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写下这个冗赘而显得大而无当的题目时，我真有点诚惶诚恐。第一，哲学非人人皆可奢谈之事，此理甚明，我作为非哲学专业人士，在写下“哲学”这一个大词时，不能不说是有僭越之嫌的。第二，尤使我感到惶恐的是，作为一个理科成绩不太好的文科生，谈论在逻辑哲学与数学哲学上均有相当造诣的维特根斯坦，多少总会有点底气不足。
然而关于人生，基本上每一个成年人都能谈上一两句，不管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还是却道天凉好个秋，只要在这世上活过一段时间，对自己、对他人的人生都或多或少有点真实的感触。对我来说，谈论“人生”（虽然这也是一个大词）相对是比较有把握和“合法性”的。
但哲学家的人生毕竟比较特殊，也即是说，与我们通常所理解或期待的“人生”并不相同。
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康德，被形象地比喻为“最规则的动词”，有人曾说他的一生并无故事，他的传记就是他的思想。的确，哲学家似乎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一生都在高深玄奥的哲思中神游，他们的世俗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多可供谈论的话题。但这并不是一个全面的印象。由古至今，都有很多思想着思想同时生活着生活的哲人。柏拉图的一系列对话录不仅让人领略苏格拉底的精深哲思，还让人见识到一位伟大思想家的高贵品格（不管这些思想和品格是否与实际完全相符）。苏格拉底之死不仅有伦理人生意义，更有思想与思想史意义。第欧根尼的《名哲言行录》记载了许多哲学家的生平事迹，其中不乏有趣而又引人深思的故事。直到近现代，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大哲学家的生平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可见哲学家的人生并不是陪衬于他们高深思想后的一块苍白布景，有可能是恰恰相反，哲学思想只是人生这幅长卷中最醒目的一处风景。
那么，应该如何谈论哲学家的人生呢？或者说：应该如何描述哲学家的人生呢？
这是摆在很多哲学家传记作者面前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
二
哲学家的传记难写（更难写得好），这是公认的。摆在哲学家传记作者面前的材料，无非有两大块：一是传主的哲学思想，二是传主的生平经历。若侧重于前一方面，则往往晦涩难读，一般只适合专业水平较高的人士阅读。若侧重于后一方面，又易流于肤浅芜杂，对传主为人类思想所作出的贡献是一种大不敬的避重就轻。当然，想高深的人自去高深，想肤浅的人自去肤浅，两者大可以河水不犯井水，老死不相往来。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传记，也在这一点上泾渭分明：“高深”的代表有A•J•艾耶尔的《维特根斯坦》，“肤浅”的代表有马尔科姆的《回忆维特根斯坦》。当然，这儿的“高深”与“肤浅”是一对很不恰当的代称，较严谨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哲学思想”与“生平事迹”。
实际上，人们认为高深艰涩的哲学思想和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不能兼容，首先是因为大多数人并不能很好地领略哲学思想中不输“精彩人生”的闪光之处，其次是因为看不出思想与生活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因此认为人生经历对哲学家来说并不构成“历史的”意义。他们觉得哲学家的生活几乎是一成不变的重复，没有生成多少引人瞩目的新东西，二是认为完全可以把哲学家的生平经历放在一边，单纯地谈论他的思想。不过，接下来我要谈到的，可以证明这两点都是错误的偏见。
回到哲学家传记的写作上来。虽然大多数哲学家传记要不就是倾向于传主的哲学思想，要不就是倾向于其生平经历，但优秀的哲学家传记作者，自然会思考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较佳的结合点与平衡点。瑞•蒙克的这本副标题为“天才之为责任”（按照英文原文The Duty of Genius，直译为“天才之责任”）的维特根斯坦传记，的确达到了其在《序》中所设定的目标：“我希望同时描述他的生活和工作，从而说清这个人是怎样做出这种工作的，并显现出——许多读维特根斯坦的人本能地感觉到的——他的哲学关切与他的感情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三
说了这么多废话，总算要转到正题上来了。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最具革命性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的名气与关注度在国内显然比不上与他同年出生、但比他多活了整整四分一世纪的海德格尔。为了扩充自己的知识，拓展一下自己的眼界，我特意买了那本素称难懂的《逻辑哲学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阅读。结果是，尽管里面有很多我这个（好歹选修过一个学期逻辑学的）文科生所难以看懂的逻辑演算与推演证明，但最后这本薄薄的书那种“仿佛是凯撒的谕旨”（罗素语）的语气中带着神秘的贵族气质，和“像水晶一样明晰”（维特根斯坦自谓）的思维与结构之美还是把我迷倒了。这本书奇特地结合了神秘主义与逻辑理性（如这本传记中所说的那样），初见之下，令人感到这本书作者简直就像是思考着逻辑的上帝。（实际上，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一次去火车站接维特根斯坦时，就直接对夫人说“上帝到了”。）
