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按照现在的增长轨道能保持未来30年的高速增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第一，我们在未来30年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而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和劳动力的增长前景有很大的关系。第二，即使我们维持着高储蓄率，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增长速度不下降，则还要取决于我们的生产率是否最终能够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国际上不断升温的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与增长的前景再度成为近来国际主流财经与政治媒体的讨论焦点。在中国国内，倍受媒体追逐和公众关注的话题层出不穷。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到出口税的建议；从惊人的贸易增长到频繁的贸易摩擦纠纷，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股权改造到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组，从证券市场改革到保险资金入市，从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到私营经济的发展等等。今年以来，一系列重大举措和改革方略接二连三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了一个真正“攻坚”阶段，这个阶段的完成对于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新的阶段和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能否实现高速和更有效率的增长，以及这样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必将成为我们必须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对25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估计与评价
正因为我们的起点比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低，尽管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在GDP总量上赶上美国和日本，但在迅速提高人均GDP水平方面我们则还要走更长远的道路，可谓“任重道远”。这“更长的路”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但却意味着我们的增长空间还相当的大，持续的时间应该会更长。
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实现社会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出客观的评价，最好的方式是亲临中国而不是透过媒体记者的眼睛。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到访过中国的海外人士，不管抱有什么政治见解，无不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变化感到惊诧。无论根据GDP的增长速度还是依赖贸易份额的提高能力来衡量，中国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显眼、最具活力的经济。在1978－2003年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个记录在世界经济中是罕见的。经过25年增长，中国的GDP已经升到了2003年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按照美元换算，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作为世界上的大国，随着中国开始迅速在经济和金融等方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
考虑到人口规模，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在过去25年约为每年6－7％，低于GDP总量的增长差不多2个百分点。按现有汇率计算，人均GDP水平从1978年不足100美元提高到超过1000美元的水平。不过，这个数字还是依照了当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水平（1?8.27）。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1978年以后一直是处于下降模式中，人民币从1.7到8.27兑换1美元。因此，人民币的贬值势必低估了中国当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
一种可以避免汇价影响的估计方法（即“购买力平价”方法）经常被用来重新估算中国的GDP和人均GDP。这个方法的基本原理是，一个美元的购买力在美国和在中国是相同的。按照“购买力平价”，世界银行曾估计，中国2000年的GDP超过了5万亿美元，几乎是美国的一半，居世界第二位。如果按此来计算，那么中国当前人均国民收入实际约为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6或者16％，而不是按当前汇率计算的3％。但即使如此，16％还只相当于日本上世纪40年代末、韩国70年代初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份额。
这就是说，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日本和其他少数发达经济的时间要比在人均国民收入上快得多。按照汇率法，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保守估计，中国的GDP将在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而如果依照“购买力平价”来重新估计，那么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赶上最发达经济的时间还会大大缩短。例如，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劳伦斯·萨莫斯博士（现任哈佛大学校长）在1993年就预测说，如果中美两国各自维持过去14年的增长趋势或者说保持两国增长速度的“差”不变的话，那么到2015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而在人均GDP方面，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中国与发达经济之间也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一个简单的推测是，假设美国从现在起每年保持人均GDP2％的增长率，而中国保持人均GDP6％的增长率，那么要在204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才可能达到美国的一半。而根据世界银
行经济学家的最近研究，从经济起飞到实现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韩国和中国台湾花了差不多35年的时间，而日本则仅仅用去了17年。
当然，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的人均国民收入本来就远远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水平。例如，世界银行报告按照货币购买力估计，日本在1950年的人均GDP水平就比中国目前的水平高。但正因为我们的起点比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低，尽管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在GDP总量上赶上美国和日本，但在迅速提高我们的人均GDP水平方面我们则还要走更长远的道路，可谓“任重道远”。
