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五一”长假，去北京探亲访友。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再次领略到“皇城根”的茅厕文化，一种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现代奇观。记得四五年前到京城五环边长辛店附近这个叫作C村的地方看望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时就曾经见识过的。
“C村”，其实也只是历史遗留下的一个普通地名。现居住在此的主要是些北京市的城市居民（也包括一定数量外来打工的人）,而非与一般“自然村”落相联系的农村农民。朋友太太的老家就是当地人，他们自己有一套独立的院落。四合院，不大，但干净，整洁，院子中央还有一颗歪斜的枣树。朋友家人口多，只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凡来客人就到出了院门右手边不远的一个公厕去方便。
提起公厕，就不能不多说几句。本以为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在突飞猛进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又是在首都京城的近郊区，而且刚刚经过了举世瞩目的2008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洗礼，应当有很大的变化吧。但令人诧异的是，和四五年前相比，那厕所依然如故，还是那样肮脏，污秽，恶心，臭气熏天，简直让人难以踏入其间一步。说实在的，比起我早年下乡时的中国西部农村的土厕都更加不堪入目。（不知生活在皇城根C村的百姓，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根据推测，它肯定没有纳入北京市政管理系统的范畴，否则，不就构成北京市政府环卫部门的某种失职？换句话说，如果是“公共厕所”，那么显然属于“公共产品”，也即理应由政府（这似乎是眼下国人首先会想到的唯一可行的解决途径）来提供“方便”的服务，而现实中的C村厕所管理/治理状况，却明显标示出“政府缺失”。如果从茅厕的产权归属分析，想必绝不会属于C村社区居民共有，否则，怎么这么多年（几年还是几十年？）当地的居民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都没有人去管？当然，它更不会属于当地社区内的某个居民个人（或家庭）所有，否则，也绝不会成为现在这惨不忍睹的样子。但无论如何，从什么人都还往里钻来看，这还真是C村社区内的一个无可替代的“方便”去处。
这不禁让人想起经济学上的所谓“搭便车”，但这是怎样的一个“便”车啊！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往往就是这样，只要政府不管（能不管就不管？），就根本没人去管，哪怕此事其实与该小区的每一个居民都有着或多或少切身的关系：谁家没个房客或不时来个客人？就好意思让房客或客人往屎尿堆里踩？难道不怕辱没了好客的C村人的名声？即就没有客人，难道大热的暑天，常住厕所周围的的C村居民，全都嗅不到那别具一格的气味？
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国人，包括京城首都的居民，都没有一点参与社区公共事业的心理动机和行为动力？而这种“参与”意识和行为不正是所谓“民主”的最本质要素吗？难道“民主”仅仅是少数知识精英头脑中的思想观念？如果“民主”不是大众共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行为方式或习惯（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动态的“组织结构”）的话，“民主”还有什么意义？当然，对于某些总是青睐宏大语词或宏大叙事的精英人士来说，有关皇城根的茅厕问题，也许太过琐碎太微不足道太不足挂齿也太小题大作了吧。
然而，“见微而知著”。由C村的茅厕状况，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或角度提出或反映出如下问题：中国人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人格素质，也即特别不习惯不善于或者不便于也不屑于参与甚至自己家门口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性格/习性/生活方式是由于什么原因（自然的/地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人口的/等等）而形成？这倒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国人认真思考的“真”问题。甚至不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一个科研项目或课题？
此外，毋庸讳言，从C村的厕所问题中，也明显反映出一种制度缺失，也即在中国社会的基层，迫切需要能够适应急剧变化的改革时代的制度创新。比方说，在有关社会利益或社会问题的表达机制方面，人们就会问，按照现行的众所周知的社会管理程序，居住着成千上万人口的C村就没有“人民代表”吗？如果有，那么“茅厕问题”不也理应属于其下情上达的“三个代表”的责任范围之内？他们又应依循何种渠道或方式将这些问题及时（应有时效限制）反映到“相关”组织或部门？以便使问题尽早得到切实解决？（“表达机制”之后的“解决机制”或“处理机制”，或许是与此相关的同样重要或更为重要的问题。）
绝非偶然也并非巧合的是，从家喻户晓人人传唱的中国国歌的歌词中也反映出了中国的这种国民特性，也即只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才“被迫（而非主动）发出最后的吼声”，换句话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最危险的时候”，他们是绝不会积极主动去做任何超出自己家庭院落以外的所谓“公益”事情的（真所谓“一语成谶”？）。而C村的茅厕问题显然还不属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必须立马予以解决的问题，它不过就是个一般的普通的没所谓的有什么大不了的“环境卫生”问题嘛。长此以往，在一切事情上造成/形成或型塑成对政府的全方位的充分依赖。于是规模无限制的“全能”（？连C村的茅厕不都“无能”管理吗？）大政府便应运而生。
