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29岁县长3年升迁4次，简历被列为机密。9月6日，河北馆陶县29岁青年闫宁出任馆陶代县长。记者发现闫宁3年里获4次升迁。政府人员称新县长简历是机密，不便公开，而且由于电脑故障已找不到其任职记录。据悉，闫宁父亲曾任永年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供电局局长，闫氏近亲属中有两个厅级和三个县级干部。短短几天，网上对“29岁县长”表示质疑的帖子被大量删除，使馆陶县县长闫宁的身世和经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9月21日《法治周末》）
这年头，所谓的“国家机密”是越来越多了。特供食品是“国家机密”，官员的财产是“国家机密”，贪官背后的女明星是“国家机密”……现在，就连领导干部的简历居然也成了“机密”！怪不得有人老是指责群众“不明真相”，你左一个“机密”、右一个“机密”，老百姓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又能明白什么“真相”呢？忍不住想盘点一下这几年看到过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机密”。
一，年轻干部的家庭背景是最有趣的“机密”
说到坐着火箭飞黄腾达的年轻干部，周森锋号称“最年轻市长”，跟这位闫县长绝对有一拼。无独有偶，当年周市长的家庭背景也引发了不少猜测甚至是质疑。襄樊市委组织部澄清，29岁市长周森锋来自农村，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同时，该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坊间对年轻干部的家庭背景产生诸多的猜测，这并非公众“无聊”，而是源于最淳朴的监督意识和公民意识。研究生刚毕业就担任副处级干部且以惊人的速度得以提拔，对这样的“特例”，公众对其倾注更多的关心完全在情理之中。襄樊市委组织部一句简单的“周森锋来自农村”，显然很难消弭公众的疑虑。如果钻牛角尖的话，可以追问的还有很多：来自农村就就一定“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了吗？其直系亲属甚至同村老乡中有没有“大人物”？周森锋的夫人的家庭背景又是如何呢？
襄樊市相关领导明确指示任何人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可能是出于对这位年轻干部的呵护；周森锋本人特意给母校打电话希望不要透露自己的更多信息，当然是出于自我保护（包括对家人的保护）。可不知他们想过没有，他们煞费苦心保守“秘密”，在保护了“市长”的同时，却伤害了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公务人员，其家庭背景已经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个人隐私，更非“国家机密”，完全可以列入群众监督的内容之一。尤其是在受到公众广泛质疑的时候，政府组织部门包括官员本人应予以坦诚回应。这不仅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对年轻干部本人而言也是一种保护。你越是讳莫如深，公众的好奇心就越强，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 “真相”探寻（比如“人肉搜索”），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
质疑止于公开。很多事情，只要公开透明了，所有的怀疑或谣言均不攻自破。反正没有任何不能示人的东西，年轻市长又哪来的“压力太大”之说呢？反正选人用人没有暗箱操作的地方，组织部门又何必为此下达“封口令”呢？既然公众有这个民意诉求，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恐怕才是更明智的做法。
二，死亡人数是最残忍的“机密”
去年7月南京栖霞区塑料四厂爆炸事故发生后，南京官方召开发布会通报爆炸事故已造成13人死亡，对于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不少现场目击者表示了质疑。一名事发后第一时间进入现场的市民表示，他亲眼所见，一间房屋倒塌后，一家六口仅有一人生还，此外一家名为中华饭店16名员工仅有1人生还。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会场，有记者也对死伤数字表示了质疑，但未得到相关负责人正面回应。（据2010年7月30日《新闻晨报》）
