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一些迹象，如民工荒的蔓延等。拐点会持续多久、转折区间有多大？蔡昉给出的答案是“还会有很多年”。其最后的结束点将是“城乡差距、系统差距消失，也就是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民工荒，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等现象，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在这一社会洪流的变迁中，蔡昉所“预言”的部分正在慢慢转变为现实。

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给出的这一人口变迁的更准确的时间点，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蔡昉甚至预言，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社会的变革，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当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时，很难有人还保持如此冷静客观地分析。

在这一巨变中，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文学”，被情绪控制了理论。

也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科学”，用数字和理论寻找经济发展的冷静一面。

因为此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十分重要的时刻，所以，能够被印证的理论都将被历史铭记。

对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一度在整个学术界被慢慢扩大，甚至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对个人的评判，这使得旋涡中的蔡昉也受到伤害。

或是攻击，或是支持，时过境迁之后，蔡昉依旧风度翩翩地站在彼岸，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现实的镜像都开始在佐证他曾经的判断。

与争议旋涡时期相比，此刻的蔡昉显得更加沉静。

蔡昉所作的另一部分工作，不仅仅是关注经济学，而是从经济回归到人口，再从组成社会的这些元素中，提取出暗藏的洪流。

所以，在蔡昉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包括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他不止一次地建议，城市应该引进更多的农民工，并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虽然这与很多城市管理者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是他的建议，实际上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在记者对蔡昉的几次采访中，都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一点，即对事件发展的“必然”性的深刻解读。

55岁的蔡昉还保持着一颗“童心”，他曾经“逃会”去拜祭音乐大师的墓园，也会去观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因为对生活保持了高度的热情，所以他的理论一直与现实紧密相连：预测未来，又被未来所佐证。

蔡昉在最近的一次微博中写道，“一位投行经济学家跟我谈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影响。他们对未来的判断是：随着人口逐渐形成4-2-1代际结构，将来祖父母、外祖父母、爸妈(因离婚率提高还有继父母)都给下一代留房，最终房价崩溃。巧的是，某地外来人口有个理论：城里人只顾买房，咱买不起就多生，将来你的房子都是俺孩子的。群众也是经济学家。”

未富先老将是大势所趋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关心你提出的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观点，因为，这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人口结构变化让很多经济学家担忧，那么中国正在经历的人口结构变化的特点是什么？

蔡昉：中国现在处在怎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描述中国人口变化的特点，可以使用非常简单的一些数据。首先是人口生育率的变化，用的指标叫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妇女终身生育孩子的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在6个左右，以后这个指标持续下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降到2.1，目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4，而且已经多年在1.5以下。

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当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渐变成合适的劳动力，提供了大规模劳动供给，同时储蓄率比较高，给中国带来了人口红利。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批劳动人口已经逐渐变成高龄劳动力，未来会接着变成老年人口，由于他们的生育率低，后继无人，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加速，劳动人口的高龄化也会加剧，这就是中国在人口方面面临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在这种人口趋势之下，中国的经济将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变化有哪些同步的效应？

蔡昉：为了反映劳动力供给，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人口抚养比。15 岁以下是依赖性人口，还有65岁以上老年人口，这两类加起来可以变成分子，而分母则是从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样计算的话，人口抚养比越低，劳动力供给越充足。今后5年，到2015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2015年以后就不在下降了，而是上升了，用这个指标来定义人口红利，意味着我们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机会窗口在逐渐关闭。

我们和发达的、同等发展水平、以及比我们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相比，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能会是未富先老。中国现在的老龄化比例大大超过国际水平，65岁以上人口比重是8.3，世界平均水平是7.5，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迎来了比较老的人口结构，因此我们把它定义为未富先老，以前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会逐渐消失。

《中国经营报》：每年都会出现的民工荒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否是这一趋势的显现？

蔡昉：农民工进城是为了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到2015年，中国的农民都走出农村也不够城市使用的，因此从2015年以后，全国适合劳动的人口就是负增长。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年年喊民工荒，一年比一年严重。

