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学过高深的经济学，但明白经济的基本构成就是生产和消费，生产与消费的顺利衔接，分配十分重要。有了货币，就多了货币联结生产消费和货币分配财富。有了政治权力，就有了超越经济个体的力量，制定规则，影响经济社会运行，成了经济中一支看得见但又经常被人忘记的手。经济的问题，或者说经济问题的根源，除了经济社会与人的规律之外，也大多就是这几个问题了。规律我们可以去了解，但我们无权责怪，不能归结为问题。所谓问题，就是规律之外人为的事情。
在2011年全球经济不稳定、中国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紧缩的背景下，许多中小企业困难，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出现了“跑路”潮，危机暗涌。但另一方面，高利贷利息惊人，房地产依旧暴利和难以压住的疯狂，通货膨胀让中低收入民众很煎熬，似乎又是经济过热的征兆。一边是实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之虚，另一边是金融与房地产之高利润，中国经济到底得了什么病？
病症的由来
我们回到基本原理，经济的基本构成是生产和消费，则经济的动力构成也就是生产和消费。2000年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美国新经济潮暂停，也即是说，美国经济的供给动力受到重创。为了恢复经济增长，美国扩张货币，以房地产热作为虚假的生产动力，以家庭信用消费继续透支未来消费购买力，且房地产热带来的地产升值进一步促使家庭透支未来消费购买力。终于，这个虚伪的游戏结束了，就来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接着引发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
对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中国，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不断开足马力刺激经济，增加政府开支，扩张货币供给，以政府开支弥补出口和消费的动力不足，以大量上马项目和宽松货币刺激投资快速挽回GDP增速下滑，即将掉头向下的房地产也起冷回热。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开足马力刺激经济回升，全球货币泛滥。接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接踵而来，中国在2009年投放的海量货币也逐渐变成通货膨胀和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上涨。随之，政策改弦易张，抑制房价，紧缩货币。
房价的上涨、预期升值和通货膨胀下货币寻求保值增值的需求，房地产上压下火，引来众多企业加入，吸引了众多资金。在打压房价和紧缩货币之下，大约占房地产半壁江山的中心房地产资金干渴进一步上升。本来就在抑制金融政策下融资难的非房地产中小企业，在紧缩货币和房地产吸金之下更加融资难。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扩大摊子尤其是进军房地产的企业，资金链压力上升。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资金需求压力上升和高利贷疯狂发展，进一步提高融资成本和加剧融资难，金融业却如2003年“非典”时期的医药行业一样获益。
在出口不振、融资难、成本上升、劳动力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之下，中小企业备受多发夹击，利润下滑，生存困难，实业难做。这种情形，又迫使许多民营企业和资金逃离低利润的实业，加入到高利贷、房地产等高回报投资，其中高利贷又多是投入到最大暴利产业房地产，这从“温州炒房团”和鄂尔多斯等地的房地产与高利贷的关联可以看出来。据报道，温州中小企业平均利润1%到3%，企业亏损面超过1/4，六成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在鄂尔多斯，据媒体报道，房地产已经疯狂到人均达三四套房。一名当地房地产老板说，“按照目前的建设进度，再过2年，鄂尔多斯人均至少拥有10套住房。”中国近年来的房地产，就像2007年上证指数连破3000、4000、5000、6000点四道大关一样，“房民”不知要涨到哪里为止。有人调侃七匹狼、海尔、雅戈尔、苏宁、国美、格力、格兰仕、美的、娃哈哈、五粮液等众多企业“不务正业”做房地产，“神奇的地产，让72行最后都殊途同归”。除了国有垄断与资源暴利之外，房产是最大的暴利行业，在实业的低利润和国有垄断与资源难进入之下，房地产是各行业、各企业、各资本最近便的选择。
房地产为何如此“魅力”？