官方公布的事故死亡人数遭受质疑，这已不是第一次。湖南育才中学踩踏事故、株洲跨桥事故、王家岭矿难等事故的死亡数字都曾受到过公众的质疑。按理说，官方数字应该是最权威、最准确的，官方公布的事故死亡人数却屡受质疑，实在是发人深省。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单单是因为公众“多疑”吗？恐怕未必。公众的质疑并非毫无来由。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目击者明明亲眼看到了那么多的死难者，官方公布的数字却只有区区13个，你怎么让他信服？！
现如今，一些地方在发生事故后总是对死亡人数和死亡名单遮遮掩掩，甚至不惜为此想出各种千奇百怪的借口。湖南学生踩踏事故官方公布死亡人数遭遇质疑后，有人呼吁公布死者名单，当地官员表示：“死者名单不能公布。有的死亡学生祖父祖母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怕传出去后给老人家们打击太大。”株洲跨桥事故处理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现象。官方新闻发言人先是称事故“共死亡10人”，停顿一下后又改口说“共死亡9人”，引发社会对死亡人数的强烈质疑。事后，株洲方面决定不再公布罹难者名单，因为“罹难者家属不愿意公布名单”，要“尊重死者家属的意愿”。王家岭矿难就更为典型，从矿难发生的那一刻起，矿工家属和社会各界都不停地要求公布名单——从最初的井下人员名单到后来的遇救名单再到最后的遇难者名单。而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却一直推三阻四、拒绝公布。直至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领导发话，他们才羞羞答答地口头公布了一个名单……
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事故死亡人数的多少决定着对事故级别的认定，也最终决定着对责任人行政处分或刑事问责的力度。难怪事故发生后株洲一位领导居然庆幸不已：“事故结果和遇难人数是幸运的……”——莫非，各地官员不约而同对事故死亡人数和死者名单讳莫如深，也有跟株洲类似的考虑？其实，政府若想澄清事实、消弭公众的疑问非常容易，只要公布死者名单就行了。可是，官方却总是声称“死者名单不能公布”，又怎能不让公众心生疑虑呢？
人命大如天，事故究竟死了多少人本不该成为“机密”。而近年来一些事故的死难人数却由于政府的遮遮掩掩而屡屡引发社会质疑，安全事故最终往往演变成了关于政府公信力的危机。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某些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惜损害公众的知情权；而问题的实质，显然还是出在体制上。政府信息不开放，公众和舆论监督便无法充分参与到公共事件中去。只有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监督制约制度和问责制度，方能不断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真正构建起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
三，领导的公开讲话是最稀奇的“机密”
有网友在网上曝光湖南耒阳市主管计生工作的副市长谢志春的一篇讲话稿。讲稿中，该副市长怒斥该市某些基层单位在计生工作中弄虚作假，甚至花钱守在医院门口买些“三陪”小姐冒名顶替做引流产手术以完成任务，引发网友一片哗然。耒阳计生局郑局长表示，由于发帖人只是截取其中部分内容发布，让人很容易对耒阳市的计生工作产生误解，已给该市计生工作带来不良影响，他们认为在网上发这个帖子的人可能别有用心，目前他们已配合公安，正在积极查找发帖人。
又见“别有用心”！又见“积极查找发帖人”！不由打了个寒战：下一步，不会再来个“跨省追捕”吧？！局长很生气，公安已介入（局长说的），发帖人危矣！
拍案惊奇。副市长的讲话稿是真的，并且是公开讲话，不是什么“机密文件”，为何就不能发布呢？雇三陪女冒名做流产的事确实存在，副市长在大会上都怒斥了，为何就不能在网上说呢？难道，领导说得，偏偏群众说不得？领导说了是“重要指示”，群众一说就成了“别有用心”？
自从王帅案发生以后，网上就开始流行一个发帖专用声明：“以上内容完全是复制粘贴，本人并不明白其意思，故本人不对以上内容负法律责任，请不要跨省追捕。要详查请自己联系原作者，谢谢！”现在看来，“复制粘贴”也不见得安全。连原样翻拍领导的公开讲话都算是“别有用心”，看来以后老百姓干脆都“戒网” 算了！
雇三陪女冒名做流产匪夷所思，发领导讲话稿也是“别有用心”闻所未闻。事情发生后，当地相关部门的领导不是深刻反省、纠正问题，反倒紧锣密鼓追查是谁发的帖！某些领导干部的是非观念何在？出了问题还理直气壮，他们哪来的底气？究竟谁才“别有用心”，估计需要上级部门介入查上一查呢。
四，造假考生名单是最“人性化”的“机密”
