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著名的8 .18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命题，党的十三大开始了党政分开以及其他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在进行了一些尝试之后，在九十年代嘎然而止，在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权力过分集中以及权力的滥用、民主法制缺位的现象愈益严重，改革步伐几近于停滞。当经济建设及经济体制改革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却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严重的不相符，已经制约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具体说来，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一、经济现象中出现了权贵经济，权力渗入到经济中，使微观经济扭曲，市场活力变形，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对社会发展来说，生成了一种对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的毒素，严重地损害了社会的正常运行机制，权力会对市场运行产生冲击，使市场规律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市场的资源配置和调节功能失衡。权力参与市场引发的腐败，可以极大地损害社会风气，可以说权力参与市场竞争，是比垄断更有危害的腐化剂，也会造成更大的腐败。当前社会出现的各种权贵经济，“官二代”或者官员本身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经济竞争中，在政治靠山和背后的官员背景支持下，这些具有官员背景的商人很容易地占有社会资源分配的主导权，瓜分市场，攫取高额利润。这种现象不仅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害，而且对和谐的社会秩序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冲击也特别巨大。蒋介石时期四大家族的贪婪，加上独裁专制和腐败的蔓延，直接导致社会情绪失控和民怨沸腾，最终葬送了国民党政权。历史上的教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敬惕和注意。

二、经济增长方式调整难以到位，市场规律对经济要素的分配弱化。由于利益机制的驱使，国家三令五申提出对进行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整的战略部署迟迟难以到位，看起来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其中隐含着政治、行政、文化等因素在共同发挥作用，阻碍和限制着政府政策的有效实施。1、政府与微观经济体的各种直接联系制约着法律和政策的实施效果。当调整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地方政府利益或者权贵经济受到损害时，让与直接管辖或者与权贵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联系的政府主动地关闭和限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以及其他不符合规定的企业，难上加难；2、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约束弱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中南海，好的政策难以在这际工作中得到贯彻执行，致使许多改革措施出台之日就是失效时日，或者流于形式，或者阴奉阳违；法律和政策成为口号式的形式主义的牺牲品。3、追求GDP的考核机制以及政治文化中的好人主义、形式主义，比排场、摆阔气风气，使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难以推行下去。社会管理改革不到位、民主形式不建立，舆论监督摆样子，许多好的蓝图设计最后都变成了设计精美样子华丽的厨存品，甚至许多改革项目本身就是一种毒剂，就象是发酵不到位的酸奶不可能对人体产生有益的菌群，而只会破坏人体的正常机能一样，不进行实质性根本性的改革，形式主义走过场的东西最后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东西。

三、政府权力过大，市场主体向政府的依赖程度加强。强大的政府限制和削减了微观主体的创新和市场开拓能力，因为依赖市场不如依赖政府能够得到更大的利润，市场向政府的依属性增大。三十年的改革，经济异常活跃和繁荣，但是政府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政府主导以及命令式的工作方法仍然沿袭至今，由于政府行为缺乏监督，社会对政府行为缺少平衡和制约机制，使得政府权力畸形膨胀。这种膨胀的结果就是基层政府的强拆强占，就是国进民退，就是学校建设的豆腐渣工程，就是上亿元的腐败，就是严重的官民对立。一些学者指出政府正变成一家超级垄断的公司，政府及国有企业的垄断超强地位，使得一些不知约束的政府正变成一个不受制约张牙舞爪的怪兽。

有一个事例似乎能说明政府的不断膨胀过程。我们看看近年来财政收入的增幅和GDP的增幅相比，政府财政收入以高于GDP的速度不断刷下新高。2006财政收入增长24.4%，比同期GDP增速高12.8个多百分点，2007年财政收入增长30.3%，比同期GDP增速高17个多百分点，2008年财政收入增长19.52%，比同期GDP增速高10个多百分点，2009年财政收入增长11.4%，比同期GDP增速高4个百分点，财政收入比GDP增速高，说明国家占有财富分配的比重越来越大，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的情况，这还不包括政府无偿征用未计入财政收入的其他各种收入。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41 %，加上政府预算外收入、土地基金及其他基金收入，政府占GDP的比重应在40%以上。2009年开始引起人们注意的国进民退现象，目前正以悄无声息的速度占有着社会资源，政府收入的过快增长正在侵蚀着市场的活力。如果说市场经济的结果，是缺乏责任心和监督制约机制的国有企业不断扩展，以及权贵经济的不断膨胀，吞噬着各种中小企业的话，我们的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恐怕人们会以另外一种眼光看了。