房地产的最大魅力在于暴利、升值和升值预期。2010年12月8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住房绿皮书：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0-2011）》指出，2009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平均毛利润率为55.72%。尽管近一两年房地产利润率下降，但依旧相当暴利，相对于多数行业的低利润更是如此。一位温州企业主向记者透露，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然而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老婆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做企业与炒房如此收益反差，谁让炒房不心动？如果能像股市一样投资门槛低，估计中国的炒房热和2007年的全民股票热差不多了。如股市大涨获利后一样，继续预期升值且信心充足，升值预期继续吸纳资金流入。
从供给来看，中国的高房价和房地产的暴利，当首推土地制度。违反这一制度的小产权房，价格只有国有土地商品房价格的1/3左右，这就不难理解2009年中国房地产行业高达55.72%的平均毛利润率了。城市土地国有化制度，就让地方政府就垄断了城市的土地供给。有了这种垄断，就有垄断供给数量和垄断价格。这种土地制度的结果，一是大大限制了房子的供给数量，因为供给房子首先要供给土地；二是增加了房子的成本，同时缩减了房地产商继续开发的资金；三是人为制造稀缺，物以稀为贵，土地供给的短缺就会让房子有升值机会和囤积的价值，从而引起大量投机和囤积。经济规律和人性决定，这种土地制度必然会制造高房价、房地产暴利和对房地产的升值预期。
从供给和需求结合的角度看，中国的高房价信心维持及升值预期和政府住房责任的缺失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在欧美发达国家，租赁住房的比例通常达到30%以上，像日本、德国家庭租房比例超过50%。法国自1956年就规定，任何一个城镇的廉租屋比例不得低于20%。在新加坡，80%的人口住在保障房中。中国能够享受到保障房的家庭不足10%。由于政府责任的缺失，保障房的不足，让等待结婚买房或改善居住条件或迁移的人被迫购买商品房，于是商品房需求变得刚性。如果中国有足够的廉租房，购房者在租与买之间就有了十分有弹性的选择，维持与预期高房价的信心必然大为丧失。
中国的户籍制度，让农民长期被迫仅能居住在农村。1990年代以来工业与服务业发展的推进，经济发展的需求又迅速号召他们来到城市，尤其是年轻的农村人。但住房供应却不能这么快，或者说供应给他们的房子不能建的那么快，就给了房地产投资者们信心，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买不起这样的房子。
目前中国城市的房价，绝大多数农民是买不起这样的房子，占城市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城市居民也买不起这样的房子（获拆迁补贴者能买得起那是幸运的拆到他们），谁买得起中国城市的房子？只有占中国人口少数的富人。贫富差距无疑推高中国的房价，一方面民众穷，内需不足，实业利润低下，就会把富人从实业赶向房地产。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大，富人集中过多财富，就集中了社会资金投资房地产，在股市发展不足或低迷的情况下，也只有房地产才能容下这么大的资金。
把资金从实业赶走的是实业利润低，把资金从实业吸走的则是房地产暴利、升值和升值预期。有人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房价持续上涨联系起来，认为收入增长可以维持房价上涨，如果房价本身合理且年轻人口不大幅萎缩，这种看涨是合理的，但在房地产暴利和离民众收入甚远的过高房价面前却是不合理的。
驱赶资金流向房地产的，是高速增长的货币需要实物承载，或是物价上涨，或是资产价格上涨，其中房地产则是资产的重中之重。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于是需要有资产保值增值。由于通货膨胀会恶化企业经营，股市难以消化通货膨胀。其他资产，如黄金、书画、邮票之类，或升值难以比得上房地产，或市场容量太少。因而通货膨胀，尤其是在城市化发展和地产不断扩展的中国，必然驱使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
资产价格上涨，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购买房地产就会获得大量财富收益。就像那位温州千人企业主的企业利润不抵老婆炒房获利1/4一样，在通货膨胀下购买资产远比做实业更轻松的获取财富。货币象征着财富，货币也分配着财富，货币泛滥则会颠倒财富的创造与财富的收益，破坏财富的真正生产创造。因而通货膨胀是劳动的敌人，它不仅是让劳动者辛勤劳动收入不断缩水、转给拥有资产的富人，偷走企业正常劳动的利润，还让财富的生产创造者与企业无心财富的创造并加入到通过资产价格变动而无偿攫取财富的虚拟经济游戏。
由此以来，以温州人领先，其他各行各业纷纷“不务正业”加入到房地产，就有了充足的经济学理由。
中国货币何以泛滥？
近三十年来，中国货币高速增长，除了经济增长的需求之外，货币化的推进和资产价格的上升也是其重要需求，积极财政货币政策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则是其重要推手。但近十年来，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则是其遏制不住的最大推手。1999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仅1450亿美元，截至2011年6月末已经增至3.1975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0.86%！这就约等于外汇储备增长所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增长率高达30%左右。