这“更长的路”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但却意味着我们的增长空间还相当的大，持续的时间应该会更长。在前一段时间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的“特别报道”中，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为什么中国可以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东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速增长的记录表明的不是中国在缩小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差距上赶得多么快，而是多么慢。”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东亚经济赶超最发达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几乎是，这些赶超型经济在他们的人均收入超过了美国人均收入的50％之前是很容易保持高速增长的。如果这个经验观察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至少还应该再高速增长35年，因为实现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至少要在2040年前后（按购买力平价估计）。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25年甚至更长时间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呢？或者说，为了进一步缩小人均收入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增长能够保持足够的时间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我们来分析过去的增长模式以及那些可能影响了人均收入提高速度的诸多关键的因素。
为什么人口问题非常重要
根据大多数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平均70％以上）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这个结论无疑表明，中国的经济正处在迅速工业化而不是后工业化的阶段上。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增长，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以及东亚经济曾经达到过的高速增长记录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经济学家来讲，归根到底，经济增长是一个人口现象。这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经济增长”意为国民产出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从而表现为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第一，增长需要资本的快速积累。而资本的积累来源于国民的储蓄倾向。一个人口结构、从而劳动力集中处于年轻化的经济比一个人口处于老龄化（一般用65岁以上的人口所占的比重来衡量）的经济有更高的储蓄能力。第二，增长依赖劳动力的持续投入的增长。而劳动力的增长是人口增长、特别是青壮年人口增长的结果（在经济学上，这可以用可进入劳动阶段的人口比重来衡量，这叫“劳动参与率”）。最后，增长的持续最终还取决于人口接受教育的水平提高和人口素质的增长。
众所周知，中国的劳动力储备主要在农村地区。据世界银行估计，1991年中国有超过7亿的劳动力人口，而且还在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25年来，我们有大约有累计1.6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或者种植业中转移了出来，在城市和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虽然农业人口占了中国总人口的70％以上（根据普查，最近降到了62％），但是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显著下降。在每年的国民收入中，农业提供的国民收入在改革初期将近40％，而今天不足15％。这说明，25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了以制造业扩张为特征的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由于拥有持续增长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国民储蓄能力显著改善了。所谓国民的储蓄或者积累是指每年的国民收入中扣除国民消费（包括居民和政府的消费）之后的剩余大小。这是可以再投资于经济发展的剩余收入。今天，中国维持了世界上相当高的国民储蓄率，这显然与我们的劳动力集中地处于比较年轻的阶段有关。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20年前，东亚的新加坡和韩国也曾经达到过这样高的储蓄水平，而今天它们的储蓄率都已经大大下降到了25％左右。在东亚，只有泰国今天的储蓄率与中国大陆大体相当。既然在流行的所谓新古典的增长模型里，资本积累的速度是增长的最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新古典的增长模式是理解和解释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的基本理论框架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已经走过的这条增长路径也可以通过对经济增长进行简单核算的惯例得到验证。所谓“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就是从GDP的增长中分解出投入要素的贡献份额来。这个方法的关键的技术是要事先“估计”出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即要素增长1个百分点能引起GDP增长多少百分点。十多年来，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实证研究，估计出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在改革后中国的数值在0.6和0.4左右。根据大多数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平均70％以上）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虽然生产的效率在1978年以后有明显的改善趋势，但还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个结论与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为效率的改进所致的核算结果相差甚远，但却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如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模式类似。不管经济学家内部对这样的研究细节有什么样的争论，这个结论无疑表明了，中国的经济正处在迅速工业化而不是后工业化的阶段上。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增长，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以及东亚经济曾经达到过的高速增长记录都是非常重要的。