重庆取消31名民族造假考生资格，查处15涉事官员。重庆市招办称，鉴于三十一名涉事考生系青年学生，其中大多数系未成年人，为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本着“教育和保护相结合”和有利于青年学生成长的原则，故不对外公布三十一名考生姓名及相关信息。针对重庆市发布的处理情况通告和对相关责任人处理的决定，教育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称，支持重庆不公布考生名单做法。
民族造假事件发生后，媒体和公众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要求重庆官方进一步公布对此事的处理情况，尤其对公布造假考生名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现在好了，重庆市招办明确宣称不会公布造假考生姓名及相关信息，教育部也当即对此做法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事情终于“尘埃落定”、造假考生名单终成“国家机密”，大家都可以洗洗睡了。
相关部门口口声声表示取消31名民族造假考生资格，可是，你不公布造假者名单，我们连谁造假都不知道，又怎么监督？又怎么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被取消资格？犯事的问题官员尚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悄然复出，那些造假考生在某些人的庇护之下，会不会也来个“暗度陈仓”？
当然，不公布造假者名单，很多人也会感到暗自庆幸，比如造假学生，比如造假学生的家长。但最高兴的，应该还是造假背后隐藏的某些“势力”——造假的“黑色利益链”终于保住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啥也不说了，感谢重庆市招办、感谢教育部、感谢领导，明年高招再见！
五，专家雷人言论是最雷人的“机密”
曾因“负责任地说，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而不得不公开道歉的北大学教授孙东东，还爆出过另一个惊人雷语——称医院“死人是正常的”。这番言论在网上“收获”了大批板砖，再次引发了关于医患关系的讨论。在一片“炮声”中，孙东东在人民网发表严正声明“提出强烈抗议”，称报道中有关他的言论实属“无中生有，严重失实”。记者多方求证发现，当日在会场的相关人士均对此事三缄其口。
一边是媒体言之凿凿的报道和坊间愤怒的声讨，一边却是当事者对媒体“无中生有，严重失实”的强烈抗议。孙东东到底说没说过“医院死人是正常的”？究竟是媒体“报道失实”还是孙东东被“误读”了？这本不是问题——孙东东是在2010中国医院院长论坛这样的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参加会议的不仅有诸多卫生界知名人士，还有来自各大媒体的记者。孙东东说了些什么，当时在场的人最有发言权，他们出来证实一下不就行了吗？
难以置信的是，当记者多方求证时却发现，当日在会场的相关人士均对此事三缄其口。记者登录人民网院长会议直播页面亦发现，从文字直播到专家的发言里，其他专家和院长的言论都在，唯独孙东东的现场谈话一字未有。会议视频中，孙东东上台演讲的内容同样“缺席”。记者多方联系找到了一位录制现场视频的工作人员，该人员表示，有关孙东东现场演讲的视频，人民网此前没有挂，之后也不会挂这段视频。无独有偶，记者联系的其他几家与会媒体，得到的答复都是“不说了”。至于“相关方面”，比如活动的组织方，至今更是没有明确表态。一个本来并不复杂的事情，忽然之间却被人为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某些与会媒体对此事三缄其口不难理解，毕竟中国的媒体还远远没有达到“无冕之王”的地位，尤其前一段时间某些同行受到“严肃处理”的案例让他们不得不更加谨慎地面对自己的工作。然而，“相关方面”对此讳莫如深的态度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孙东东到底说了些什么？难道他的言论属于“国家机密”不成？有视频才会有真相，如果孙东东没有说过医院“死人是正常的”，你把视频公布出来，不就立马还了他一个清白吗？如果他说过类似的雷语，你“此前没有挂，之后也不会挂”，就能维护某些“权威”的形象了吗？不仅未必，反倒很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本来一点不复杂，最终却往往由于“相关方面”的信息封锁而成为“国家机密”。可是，什么都是“机密”，岂不等于什么都不是 “机密”了吗？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所谓“机密”只不过是公开的秘密，其实“地球人都知道”。非要将众所周知的东西徒劳地设定为“机密”，除了用“掩耳盗铃”和“此地无银三百两”来形容，岂有它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