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由高利贷引发的温州老板“逃亡潮”，在温州地方政府的种种维稳举措之下，持续恶化的趋势得到扭转。

医治高利贷创伤的最好良药，无疑是放松信贷规模控制。尽管此前传闻的600亿元应急贷款，遭到温州银监局的否认。但是，针对温州的银行票贷比标准的放宽，却变相为温州增加了1000亿元的信贷规模。此外，针对温州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和贷款结构，当地商业银行亦在大力调整。

由地方政府出面，通过不同形式，力压银行放松信贷控制，已成为当下普遍的做法。据第一财经此前报道，作为同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南，由市长出面逼地方商业银行放贷，已司空见惯。

这显然与上月底央行在2011年第三季度例会上，对“稳定物价仍为当前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表态相违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稳定物价的基本条件。而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则是从紧货币政策的关健要义。

那么，对于身处融资困境的部分中小企业，银行是救还是不救？是迁就地方政府还是服从既定货币政策？已成为当下摆在银行面前的艰难选择。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盘活金融存量资产，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但盘活金融存量资产，显然难以一朝一夕完成，对于当下“等米下锅”的部分中小企业而言，直接或间接放贷似乎已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

放松信贷规模控制，当然可以赢取更多的掌声：通过银行系统给中小企业输血，既可暂缓中小企业倒闭潮的出现，减轻地方政府长期财政收入骤减的忧虑，更可避免因实体经济受挫而引发的大规模失业。

但是，这与当前“稳定物价”作为首要任务的货币政策，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冲突。之于通胀持续高企的我国经济而言，CPI已连续四个月高企6%以上，2011年全年CPI高出年初计划1.5个百分点已成定局。而我国今年既定的从紧货币政策，不仅是为了抑制物价上涨，更为了收缩过去两年粗放式的投资惯性，从而避免我国经济可能出现的系统危机。

很显然，与信贷控制所可能导致的部分中小企业倒闭相比，放松流动性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冲击，所造成的系统风险要严重得多。更何况，当下部分中小企业的倒闭，银行信贷收缩仅是表层因素，除了欧美债务危机导致的全球外需大幅减少外，相当部分原因却源自其内在——金融投机过多、产业升级过慢、非关联扩张过快、企业治理过乱等等。

相对放宽对部分中小企业倒闭的容忍度，并非意味着银行可以置身事外，而是必须要认清当前宏观调控的主次矛盾。此外，银行在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应尽快降低我国银行金融业的准入门槛，给予民间金融相对合法的地位。

而如果我们不对中小企业倒闭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不对“高利贷”等形式的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疏导，而仅是应急式地大开信贷闸门，其结果虽可解中小企业的一时之需，但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极可能导致部分中小企业的信贷依赖，从而延缓其转型升级的步伐，并会给我国银行业形成巨大的坏帐隐患。

这并非没有可能，回顾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历史，因给实体经济救急或过于迁就地方政府，大开信贷闸门曾形成多次风险。如1992—1999年为配合地方政府大上项目，我国银行业在这个阶段形成的坏帐曾高达4万亿元，工农中建交五大行的财务严重资不抵债，最终由中央政府通过财政发债、外储注入、财务重组等手段予以买单。而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我国为避免实体经济遭受打击，除中央政府4万亿元的直接投资外，更是鼓励各大银行放松信贷控制，支持地方政府加大投资规模，其结果即是今天不良贷款率高达10%左右的逾10万亿元地方债务，以及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

面对部分中小企业的倒闭，以及实体经济的增长减缓，我们应系统分析、综合权衡，从源头上解决其融资困境，而不能急切放松信贷控制，将部分企业倒闭的风险转嫁给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