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以后，让我们回到本文第一节末尾的问题，中国按照现在的这个增长轨道能保持未来30年的高速增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我们需要知道，第一，我们在未来30年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而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和劳动力的增长前景有很大的关系。第二，即使我们维持着高储蓄率，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增长速度不下降（这是快速缩小与发达经济的收入水平的差距的关键），则还要取决于我们的生产率是否最终能够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当前的人口增长的特征和模式。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差）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就出现下降趋势，现在的出生率水平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大体相当。但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是收入水平提高的结果，而我们的这个下降与我们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有相当的关系。一般来说，人口增长率与收入水平呈反向变动关系，但中国的出生率却比中等收入国家低，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超过了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记录。按照目前的模式，有人估计，中国的青壮年劳动力将在2015年达到零增长。这个趋势与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估计是一致的。中国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有的学者估计，到2030年中国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将有20％，而现在大约为8％。到那个时候，退休人数将占在职人数的40％以上。这意味着，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速度持续下降必将从劳动力和储蓄能力两个方面制约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空间。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留给政府去考虑吧。我下面就生产率问题做些我的个人分析。
效率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的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个时间里确是显著增长了，但这个增长主要得益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也就是说，是“配置效率”的改善提高了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而技术效率的改善并不是太明显的。当劳动力的部门转移逐步慢下来之后，生产率的提高就不太显著了，因为技术效率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我们接下来分析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或者效率的变化状况。所谓“生产率”，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它反映的是那些可以抵消单个要素生产率下降趋势的所有因素。从东亚经济的经验来判断，尽管生产率总体上在逐步改善之中，但是对一个快速工业化的经济而言，生产率的增长往往没能取代资本和劳动的增长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从而遭遇“资本深化”或投资效率下降的困扰。
中国投资效率近数年来的下降问题已逐步被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了。我记得，早几年当我讨论这个问题时，听到的几乎都是批评的声音，但这两年支持者显著增加了。我自己的论点是基于我这些年来对发生在中国经济中的所谓“资本深化”现象进行的经验研究而形成的。尤其是在2002年底，我在韩国执教期间写就了“再论中国的投资效率下降和资本形成的总量特征”的论文，进一步计算出了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在过去20年来的变化模式（这篇论文在国内没有正式发表，但其英文版本最终于2003年年底在美国的《亚洲经济学杂志》的第14卷上发表），证实了投资效率的恶化趋势。我也注意到，近来很多国内的经济学家都开始关注并且使用了ICOR这个词来说明投资的低效率问题。
前段时间我与瑞士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见面，讨论中国经济的一些受西方世界关注的问题，其中他们就问到了这个投资效率的问题。的确，从宏观层面上看，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增长始终大大快于GDP的增长以至于投资占GDP的比重显著地上升。现在每年的投资总额已经占GDP的40％。因为ICOR可以通过将投资率被GDP增长率去除而简单地得到，因此，这些年来中国的ICOR应该在接近于5的水平上，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它基本上在2上下变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过去10年越来越依赖了投资的更快的增长，而这个特征显现出与“东亚奇迹”的某种相似性。我曾经借杨格在1993年写成的一篇论文来强调这个相似性的存在。杨格是这样说的：“在1960－1985年间，每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都经历了投资占GDP比率的显著上升。在1960到1980年，台湾的I/GDP比率上升了1倍，韩国上升了两倍，而新加坡则上升了三倍……这个比率的上升并不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在其他经济里，I/GDP比率是不变的或者下降的，只有表现非凡的亚洲地区是个例外。”
那么，投资率持续上升是否真地抓住了“东亚奇迹”与其他经济地区的增长方式的差异呢？我至少有一个证据可以帮助回答这个问题。我是偶然在一本流行于国内很多大学讲坛上的布兰查德和费希尔的《宏观经济学》中文版教科书中发现这个证据的。两位在第4——5页上讲了这么一段很重要的话。他们在分析了美国经济从1874年到1984年间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之后特别提到，大量研究和对资本的度量表明，在这100多年时间里，资本与产出的比率基本保持不变。换句话说，资本的增长率与产出的增长率十分接近。这句话的另一个含义是，如果投资与GDP的增长率非常接近的话，那么这必然蕴涵着投资是有效率的结论。所以，投资效率的不同可以在投资率的变化上反映出来。当然了，投资效率的变化可以是很多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门户开放和遵循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都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改善。以研究发展中经济的贸易政策著称的克鲁格在一篇纪念钱纳里的文章“比较优势与发展政策：20年之后”中提到过一个有趣的数字。她说：“国家之间在边际的资本——产出比率上的巨大差异表明，不同的贸易政策下存在着要么是要素的比例、要么是效率上的显著差别。