任何东西稀缺了价格就要上涨，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就一定上涨。2003年以后，农民工收入上涨速度每年是10.2%。而种植粮食所雇佣的劳动力的工资，最近几年增长速度更快，说明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不是说农业中没有了大量富裕劳动力，当然还是有，但是跟原来比已经大大减少，也证明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的确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但这也是必然的趋势。

人口红利结束经济将失血？

《中国经营报》：人口红利的结束是所有经济界人士关心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旦结束，中国经济的出路又在哪里？

蔡昉：我们做出过一个判断，“十二五”期间的五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仍然会持续，而且会成为一个常态。之所以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导致资本劳动比提高，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能维持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下降。

到“十三五”时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降到7%，就业增长则会是负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不会有明显的起色，这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一个负面影响。

《中国经营报》：你经常提到一个理论即中等收入陷阱，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是否会进入到这一状态中？

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和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关系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常提醒我们这一点。穷国和富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很多，中等收入的国家相对获益比较少，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天天在抱怨说中国把他们制造业给消灭了，其实美国的制造业还是比我们强。我们处在一个旧的比较优势逐渐失去，新的比较优势还不能确立的中间状态，这是比较尴尬的状态。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日本是高收入陷阱。因为日本是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后，人口红利才逐渐消失的，但是那时候日本人均GDP已经有两万多美元。随着经济的停滞，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因为政府怕企业经营不下去，怕那些产业衰落。于是政府给企业大量的补贴，导致该灭亡的产业、企业不死，最后日本僵尸企业盛行，因此整个经济也是没有效率的，而其他相应指标比如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也全部表现不好，因此日本经济经历了所谓“失去的十年”，这就是日本的教训。

《中国经营报》：当说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时，必然让人联想到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国家的改变是什么？

蔡昉：历史上最有名的通货膨胀都发生在拉美，甚至高达5000%、8000%，这样的通货膨胀是非常可怕的。世界上最高的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发生在拉美，达到0.6、0.7。有一次我在讲解人口问题的误区时，谈到要防止中等收入陷阱，便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经济学家太实用主义，全世界的资源根本没有办法支撑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对中国来说很好。我的回答是，我也觉得中等收入很好。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中等收入的水平持续“幸福地”待着，这是一个经济规律。真正穷的国家，可以有幸福感。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也可以有幸福感。中等收入的国家是没有幸福感的。比如对巴西的中等收入者而言，白天开着豪华车，晚上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停车就是一个最大的幸福。墨西哥也类似，一些研究人员在墨西哥因为治安的混乱已经不敢进村。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的混乱。

产业结构调整将点燃新的希望

《中国经营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国的东南沿海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如果失去了人口优势，应该怎样做出抉择？

蔡昉：在日本，曾经出现过一个产业经济学提到的概念即所谓的雁阵模型，也就是说以前日本也生产服装，是世界低端制造业国家。上世纪60 年代迎来了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口红利也消失了。于是日本开始产业升级，将主要产业转型到重化工业，又转到电子产品，之后转移到高端制造业、IT业，把原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丢给了亚洲四小龙。随后亚洲四小龙同样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转移的梯度，这叫做雁阵模型。

中国地区之间有巨大差异，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也处在不同阶段，沿海地区成本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却还处于工业化不足的阶段。中西部地区发展工业化完全可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因此，过去在国家之间存在的雁阵模型可以改成中国版本，可以适用于中国的不同地区。

《中国经营报》：那么我们能否像日本一样做出比较正确的产业结构升级抉择？

蔡昉：产业结构升级其实有很多含义，现在说的沿海地区制造业升级，应该是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特别是有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时，有些产业必然要向中西部转移，因为中西部还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此外，还要挖掘服务业的价值。我们并不想发展印度，孟加拉等国的所谓服务业，比如随时给你引路，擦鞋等等，这些服务也提供不了多少附加价值，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生产型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才会分化出对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制造中心分化为运筹中心，营销网络服务业的比重在扩大。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服务业比重真正扩大主要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一趋势本身已经孕育在我们制造业升级当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