中国国民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人格特质，也许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着数千万人口（汉代中期人口数）甚至几亿人口（清代中期人口数）的庞大群体，就轻易能够被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所征服或被其人口数更是微乎其微的刘氏李氏赵氏朱氏以及爱新觉罗氏等一个个小小的家族所能长期（低成本？）统治的奥秘所在。换个角度来看，如何有意识的进一步强化这一特质，则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但是，恐怕也正是这种“政治智慧”，导致了中国长期民穷国弱的历史结局。
如果说，政治的本质特征（之一）即是种种不同形式的“结社”的话（比方说，“分清敌友”是为了结社，“建党”本身是结社，“建军”是武装结社，而“建立统一战线”则是更宽泛意义上的群体结社；试想，又有哪一项中国的革命或政治活动的成功是能够不依赖“结社”而取得？如果说这种“比方”太过宏大而在此有失贴切的话，那么人世间的诸多“小事”，比方说C村的茅厕问题，同样需要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以各种“自发的（或自觉的）扩展的合作秩序”，共同想方设法才可能获得解决），那么，中国历代统治的本然“特色”却是以一种自然形成（因极其分散的小农经济？）并人为强化的非结社或去结社从而使其难以结社的“一盘散沙化”的方式，也即所谓以“去政治化”的方式所实行的统治。现实中，除了政府这个巨大无比且日见成长的“制度化的结社”之外，很难见到民间为解决自己的切身利益或问题（比方说C村的厕所问题）而自发形成的灵活多样的“结社”现象。换句话说，那看似处处“政治挂帅”，且“政治”似乎渗透一切的“非常政治化”的中国，其实却是以使民众“非常非政治化”的方式或在某些方面尽可能弱化其结社需要的方式施行的颇为有效的政治统治。从中国政治生态这一悖论式的存在中，或许提示着某种想要取得现代改革的成效，就必须设法予以打破的这一千年痼疾之“路径”所在。或许，任何人类社会的真正繁荣和强盛都只能建立在某种“结社的平衡”之上。（改革开放之后，仅在经济领域允许民间建立各种可以满足市场需要的企业组织（结社之一种）的举措就已经导致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而这还是在某些方面因不当垄断还未放开的情况下出现的。）
“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从这句流传广泛历时长远经久不衰的中国世俗格言中所反映出的不正是中国人的那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性格？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是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相互契合/调合/融合/磨合/整合/协合或和谐的综合（也是历史积淀的）反映。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家喻户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修养/修炼/修行内涵和顺序。如果从现代政治的理念来看，其中或许（显然）短缺了一个重要环节，也即在“齐家”和“治国”之间，应当或必须补充或添加一个“参社”（“结社”的表现形式之一），也即“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这一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果从这一角度考查中国“儒学传统”内涵的话，恐怕不能不说，这是它相对于当代中国现实社会政治发展需要的一个根本性的缺憾。
每当听到相比较于十数亿庞大人口群体而言人数确实很少的某些知识精英口里的一些宏大语词时，不知为什么总会使人想起在中国广袤大地的穷乡僻壤的残垣断壁上，沿着铁路线或公路线随处可见，随着时代的变换而不断变换的种种巨幅的书体优美笔画规范的充满壮语豪言但也从来只是写给人看的闪亮醒目色彩鲜艳的当然也是空洞空泛的口号标语和传单。从而使人常常产生这样的疑问：在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同结构的文化基因遗传？或是否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隐秘关联？
如此，也就难免会使人生出些许的悲观（这恐怕也是C村人时常会感受到的那种无奈）：中国的国民性以及与此国民性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结构还会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国的“民主”进程也还路途遥远，如果连皇城根的厕所的治理都还如此这般的话。有人会说，难道皇城根的茅厕竟然可以成为一个社会政治进程的象征性或标志性的建筑物？或者说，中国的“民主”进程还有赖于C村厕所的治理和改善？
有谚曰： 皇城根茅房，见微而悉详。
一叶能知秋，号脉为国殇。
2009.5.20-21于鹏城
2009.5.30-6.3修订
【后注：时隔不久，也即本文作出时间不长，据C村朋友来信，前边提到的茅厕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旧茅厕已被拆除，建起一座干净卫生的新式厕所。来信还说，其实，在这之前，C村居民也曾不知多少次的向当地若干级的政府反映过上述问题，但都石沉大海无消息。而这次的改变，莫非是一种希望的征兆？】
2011.9.6-8再作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