截至2011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2017万亿美元，外汇占款总额达25.5万亿元，这就意味着外汇储备已经投放了25.5万亿的基础货币，再乘以中国4倍左右的货币乘数，就创造了100万亿左右的货币供应量，而中国2010年的GDP总量才40.12万亿。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9月末，狭义货币M1余额26.72万亿元，广义货币M2余额78.74万亿元，外汇储备可以创造的货币供应量比中国现行货币量还要高。如果不是通过央行票据和提高准备金率来回笼巨额外汇储备造成的货币投放泛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程度会更高。2003年9月21日之前中国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只有6%，至2011年6月14日大型金融机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升到21.50%，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升到18%，八年间增长了两倍多。可以说，中国超过100%的货币供给是外汇储备占款，欧美中央银行替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投放货币。
外汇储备导致的货币泛滥，一方面推高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吸引更多实业资金流向房地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提高企业成本，稀释实业受益，央行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又加剧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驱赶实业资金逃离实业，如进入房地产，同时金融业也会在这个时候收益颇丰。
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贸易顺差和持续贸易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所构成，核心在持续的贸易顺差。除了支持出口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外，贸易顺差的最基本原因就是中国生产相对过剩而消费相对不足。这既有贫富差距、低工资、高税收低保障、低实质城市化等经济因素，也有生产人口相对过剩而消费人口不足的人口因素。贫富差距、低工资、高税收低保障、低实质城市化降低消费。如财政部10月18日公布数据，2011年前9个月我国税收约7.13万亿元，平均每人每月约590元。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每人每月约49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每人每月约1590元。典型的高税收低保障，人民哪里来的消费能力？再如贫富差距，一方面让占人口多数的普通民众缺乏消费购买力，实业难做，压低工资，再而扩大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富人集中过多财富四处投资或投机，如制造高房价又伤害民众的消费购买力，大为加剧消费的不足和生产的过剩。低实质城市化降低城市消费，减少了城市就业岗位的提供和城市工资的提高，反过来又降低实质城市化。中国的一胎政策，一方面让纯消费的少年儿童人口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又提高劳动参与率加剧生产过剩。2007年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达70.6%，印度仅为34.2%，是印度的两倍有余。这种人口政策必然带来生产的相对过剩和消费的相对不足。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过高比例的人口参与劳动，使生产消费人口比例失衡，压低工资，反过来又制约消费压低工资。等等。
美国经济，包括世界经济，与中国也有共通之处。近几十年来美国贫富差距在拉大，生产消费的循环受到阻碍。如资本主义历次经济危机一样，贫富差距大，消费不足，生产相对过剩，一次一次的危机干扰经济。为抵御这样的危机，于是就使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投资消费，扩张财政货币，冲刷生产消费循环管道的泥沙，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反而恶化长期病情。货币膨胀扩大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又是货币膨胀的经济原因，贫富差距是当今世界经济危机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根源，也是中国货币膨胀与通货膨胀的根源之一。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外因再多，也得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些因素及其恶性循环，就是中国持续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主因，同时也是房地产与高利贷问题的重要间接原因。
