和评价尺度。问题的关键是践行，尤其是普及性的践行。必须承认，目前，我国行为文化建设的问题不少，特别是一些人的极端消极行为，如大小“高衙内”现象，已经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有的学者甚至感叹：已经羞于再提中国是“礼仪之邦”的老话。进行行为文化建设，首先要健全引导机制。其中，领导干部是关键。很明显，裸官宣讲社会主义，没有多少人信服；贪官要求下属克己奉公，往往取得反效果。求实地说，在近些年来涌现的先进人物中，领导干部也不算少，但是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于真正的人民公仆的仿效热情往往被偷盗、损害主人的“公仆”所浇灭。必须狠下决心，从严治党，高标准治党，从总体上把领导干部的公信力和感召力恢复到接近革命时期的水平。其次是要建立鼓励先进行为的长效机制。对于那些无私奉献、扶危济困的先进人物，在给予崇高社会荣誉的同时，还要给予正当利益方面的鼓励。发一些奖金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为他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在劳动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靠精神鼓励不能完全保证先进行为的持久性。即使先进人物能够将先进行为持久保持下去，也不大可能在全社会产生持久的榜样力量。2009年，长沙一中学生马天之参加美国高考（ACT），被宾州州立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同时录取。为什么？考分为次，主要是因为汶川大地震后，他只身前去救灾，是湖南省年龄最小的志愿者。美国高校说，我们看重的是他的社会责任感。要说向美国学习，这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而不管美方是否还有其他的派生考虑。再次是要健全不良行为的惩戒机制。比如对挑衅诚信、造假贩假者，不能从轻发落，不仅要让他名誉扫地，而且要让他付出比造假所得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代价。如此坚持下去，行为文化建设必有成效。
为此，必须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效果上下工夫。坚持以人为本的首要问题是保障人民群众对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权。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调整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又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且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这是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作出的重大政策调整。两极分化悬殊，基尼系数增大，还能叫社会主义吗？2007年，一个企业的老板，年薪竟达6600万元，大约相当于同年北京一个保洁工年薪的7000倍。也就是说，1个保洁工要干7000年，才能与这位老板1年的收入持平！为了给分配不公辩护，有人提出“蛋糕”论，说什么只有做大蛋糕，才能使低收入者多得蛋糕，所以分蛋糕不是重点。这种论点是没有根据的。不分好蛋糕，面包房的老板拿那么多，根本吃不掉，那蛋糕就要发霉、烂掉，而面包工们则吃不饱，吃不饱就必然不高兴，又怎能做大蛋糕？凡此种种干法和说法，都是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干扰，都是在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抹黑。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像重庆那样，坚定不移地加大推进社会公平的力度。在保障可持续发展方面，除了继续推进节能减排、加强环境保护之外，还应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节俭的国度”。节俭不是忍饥挨饿、不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而是把人的物质消费定位在保障健康的水平上。有一种想法肯定是错误的，就是我们要在未来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美国有3亿多人口，消耗全球能源比例约为26%。中国有13亿多人口，如果都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那就必须请求上帝至少再给我们造出一个地球。事实证明，过度消费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百害而无一利。未来人类生活的理性选择应当是缩小剪刀差，将过度消费的那一部分降下来，把正当消费不足的那一部分补上来。如此一来，这个地球也就成了国与国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崇尚节俭、反对骄奢淫逸。3千多年前，周武王之所以伐纣，是因为商纣王有两大罪行：一条是坑害百姓，另一条就是暴殄天物。在资源紧缺的今天，无论是什么人，都没有挥霍浪费的权利。我们当然要加快发展经济，但是要把钱用在固本强基上，用在那些需要改善的群体的民生上。世人皆知，美国是一个“消费的国度”。如果我们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节俭的国度”，那将是对全人类多么伟大的贡献！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英国历史学家阿·汤因比在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以后指出：中国人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最适于人类未来的发展。“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展望21世纪》第28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我们感谢汤因比先生的错爱，但是“统一世界”的帽子太高,中国戴不起!“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正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融合与协调的智慧”,所以中国永远不称霸,当然更不会统一世界。中国只希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国与各兄弟国家的关系协和好,通过自己的榜样力量，促使人类社会和谐起来、美好起来。即使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国也绝不居功，更不要求回报。正如毛泽东所说:“待到山花烂熳时，她在丛中笑。”
（作者：刘润为，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