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求解离不开三个方面：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利率反映市场真实需求和破除金融垄断、让民间借贷合法化同时进行;另外，更需要探索更公平、更优良的货币调控手段

10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温州，对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

针对近期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危机，温家宝指示当地政府“想尽一切办法稳定经济及金融局面”。另外，他还为民间借贷指出了一个方向，即阳光化和规范化。为推出解决措施规定了一个时限，他要求随行的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在“一个月内出台扶持中小企业的相关政策”。

从2010年底开始，持续收紧的货币政策，让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遭遇了更高的融资成本。在无法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以维持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只得把主要融资渠道，转向利率越来越高的民间借贷。年利60%、100%甚至200%这样离谱的高息也被曝出，老板“跑路”“跳楼”的新闻也是屡见不鲜。

一时间，民间借贷危机四伏，如果情况不能得到控制和扭转，金融稳定亦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针对性措施或出台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已是老生常谈。尽管扶持政策频出，但大都停留在文件层面，实际操作中，因为各种各样的门槛，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而在政府紧缩货币政策的当下，许多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就越发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寻求支持。

温家宝总理的此次温州调研，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寻求解决问题之行。后续将会出台怎样的政策，来完成总理提出的扶持中小企业的四点要求，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发展，则成了受到广泛关注的焦点。

经济学家马津龙分析指出，相信总理视察之后，会有一些拯救中小企业的措施推出。

不过，未来的货币政策转向全面放松的可能性较小。温家宝在温州调研时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支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宏观调控特别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这也许意味着，化解民间借贷危机的风险，将会通过出台针对性的措施的方法完成。

中金公司近期的一份名为《中国民间借贷分析》研究报告也指出，民间借贷利率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央行的信贷额度管制和银监会的表外业务监管。但是，监管机构并不一定会松动货币政策，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

“针对性的措施或者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问题。”中金公司分析师朱博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银监会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来鼓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贷款，比如将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从100%降至75%、不良贷款率容忍度提高至5%等等。另外，银监会还正在考虑小企业贷款不纳入存贷比考核，或允许银行发行金融债专项用于小企业贷款。”

如何在政策层面给民间资本以正确的疏导，让契合市场需求的民间资本得以“见光”，使需要资金的企业能够获得融资;同时，对民间资本进行专门的立法和监管，使贷款利率保持在一个健康合理的范围，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都是后续将要出台的相关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这些得以妥善解决，对于整顿金融秩序和完善金融体系，都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彻底解决民间借贷危机，这些政策恐怕还不足够。

货币政策骤松骤紧

民间借贷之所以面临目前的困局，除了民间借贷的资金过多流向投资性理财产品，和国有银行与民间借贷的息差而导致资金过多流向民间借贷公司之外，与货币政策调控幅度过大，开始过于宽松，后来骤然由松变紧，渐至完全刚性，货币供应与需求之间出现不匹配，也存在一定关系。

为应对自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央行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截至2010年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达到69.64万亿元。而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已经将近43万亿元。

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观点，当这些过多的货币呈现出通货膨胀的结果时，会有12个月到2年的滞后期。2008年以来一直到2010年10月份近两年的宽松政策，到了今年初期开始，CPI不断高企，终在今年7月达到6.5%历史高位。也就是从今年起，货币政策又开始过快过猛地转向。

自2010年10月以来，央行5度加息、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另外，在8月26日，央行还下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的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这一调整，相当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三次的效果”。

而此时，过少的货币追逐过多的商品，国有银行的利率又不进行调整，则民间信贷必然以高息的方式去满足这种对货币的饥渴需求，甚至，很多国有银行的钱通过各种方式变相成为民间信贷的资金来源。

与加息这种让每个用钱的主体都承担同样货币成本的手段比起来，紧缩贷款的货币数量控制方法，不但刚性极强，而且很容易形成差别化对待：原来那些还能贷到一些国有企业剩余零星贷款的民营中小企业，很容易成为第一批的牺牲品，从而贷不到款。

以国有体制为主的银行，信贷资金一般都是首先投向大型企业。虽然在近些年来，也加大了中小企业服务力度，但在目前的货币政策从紧、信贷紧张的局面下，有限的贷款额度更多地被用来确保国有单位和大企业的贷款。

另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门槛过高，中小民企平时就很难达到标准，何况在紧缩时期。在存款准备金率一再提高的情况下，银行放贷能力下降，自然会抓大放小，针对重点大客户发放贷款，以降低风险获得稳定收益，中小企业贷款因此更加困难。

当原本的民间信贷“合理补充”，变成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唯一渠道，使得民间资本能够“待价而沽”，原本还算健康、还在可控利率范围内的贷款成了如今越来越疯狂的“高利贷”。中小企业又不得不“饮鸩止渴”，当利率越来越高的高利贷还不起的时候，资金链断裂，跑路、跳楼便就纷纷出现，危机终于爆发。

经济的润滑剂

“民间借贷之所以阻挡不住，主因还是民营企业有需求，而金融机构又不能满足。”温家宝在温州调研时的一句讲话，概括了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和现状。

民间借贷的优点在于，它的资金会流向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企业。在经济学的层面，民间借贷资金效率是最高的。

作为一直存在的一种融资方式，民间借贷为大量急需资金而贷款无门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资金融通，填补了社会资金缺口，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民间资本也曾做出过巨大贡献。

在温州这样的城市，民间借贷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一直存在和发展着。今年以来，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使中小企业几乎不可能从银行获得融资，但是其在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却是越来越大，两者之间的资金缺口，为民间借贷的兴起腾出了市场空间。

一方面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两者一拍即合。

温家宝在温州调研还表示：“民间借贷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其目的是使它健康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需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就不让它发展。”

事实上，对于民间资本，在政策层面，近年来中国一直持温和态度。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新36条”。

同样在2010年，由央行和银监会共同负责的《贷款通则》的修订工作中，也将“银行信贷”改为了“合法信贷”，将银行体系外的广义借贷吸纳进了合法范畴。

“国家陆续出台多个扶持鼓励非公经济发展和民间投资的文件，应该说中央的力度不断加大，态度日益鲜明，但执行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也正是因为民间资本目前无法正常化和合法化，而只能在灰色地带运行，其相对风险成本自然比金融机构要高，加之需求加大，这也间接导致了民间资本利率普遍高企。而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国有银行之间利率的差异，就是市场提供的一个“租”。

“长期以来，民间借贷都缺少法律保障，缺少合法的身份。规范和整顿市场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堵上民间借贷的口子。”经济学家茅于轼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