中国实业怎么了？
温州人炒房，因为温州人对市场对财富的嗅觉更敏感，就像不能责怪鼻子尖的人早闻到肉香一样。一方面是实业利润下滑越来越干枯无味，另一方面是房地产的暴利与升值让温州人闻到房地产的香，这怎么不让温州人炒房呢？作为对市场对财富最敏感的温州人，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是因为改革开放有财富前景，温州人率先组团炒房是因为房地产有暴利有升值空间，温州人买矿是因为资源暴利和国家对资源经营管理不善，温州人放高利贷是因为金融有问题，温州人逃离实业则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反应。为什么在中国做实业越来越无味了呢？
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分析贫富差距、低工资、高税收低保障、低实质城市化等中国国情。贫富差距大的结果，就会出现消费两极分化，这就是中国奢侈品火爆同时又是低端产品消费大国的原因所在。最高端的，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在品牌、技术上已经领先，对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来说，竞争这个市场比较困难。例如家具，有几个中国企业可以竞争过意大利的品牌？高端暂时与我们有距离，那我们做中端的吧。但问题是，中国贫富差距巨大，这个中间消费群体不足，对大多数企业或者绝大多数企业来说，低端才是他们的市场。低端的市场，要的就是低价，什么品牌、技术、质量、研发、差异化等就很难施展，这样的市场需求环境塑造的就是低端价格战。生产在这样的国内市场环境里，困于低端价格战，移到国外打还是这样。有人责怪为什么中国企业不团结起来涨价，问题是在国内就已经这样恶性竞争了，国内市场又不容许或者说很难让他们通过走品牌、质量、差异化等非价格战之路，自然卖给外国人也这样。同样，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重要原因也是这里，只有不打价格战，只有通过品牌、技术、质量、研发、差异化等方面的竞争，这样才需要大学生，而价格战只需要廉价劳动力。
产业是由企业组成的，企业是面对市场的，有什么样的市场需求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只不过是国际化稍加乱了一点两者的对应，但基本上还是需求升级决定产业升级。市场经济是市场引导的，产业升级有其主观努力，但总是和起需求动力分不开的。中高档产品有需求有利润，企业不会傻着不去做。低档产品有需求，企业也总难以主动放弃，至少是整个行业如此。就是因为低端市场最大的竞争力是低价，品牌、技术、研发等难以施展，国内已经形成这样的不良环境和不良市场土壤，也已经形成这样的氛围和路径依赖，所以难以产业升级，在国际上处于不利位置，在国内也打的几乎无利可图，这就是中国实业的宏观环境所在。
产品与品牌升级支撑企业的升级，企业的升级带动劳动者与劳动者工资待遇的升级，就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升级一样，这和当时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下日本国民收入快速增长是分不开的。没有国民收入的增长，就没有国内市场的扩大和需求档次与层次的提升，那就没有国内企业产品成长的“孕土”，自然就难以成长起来产品升级、企业升级和产业升级，也就难以形成国际竞争力。这样环境下的许多企业，在国内长的没质量，在国际上也难竞争。这样企业的员工，无论产品卖到国内还是国外，工资低，待遇差，其劳动缺少价值补偿。
与贫富差距巨大所塑造的市场环境类似，实质城市不足也导致这样的问题。在常住人口统计上，中国城市化已经达到约50%，但对许多从农村来的人来说，他们实际上也并不是城市人，这种城市化是伪城市化。这类群体的多数人，也即穷人，或者说包括还在农村的农民，他们会消费多少中高端产品？低工资、高税收低保障等问题也会导致类似的问题——消费低端化，市场需求升级动力不足，进而产业升级市场环境缺乏。
产业发展的次序，是从农业到工业，再从工业到服务业。先是农业利润在生产率提高下变薄，工业的高利润导致产业转移，进而工业化。接着，工业在生产效率提高下也利润变薄，服务业的发展导致产业又向服务业转移。人先解决吃，这是农业。再解决用，这是工业。再而享受生活，这是服务业。贫富差距巨大、低工资、低实质城市化等，就会导致服务业发展不足，产业次序发展受阻或不正常。服务业创造就业岗位多，服务业需要的大学生多，研发、设计、品牌等劳动价值高且利润高。但又有产业次序不能顺利转移，或者说经济产业结构发展不正常，就会带来问题，如就业难、大学生就业难、低工资、实业利润低等问题，劳动价值相对于他国稀薄，实业利润相对于过去稀薄，且劳动价值稀薄又加剧实业利润稀薄，因为劳动大众消费者的购买力多取决于劳动及相关收入。
这样的市场需求环境和所对应的竞争环境及其恶性循环，怎么不让资本逃离实业呢？况且，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中国特殊国情，如对经济自由限制过多、金融抑制、国企垄断、政府主导经济、腐败、税费多、法制不足等问题。
