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长期享受“人口红利”之后，许多人预期这一经济增长源泉即将于2013年前后，随着“人口抚养比”的停止下降而消失。
对此，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存在不同意见。观点差异之大，争论对立程度之深，论辩感情色彩之重，颇不寻常。
表面看，这似乎延续了马尔萨斯《人口学原理》之后经济学界始终存在的乐观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传统。其实不然。
在中国，对于人口红利是否消失的争论双方都属悲观派，而诠释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消失问题却是关键之点。
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力
众所周知，人口红利概念的出现和流行时间并不长。
20世纪90年代哈佛的一些经济学家，在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以及经济史上新大陆超过旧大陆经济的增长表现时，把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变量来发现人口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这个在常规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经济增长源泉，被称做人口红利。
我们的研究发现：把类似的理论假设和计量方法应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总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导致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2000年(这是当时所能获得的最新数据)，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2.3%，同期人均GDP年增长速度在8.6%左右，因此，其中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
首先，经济增长过程绝非模型那样简单。实际上，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来源的话，那么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该指标就应该开始下降，但在不具备其他高速经济增长条件情况下，这种人口优势并不能得到实际利用，只有改革开放才创造了利用人口红利的条件，即劳动力得以流动，才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
与此同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只有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前提下，依靠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即人口红利。所以，若要把人口红利在计量模型中的抽象事物形象化，最好关注和研究遍布于全国城乡的2.3亿农民工。
其次，模型使用的解释变量人口的抚养比，来反映人口年龄结构，核心在于其变化趋势，而非静态的绝对数量。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不仅规模大，更重要的是其持续增长，以及在总人口中比重的不断提高。
例如，在1980年-2005年期间，15岁-64岁年龄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8%，占总人口的比重从59.7%提高到71%。正因如此，才会造成抚养比的持续降低，并因劳动力供给丰富和储蓄率高而形成人口红利。如果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视为人口红利，则是犯了用国家大小论英雄的错误。
再次，此结论本身并不涉及人口抚养比下降的原因。抚养比下降需要用人口转变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即以现实中的人口变化趋势加以解释。中国在较短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人口转变过程，于本世纪初就已进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转变新阶段。
在经历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变化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也按照相似的变化轨迹经过了上升和下降的过程。其上升时期就是抚养比不断降低时期，也是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
值得指出的是，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生育政策仅仅起到相对次要的作用。
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从上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下降到90年代以后总和生育率2.1这个更替水平以下。
争论背后的政策歧见
学界使用“人口红利”的概念引起广泛争论，主要源于前述观点的发表，以及引用计量结果对其政策含义的引申。撇开非研究性争议，关于人口红利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口红利”是否即将消失的不同判断。我们的研究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既然人口预测显示，在2013年之后抚养比将上升，那得出“人口红利”会消失的结论应合乎逻辑。
一些研究者认为人口红利不会在那时候消失，即延伸到2035年，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依然庞大，总抚养比仍将处于较低水平。
从不甚精确的角度，或者纯粹从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看，似乎届时的中国人口结构不算太糟。不过，既然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有其特定含义，并且针对其具体变量估算而出，那就很难印证或附会这种判断。
此外，人口红利核心是劳动年龄人口或者抚养比的动态变化，如果正视2013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将会绝对减少，如在2015年-2035年间预计以每年0.4%的平均速度减少，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会从72%下降到64%，那断言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继续存在，难以让人信服。
第二，关于“人口红利”的政策含义究竟为何。本文开头就已指出，中国对于人口红利的说法都属悲观派。原因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积极响应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观点，认为这一变化会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丧失，进而经济增长不再可能保持过去30年的速度。
即便是那些用人口红利理论指导投资的公司经济学家，虽然鼓吹当前人口年龄结构仍然有利于股市和房市投资，隐含的意思也是未来将失去这种机会窗口。至于那些认为人口红利仍在并可以保持几十年的观点，正是把当前我们观察到的人口变化看做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两个关于人口红利判断的政策含义值得讨论。一是担心如果承认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则意味着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完成其使命，有必要进行调整。其实，人口红利与生育政策没有必然或紧密的因果关系。
从中国的发展趋势看，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以是否调整生育政策为转移的。例如，在中国人口大事记中，三个至为重要的现象，即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20世纪6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显著降低(1970年-1980年)和正式实施一胎化政策(1980年)之间，从时间上看没有丝毫的一致性或因果关系。
二是担心如果承认了人口红利消失，就意味着就业压力开始并将继续纾缓，人们或对就业问题掉以轻心，乃至就业在政府政策中的优先地位有所降低。
这种认识问题的逻辑，可能与中国政府争取积极就业政策的形成背景有关，即这一高度重视就业的共识，是政府对20世纪90年代末大规模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严峻局面的急迫反映促成的。
这个逻辑联系也是不存在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从来都是以劳动力短缺为特征的，但那里的政治家和经济决策者对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我们的政策。