四、腐败现象蔓延，且呈日益泛滥的趋势，三十年前邓小平曾经指出并且设想加以纠正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止，且目前正以急剧发展的趋势，日益泛滥开来，成为一个恶性膨胀的肿瘤。如果一个人对当今政治生态有一份清醒的话，你就会看到当今中国现实的黑暗和腐烂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过去腐败分子搞腐败，还要做一些伪装和掩蔽，今天的人们搞腐败，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毫无惧怕，因为没有什么能够约束住他。能够管他的人，也许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出于自保，许多干部已经被他收买了融通了，官官相护，官场上的腐败已经盘根错节形成了一张很大的网络，除非你在官场队伍里站错了队，否则你很难被什么力量纠出来。甚至公检法也已经成为当今腐败的重灾区，官员们最清楚自我保护机制了，纪检委、公检法早就成为腐败分子重点拉拢和培植的关系户，不断弥漫的腐败正在变成群众仇官心理的发源地以及破坏社会稳定的毒瘤。

五、社会发展落后，当经济发展轰轰烈烈的时候，社会发展却难以与时俱进，科技创新体制、文化产品保护机制、社会中介事业发展难以与市场需求相适应。虽然我们的媒体上大力宣传我们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繁荣，我们不否认我们在上述方面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存在着许多干扰因素阻碍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这种阻碍因素主要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在社会发展中弥漫太多的官本位，以及干部选用机制的不健全，不按照事业发展规律来管理促进事业的发展，在许许多多方面看见政府权力在操控、干预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不是说政府就不应该对事业的发展，而是说各项事业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教育是以教书育人为主的，但是在大中小学校我们都能看见政府主导以及政府办学造成的官僚化和行政化倾向，学校不是培养创新型人才，而是采取升学率这样的政绩标准来考核，直接造成的结果是教育方向的扭曲以及教育资源的浪费；在科技文化及其他社会事业领域中，也都存在着行政主导型的管理方式，缺乏创新人才以及创新成果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同病，加上在资金投入上的缺少评审和有效的社会监督，在政府大量投入的情况下，关键领域进步不大，追根索源，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在社会事业中创造了先进和科学的管理体制，但是我国这方面的管理仍然有十分浓厚的计划经济特色，意识形态以及落后的人才选拔机制和管理方式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司法公正难以形成，枉法裁判，污染了社会正义河流，社会纠正和维护机制遭到破坏。与在其他领域的腐败相比，枉法裁判以及公检法系统的不作为滥作为所造成的社会信誉之低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大量诉诸报端的法官和检察官腐败，让我们还相信这个社会是否还真正存在公平正义，严重的社会现实不得不让我们感到心情沉重，受害人不给公安部门送红包，他们就不予立案，检察部门对于群众举报，在没有当地党委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就不能侦察起诉，司法部门如果得到原被告送礼的情况下，他们就不顾是非公正，徇私舞弊，作出与人们道德良心相悖的判决。对于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如果司法部门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我们还有什么值得他们去拥护。什么跨省追捕举报者，同案判决结果截然不同，县委书记下令逮捕进行报道的记者，以及遭受迫害的举报人，此种情况下，如何才能有司法公正呢？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根基，法治不彰，社会进步难以进行。