金融抑制，中小银行发展不足，形成几家大银行主导的格局，把资金大量供应给大企业，使整体银行资金留给容纳绝大多数人就业的中小企业很少，甚至一些大企业再把从银行贷到的资金或从股市圈来的资金再高利息贷款给中小企业或转贷给中小企业的中间机构获取高利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就会加剧就业难、低工资、贫富差距、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等问题，再而恶性循环。美国有8000家银行，其中有7000多家都是小银行，有力的支持了中小企业发展。中国不放开中小银行发展限制，民间资金就会被迫转为“非法”途径，由于不规范和“非法”成本高，就要求收益高，就成了“高利贷”，再宰中小企业一把。
垄断是没有效率的，不仅垄断企业没有效率，它还要攫取垄断利润，吸噬其他产业企业的利润和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让其他产业的企业和劳动者变得更生存艰难。各国为了保持市场效率在防止垄断和打破垄断，中国却在人为制造国企垄断。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等七个垄断行业的职工占全国职工人数不到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则占工资总额的55%，尤其是其管理层收入更是丰厚。我国政府以优惠利率提供给国有企业的资金占用了我国正式金融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大约三分之二的资源，而且这一比例在回落到目前的80%之前，在2008年至2010年间曾升至90%。我不是反对国企，但反对垄断，反对成为“官企”，反对成为少数人获益的企业，反对无效率占用社会资源。国企原本是设想人人有资产，然后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但现实却是扩大贫富差距，降低经济发展效率，其制度必须改变了。
政府主导的经济，一方面是占用过多信贷资源上马工程项目，另一方面就是支持大企业投资。投资膨胀，信贷货币过多流入经济，带动通货膨胀，稀释民众收入购买力，就会挤出消费。占用过多信贷资源，就会挤掉中小企业获得信贷资源的机会，增加资金成本，加之投资膨胀引起的通货膨胀、成本上涨，就会挤压中小实业投资于实业。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下，一方面是市场不足，另一方面就是发展资源不足且面临成本上涨，无疑加剧实业的困难。
原因背后的原因
文章开头的前三句话，说了经济问题的三个层次，上述分析已经说了前两个。回到文章开始所说的经济问题第三个基本原理：“有了政治权力，就有了超越经济个体的力量，制定规则，影响经济社会运行，成了经济中一支看得见但又经常被人忘记的手。”
贫富差距过大、低工资、高税收低保障、户籍制度（导致伪城市等）、一胎政策、对经济自由限制过多、金融抑制、国企垄断、政府主导经济、腐败、税费多、法制不足等等经济问题的深层经济原因，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政治上的原因。
比如说贫富差距过大，表面现象是灰色收入（包括腐败）过多、垄断行业和资本所有者收入过多，但深层的原因更多是权力与金钱结合攫取暴利，房地产是这样，国有垄断行业本身就是这样，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也间接是这样，因为几乎上述所有经济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都会加剧低工资，让资本方获得更多利润，而这些加剧低工资原因的背后都有一个政治上的原因。中国工资占GDP仅11%左右，而印度却可以占50%左右；中国国民收入增长慢于GDP增长，印度快于GDP增长，印度的例子不能说明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多吧？为什么，印度有工会保障，有民选议员和官员支持，有民选议员制定的法律维护。中国呢，近几年工会好了一点，而早一些时候，工会不是成为保护投资的工具，就是成为被有意默示在外资和民营企业背弃的对象，反正是工会成了政府为了投资为了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低工资是追求短期经济发展和财政增长的需要，劳动者权利也就成了追求短期经济发展和财政增长的牺牲对象。
其他方面，高税收低保障不是人民的选择，户籍制度危害到多数国民利益，一胎政策侵犯生育权利，经济限制、金融抑制也为民众不喜欢，腐败让民众深恶痛绝且急需人民监督权力，国企成官企、政府主导经济、税费多、人治等也不是人民的选择。比如说，政府获取很大比例的社会财富，提供很少福利，行政耗费财政资源严重，民众很反对。但是，官员不是民选的，民众无法制约他们消减行政开支；代表最高人民权力的全国人大代表不是人民直选的，且7成又是官员，既没有代表人民消减行政开支的压力，也没有消减行政开支的利益动机，因为没有我同意消减行政开支你就选我继续当全国人大代表的利益交换。等等，无需一一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根源背后的根源，就是政治改革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