第三，关于人口红利的商业或投资含义。尽管在公司经济学家和投资分析师中，许多人最初并不认同我们的判断，但是，他们却始终不渝地使用人口红利的概念，引申其对投资前景的启示，也乐于及时修正自己的观点。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毕竟更加直接地对投资客户负责。
其实，人口学早就有一分支，叫做市场人口学或工商人口学，即借助人口学分析方法，把人口特征的变化与消费和储蓄行为及其变化，与投资和创新机会联系起来。应该说，这种分析的确有助于扩展投资者视野。
将人口红利判断引入投资分析，也存在滥用的危险。必须首先理解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才可以将相关结论转化为在商业和投资中的决策判断。
经济增长不会放缓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传统与现代部门鲜明对比的二元经济结构，特点是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而现代部门可以不变工资获得无穷尽的劳动力供给。
这个二元经济发展，说穿了就是一个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过程，直到现代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时，我们便迎来“刘易斯拐点”。
但拐点到来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绝对不足，而是指只有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得到满足。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是导致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有限转变的最重要原因。
人口红利的式微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如影随形。2003年-200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农民工实际工资每年增长率达10.2%。
理解这个原理，承认中国正在发生人口结构变化，并非学术之争，意义在于本可以及早预见其趋势：一是工资上涨属必然且将逐渐加快；二是劳动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尽管本人提出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到来，但我绝非悲观的卡桑德拉。我关注的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劳动力优势会丧失吗？人口红利消失是否会放缓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只要工资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支撑，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不会丧失。刘易斯拐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最近出现的涨薪潮，其实只是2003年以来工资水平上涨趋势的继续。而且，工资上涨符合劳动力供求规律，既承受得了，也求之不得。
因为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始终与工资上涨相伴，而且长期以来快于工资增长。这就留出了一个空间，允许工资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快一些。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而大幅度提高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需求动力。
其次，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延续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还可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有人在解释“民工荒”现象时，认为是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阻碍着劳动力转移。其实，人口结构变化因素发挥了更根本性的作用，人口红利不是宿命的，通过创造条件可以人为保持和延长。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许多有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的制度建设，都可以深度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
2007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为45%，但从非农户口的人口比重看只有33%。消除这两者之间12个百分点的差距，使农民工不再是城市的过客，而成为永久居民，就是开发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此外，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也是中国特有的保持竞争力的机会窗口。
中国可根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把未来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因为最富的国家往往有着最高的老龄化程度。
而我们面临的是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迎来了较高的老龄化。把中国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比较，可以看到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是超出其他国家的。
假如中国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里，加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行列，与那时的高收入水平国家比较，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并不突出。所以，关键在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而发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措施，都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中国需要未雨绸缪，谋划形成第二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引擎。
笔者曾撰文讨论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利用变化了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抵消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产生的不利效果，从而挖掘出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
从先行国家的经验看，这类努力应该包括：建立起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老龄化条件下居民储蓄率的降低；加强技能培训和深化教育，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打破劳动力数量短缺的瓶颈；继续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形成和谐劳动关系，消除劳动力供给的制度障碍。
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会枯竭，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则是无限的。
加快生产率驱动型转变
对人口红利的作用进行估算，绝不意味着对人口红利的迷信。越是发达和富裕国家，越少依赖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来推动经济增长。目的在于提醒并呼吁世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在即，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转变。
当年，克鲁格曼对东亚奇迹的质疑成为一个失败的预言，是因为他不懂得，人口红利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打破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意味着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解释二元经济发展实际时遇到了挑战。
然而，人口红利的消失则意味着理论的回归：不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持续源泉将会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