七、社会诉求渠道不畅通。老百姓对社会存在的欺压难以找到合适的表述渠道，造成社会不满情绪积压，不断引发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各种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实际上折射了社会矛盾正呈现加剧暴发的态势，当老百姓的情绪怨言无由表达的时候，只能诉诸于暴力行为，群众诉诸于暴力，是因为现有渠道不能解决他们受到的不公正诉求。一些官僚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漠然相向，联想到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那一件不是官逼民反，对于贫穷老实的中国老百性，只要有吃的住的穿的，他们一般不会走向政府的反面，只有到了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才会置生命于不顾，走上与政府对立的道路，但是我们的许多领导人对这一现象很麻目，认为我们有枪杆子有政权，几个刁民反抗不会造成什么大的事件，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沉默的大多数正向抗议的老百姓斜，不满情绪在社会普遍蔓延，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强势群体，连公务员队伍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大量社会精英向海外移民，著名学者俞可平提出要敬畏民意，对现在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满言论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八、社会监督制约机制缺位。人大本身是监督政府的利器，但由于人大代表许多本身就是政府官员，监督机制名存实亡，在近几年我国发生的几次重大事件中，人大代表集体失语，人大代表的民意基础已荡然无存。舆论管控使舆论监督难以形成，舆论成为党政管理的工具，人民群众的疾苦及心声得不到反映，本来是疏通社会情绪化解矛盾的有力武器，却因为舆论管制得不到有效发挥作用，本来是刺穿腐败的一把利剑，却因为考虑政治因素和维稳的需要，变成一把软绵绵的纸糊的剑。失却了自由表达心声的新闻和媒体，使假大空充斥其中，官样文章盛行，发行之日就成为送进垃圾堆之时，报纸的可读性不强，既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和媒体失去信任，也同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九、干部选拔机制失调。我们的干部选用仍然沿袭过去党管干部的管理体制，缺乏使优秀干部脱颖而出的机制。组织部决定着千百万干部的升迁动用，实际上掌握在一把手上，买官卖官现象严重，最大的腐败是吏治的腐败，在官员任免上的一把手或少数人决定，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使真正干事的有能力的人得不到重用。虽然这几年搞了一些民主推荐、考核任用程序，但由于未真正把选用干部的权力交给人民，因此所有的设计和程序都最后都流于形式，做表面文章，实质还是少数人说了算，干部选用问题走入死局，既影响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十、浪费现象严重。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超标购车，人浮于事，机构臃肿，使公共资源被大量消耗掉。反对公款吃喝已经很多年了，直接喊得人人已麻木，好象都已适应这一情况，人们不在把公款吃喝作为一个问题，视之为当然了，其他如公费旅游、坐车以及其他公款消费等问题都如此变成一般小小不严的问题，只要不是装入自己腰包，就不会对你产生任何实质的影响。从中央部委公开“三公”消费的数据来看，不论数据真假或者有无漏报，单就报出来的数据就已让人十分震惊，但是从“三公”消费以及政府供养人员不断增长的现实看，实际上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体制的弊病，特权思想以及官僚主义思想若不从体制上动手术，其他手段都将是治标不治本，难以起到实际的效果。

十一、基层政权非法行政屡禁不止。由于基层政府直接参与拆迁及工程建设，与人民群众争利，人民群众和地方当政机关对立情绪加剧，导致仇官仇富心理不断蔓延。地方政权机关，既是体制内既得利益的代表，又直接面对群众，由于利益的驱使以及监督的缺乏，使得地方政权机关对于群众形成虎狼，强征强拆，有的如同或者竞于黑社会结盟，公开与广大人民群众为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十二、政策贯彻执行不力，造成肠梗阻。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中央对政府部门及相关单位的控制，都呈现削弱和衰减的趋势。传统上的中央控制是以权利的分配和中央对于资源包括人事资源的控制为形式的，但是由于地方利益主体性增强，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形成的共同利益纽带的形成，地方政策对于中央政策的抵消，地方对于中央利益的克扣、削弱甚至违背等现象逾演逾烈，使得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冲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集权在表面铁板一块的情况下已经出现许多裂缝，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出台了许多政策，但到地方执行的时候就变了样，造成肠梗阻，一个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最后演变成社会发展的失控和民心的丧失。

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关的社会现象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且各种社会矛盾呈加剧变化趋势，目前社会现象正象发生裂缝的船体，船头和般身正加速分离，中国有句古话：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现在水波正在聚集风浪，而船在颠簸前行，未来发展会是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但我们可根据现有的社会现象以及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发生或者呈现的结果，做一些预测，马克思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根据现在的社会呈现出的乱象，经济问题和政治矛盾纠缠所表现出的各种弊病，以及在社会上正在发酵形成的不稳定因素，我们可以肯定说社会正在发生一些变化，至于这种变化将向什么方向演化，还不能准确地予以确定，矛盾变化实际上是社会利益博奕的结果，敏锐地感受和发现社会变化的暗流，对之进行正确地引导和把控，使社会变化的因素能够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这是最理想的选择，但假如对问题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僵化教条，以为社会矛盾变化和社会问题都是小问题，任其发展和蔓延，就有可能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结局，一旦社会动乱打破了现有的社会秩序，当社会缺乏一种有力的领导力量来引导和率领各种社会力量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呈拉据和激烈搏斗的状况，这种不平衡斗争的结果是社会动乱继续蔓延，无辜群众成为社会斗争的牺牲品，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发展严重倒退。为了避免社会出现分裂，党和政府应以清醒的头脑以高度的责任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成与市场经济体制及社会发展变化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理顺社会关系，避免社会动荡，建立真正和谐有序的社会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