在1960到1973年间，韩国、新加坡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在1.7到2.5之间，与智利和印度的5.5和5.7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巴西转变了其贸易战略之后，它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从1960－1966年间的3.8下降到了1966－1973年间的2.1。尽管对这些比率的变化可能存在着许多的原因，但是要素比例的差别以及出口商采用适当的要素密度来扩张生产的能力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对于中国而言，投资效率的恶化一定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因素，需要我们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来支持。有意义的是，很多对生产率做实证研究的学者也都发现了生产率增长与投资效率在变化趋势上的类似模式。除了在波士顿的谢千里教授之外，在瑞典的郑京海先生也一直从事生产率方面的研究。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从生产率变动趋势上也证实了中国经济的“资本深化”现象。如果中国经济中的生产率水平的变化存在类似的恶化趋势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这个变动趋势背后的深层原因。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通常，为了要找出生产率发生变化的原因，在研究上需要对生产率进行“拆分”。最简单的“拆分”是把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区别出来，因为这两个效率改善的来源是不同的。配置效率的改善往往是一次性的，静态的，而技术效率的改善是持续的，可积累的。世界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到，中国的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个时间里确是显著增长了，但这个增长主要得益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也就是说，是“配置效率”的改善提高了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而技术效率的改善并不是太明显的。当劳动力的部门转移逐步慢下来之后，生产率的提高就不太显著了，因为技术效率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假如这个发现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经济怎样在显著改善技术效率方面能有实质性的进展就成为下一步在微观层面需要有所作为的努力目标了。
那么，为什么技术效率的提高不明显呢？这肯定涉及了一个关于增长模式的问题。为了不使这个问题太学术化，让我做一个简单的提示。凡是近年来到中国各地走过的朋友应该对地方的经济开发区或者地方工业发展的现状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运气好的地方就靠建立经济开发区这样的模式来“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把国外的或外地的现成的企业生产加工区段“借”过来。运气不好的地方则往往在当地进行高耗能和高污染的所谓“消耗型”的开发和加工。这两种情况的所谓“经济发展”在地方、尤其是在县乡两级十分普遍和流行。前一种方式的经济发展不仅过度使用了土地，而且本质上是在从事“转口贸易”，无法造就和发展出一个有效率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形态来。后一种方式的经济发展即使在短期能带来一定的就业和收入，但是却不能长期维持多久，不可能是有未来的经济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而且还为未来的经济发展背上了很大的包袱。地方的资源枯竭了、环境破坏了、土地被滥用了、河水被污染了、地下水干涸了，经济发展最终没有了未来的源泉。更重要的还有，这两种方式的经济发展似乎很难与“效率”二字扯在一起。
本来，中国的经济是一个资本、资源和土地非常稀缺而人口丰富的经济。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劳动力的数量和智力资源的基础。只要教育在不断普及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而不应该走上过度消耗资源和土地，过度开发自然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以人为本”的增长就是主要依赖个人的创造性热情和创业精神来创造财富和推动经济的发展，让人力资本真正内涵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形态是靠个人的创新、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而不是靠“转口贸易”或者过度的开发而发展起来的。我曾经在很多场合发表言论来说明，为什么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了，我们的企业却至今没有“增长”，为什么我们的投资高达GDP的40％以上，我们的企业却没有做强做大。这些问题都与现行的政府/政绩主导的增长模式有直接的关系。
毫无疑问，要最终跨越这个“效率”的门槛，就要改变政府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认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而要改变增长的方式，除了要倡导和改变对增长和发展的观念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建立起制度的约束，让那些对土地的过度使用、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对环境的破坏的经济活动在制度上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就需要鼓励和容忍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适应这个多元化格局的政治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一个对资源和土地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建立起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维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治理结构，需要在制度上保护和鼓励私人的创业和创造性活动。一句话，要使中国的增长在未来更有效率、更具持续性，我们面临着更改那些造就政府这般行为的政治和社会的约束条件。
张军，1963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为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2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后，曾在英国学术院和皇家学会的“王宽诚博士后奖学金”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博士后研究基金资助下，先后在英国萨塞科斯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继续从事两年多的博士后研究，1995年夏回到复旦大学后，被破格晋升为经济学副教授，后又破格晋升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现代产权经济学》、《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等。
来源：文汇每周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