在这之后，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维特根斯坦其人其事。在大多数人的口中和眼中，维特根斯坦绝对是个谜一样的传奇人物。他出身名门，他天赋异禀，他无所不通（音乐、机械、数学、哲学、建筑，甚至编撰词典），他特立独行（放弃巨额财产，自愿走上一战战场，等等），他被一班剑桥精英当作神一样来膜拜，甚至有可能激起了中学同学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忌恨，从而间接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那张据说是他与希特勒在同一学校的合影还未得到确切证明）。一句话，维特根斯坦是一个令人着迷，甚至着魔的偶像。
接下来我读到了《文化与价值》、《战时笔记》，以及马尔科姆的《回忆维特根斯坦》。马尔科姆是维特根斯坦晚年的密友之一，他对亡友的回忆饱含温情，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充满人情味、同时也不乏传奇色彩的维特根斯坦。这当然也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形象，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维特根斯坦的魅力。
蒙克作为与维特根斯坦并无任何接触的后来人，写作的态度自然更加严谨与客观。从开头到结尾，这本传记中的维特根斯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不是他的天才，而是他的真诚——或许这就是副标题中“责任”的隐藏含义。
这本传记的正文以这样一个问句开头：“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
这是童年维特根斯坦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据作者蒙克所说，也是他哲学思考的最早开端。尽管当时只有八九岁的路德维希对此问题的回答与日后的思想风格大不相类，但无疑揭示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最基本的、具有支配性的一个品质：“令人既钦佩又敬畏”的“不留情面的诚实”（蒙克语）。蒙克紧接着就提到，维特根斯坦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坦言希望人们称他为“真之寻求者”。为实现这理想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贯穿了维特根斯坦的一生。
四
蒙克把“真诚”作为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重要性格或品质来把握，无疑是极有眼光的。以此为核心，可以解释维特根斯坦一生中发生的很多大事。这种近乎严苛（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的真诚，直接关联到维特根斯坦身上那种极为罕见的高度内省自觉，求真的本能与认识自己的强烈渴求，引发了他长达数年的焦虑，使他产生自杀念头，最终把他带到了哲学之路上。“不留情面的诚实”使他无法回避面对自己，当他开始面对自己时，他就为信仰与宗教留下了空间，驱使他到战场上体验死亡，而战场的经历又使他进一步贴近宗教（尽管他到最后也没有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从而可以解释《逻辑哲学论》中那种奇特而迷人的神秘主义气息。不可遏制的“真诚”使他能在一生之中都始终保持着与世界、与他人、与自我的紧张关系，不断地返回那个原点，从而保持了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最为必须的鲜活原初的感受力（魏斯曼在一封给石里克的信中说维特根斯坦“有一种很高的天赋，总是如初次相见般看待事物”），为他的思想源源不绝地注入动力与活力。因此，虽然他的两大重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甚至连语言风格也从“谕旨”般的神秘、“水晶”般的明晰还有贵族式的言简意赅变为直白、粗糙甚至啰嗦得令人不耐烦，但仍不难从中感受到某种前后一贯的东西——那就是“求真”的冲动与激情。为了“求真”，他不惜推翻自己之前所持的所有观点，不惜仿佛重头开始似的进行更为艰深困难的思考。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的转变，让人感受到的，是那种令人惊叹的对真理近乎钻牛角尖的执着，绝不松懈，绝不伪饰，如此真诚，如此赤裸。真诚的本能，使维特根斯坦对自负自傲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使他对自己的著作持极为审慎甚至不满的态度（常常刚写完一段又马上将其观点推翻，时时怀疑其出版价值究竟有多少），这可以说是他生前出版的著作少得可怜的主要原因。
