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人们把腐败蔓延归咎于经济领域过多的政府管制和其他体制因素，中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例如普遍存在的考试作弊、招生中受贿、保送时欺骗、高分低能等等现象，一定说明这个教育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处正在这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所有的领域都进行了深刻的改革，许多方面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恰恰这个教育体制似乎是问题越来越大，以至成为改革的死角，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

其实，70年代后期恢复高考，是中国教育体制的一次革命性改革。但20多年之后，这个体制何以沦落为如此地位，又为何虽面对千夫所指而岿然不动？这需要看一看教育体制改革究竟如何不同于其他领域的改革。

改革是一种制度变革。制度变革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有制度需求者，如家庭承包制这种制度形式的需求者就是广大普通农民；还有制度供给者如政府、社区等。当制度需求者感受到某种制度形式，不如另外一种制度形式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大时，他们就产生了对这种新的制度的需求。而同时，一旦制度供给者也感受到，如果向大众提供这种新的制度形式，比之维持旧制度形式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收益，他们于是乐于改变旧的制度形式，为大众供给新的制度。这里，重要的是新制度既能够给制度需求者带来收益，也能给制度供给者带来收益，经济学家称之为“帕累托改进”。

教育体制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是一个过于庞大的群体，大得没有政策影响力。为什么一个群体过分庞大，反倒失去了政策影响力呢？这是一个可以用所谓“数量悖论”来解释的现象。一个制度需求者群体，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利益集团。这群人按照自己的利益取向试图影响政策制定，即寻求制度变革。他们在寻求制度变革的过程中，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即通过沟通，形成共识，提出自己的政策需求，最后游说去影响政策制定人。如果是一群规模相对小的利益一致者，他们的沟通以及形成共识和采取行动的过程就变得比较简单了。譬如说，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就非常容易取得一致同意，承担一定的风险搞大包干，可以温饱自己、贡献国家。

一所学校的学生家长也是一个相对小的利益群体，采取一点集体行动也不是太难的事情。但是，教育体制不是一家一户可以进行改革的，任何一所学校，即使校长深刻地了解到现行体制的弊端，也不能单枪匹马对之进行改革。而进行一场全国性的教育体制改革，制度需求者就是全国的家长。我们假设真正了解现行教育体制弊端，且关心其改革的仅限于普通中学在校生的家长，1998年就是6301万对父母。可以想象这些家长们要想表达其愿望，或者采取影响政策的集体行动，需要克服多么大的沟通障碍，付出多大的组织成本。

其实，困难之处还不仅于此。利益集团的“数量悖论”还有另外一个涵义，就是集体行动中的免费搭车现象。在寻求采取集体行动时，总要有人出面，挑头做组织工作。做这件事情是有成本的，还要承担风险。而事业一旦成功，全体家长享受教育体制改革的收益，那位出头露面者却不可能把全部收益拥为己有。倘若集体行动失败，全部成本和风险却要这位出头露面者独自承当。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出面做这种组织工作。

此外，制度变革本身的性质，譬如说技术复杂程度和信息的可获得性也影响集体行动的可行性和效果。小岗村的农民对生产队的抑制劳动积极性的弊端深恶痛绝，对大包干调动劳动积极性的效果深有体会，在这种制度变革中没有技术和信息障碍。而教育体制中，有很多普通家长不了解的技术细节，家长与教育部门对其中信息的掌握具有不对称性。这些都是减弱家长们政策影响力的因素。所以，无论社会各界如何批评现行的教育体制，教育部门依然是我行我素，因为他们其实感受不到集体行动的压力，何况批评者往往表现为“说不到点子上”，“提不出建设性的办法”。

与十年浩劫期间停办大学和从工农兵中推荐上大学相比，高考制度的确是公平得很，也得人心得很。到了如今腐败之风盛行到这个地步，考试反而是唯一可能保持高等教育机会“最大限度公平”性质的不二法门了。殊不知，现行的高考制度也培养出一批寻租者，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会千方百计地维持现行体制。他们与数千万处于不利的信息地位的家长们相比，影响政策的能力要高得多。那么，想要变革的人们提不出可行的改革方案，做不出有影响力的举动，而掌握信息的人们不想变革，却对政策制定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希望何在呢？

高等教育在中国是稀缺资源，稀缺资源的市场价格必然高。如果不承认这种资源的价值，不允许在市场上交换，就意味着把租金的垄断权赋予了少数人。这些获得垄断权的人不是圣人，有利用权力牟取私利的可能性。而社会，具体来说就是家长们则要支付价格，购买权力。而与在公开市场上的交易相比，在黑市上或在垄断条件下这种价格要高得多。并且形成寻求受教育权利中的不公平和腐败现象。

不过，任何事物最终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受教育权利已经市场化了，虽然这个市场是不透明的，但有市场就有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给学校一种压力。为了增加收入，学校还是要提高教学质量，就要想方设法招收好学生。最后，终究是要形成一个新的体制，公平的教育体制。如果政府想加快这个过程，抑制腐败达到它的顶点，最好是把高等教育地方化，让大学竞争生存。在一种比较充分的竞争中，垄断权力就不可能长期存在。再加上政府的有节制的、必要的规制，中国教育体制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