在人际交往的方面，维特根斯坦常被认为是一个难以相处的朋友，他不太爱说闲话，在严肃的哲学话题上穷追不放，使与他对话的朋友疲惫不堪，但他自己并不以此为缺点（他认为，年事已高且疾病缠身的摩尔若死在哲学探讨的过程中，这种死法将是“得体的”）。他体罚思维跟不上的小学生，然后在多年后亲自登门向他们道歉。他极其厌恶学院哲学，不仅身体力行，还极力劝说他的学生不要从事哲学工作。在他的一生中，他做过很多尝试，譬如放弃财产（其中一部分捐献给了一批诗人和文艺活动者，其中包括里尔克和特拉克尔），上战场，当园艺工人，到乡下教书，到医院当药房勤务工（后来调到实验室做药剂师，制出了质量比之前所有人都高的医用软膏），甚至一度有意愿到苏联从事体力劳动，这些都是与他的“哲学家”生涯并列的（尽管他发现哲学是“唯一给我真正满足的工作”和“唯一能令我振奋的工作”），都可看作是维特根斯坦遵循内心的“诚实”铁律所作出的成为一个“求真者”的努力。
“诚实”或“真诚”作为一个不断高速自转的轴心，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和生活经历中的体现是极为一致的。可以说理解了这一点，很多“维特格斯坦之谜”就可以迎刃而解。
五
不过，极为严苛的真诚的自省也意味着一个人的不完美。蒙克的这本传记以较为客观的视角呈现了维特根斯坦的许多不完美（其中颇为敏感的一项是维特格斯坦的反犹倾向），但更多的是维特根斯坦本身对这些不完美过于敏感的自责与忏悔（颇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反犹倾向在他人看来是他的不完美之一，但在他本人恰是作为一种对自身不完美的反省与审视而出现的）。在仰慕者看来，这种种不完美或许都是维特根斯坦魅力的另一种注脚，但放在本人视角下审视，使读者（我）感觉到，维特根斯坦离我们是如此之近，几乎就是我们的同路人，只是他挖掘得更深，跋涉得更远，这样的维特根斯坦，虽然失去了一定程度的神秘，但显露出了另一种令人深深感动的真实。如果没有这些真实，那么他的遗言“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英文原文为“Tell them I’ve had a wonderful life”），将是难以理解的。
维特根斯坦的一生中，不安宁的时刻其实要远远多于安宁的时刻（尽管以他的家庭条件，他完全可以享受一个美满的人生）。从内部上来说，如前所述，他的灵魂天生充满了“不留情面的诚实”，经常折磨着他，而在外部上，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所爱的人要不先他而死（大卫•品生特、弗朗西斯•斯金纳），要不就是与他人结合（玛格丽特•雷斯宾格、基斯•柯克）。这样的一生，乍看之下实在很难称得上是“wonderful”。然而看完全书，想起维特根斯坦一生的经历和孜孜不倦的哲学探索，这句我之前并不理解、看似矛盾的遗言，给我的震撼是难以言表的。
六
哲学家被认为是“求真”的职业，但即使是职业哲学家，也不可能做到在生活中每时每处都在“求真”。但在很大程度上追求思想与行动一致求真的哲学家的确是存在的，如苏格拉底、尼采，还有本文的主角维特根斯坦。当然，这世上也存在着另一种哲学家，相比起前者的知行合一，他们的思想与他们的生活并不合拍，甚至是分裂的。
如果读者还记得本文副标题的话，就会猜到我接下来要说的是马丁•海德格尔。
按常理来说，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本该是最应拿来比较的二十世纪两大哲学家（分别代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然而，他们在各方面都如此的迥然相异，他们在哲学上的成就都如此让人高山仰止，轻率的比较不仅无助于理解他们精深的思想，还很可能会弄巧成拙，流于表面，浪费纸张，沦为笑柄。因此，我在写这一部分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只从个人最基本真实的感受谈起。
我接触海德格尔比接触维特根斯坦早得多，早在读高中时，一位老师推荐我看《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很快我就被其中水乳交融的“诗”与“思”气质所折服。那别出心裁、揭示本源的写作手法（后来我总算知道了这叫“现象学方法”），那些熟悉却又带某种讳莫如深的神秘意义的用词，还有与中国道家哲学相通的哲思，这一切很难不令人着迷，特别是中国人。
直到后来，我知道了海德格尔与学生阿伦特并不光彩的恋情，以及他在二战中支持纳粹的立场，还有他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二版中删去给胡塞尔的献词，就连恩师在临终时，也没有到场作小小的忏悔或弥补。
这一切又使我惊讶，愤怒，失落，警惕。
我看过一些哲学家的画像和照片。康德的画像令人感受到这个头脑伟大的理性和平和的喜悦，黑格尔的画像同时流露出刻板严谨和自信睥睨，尼采的照片给人的感觉肃穆、凝重、深邃，维特根斯坦的照片有的带着神经质甚至诡异，有的又显现出他作为哲学家的严峻深沉，当然，有的也不乏孩童似的快乐——总之，是完全本色的。而海德格尔的照片，我看到的却是——世故，或者说是心机，或者说是城府。我看不到哲学思索给他带来的平静喜悦，看不到作为农民的儿子的淳厚质朴，也看不到他对世界的爱或关切，或是任何一种强烈、深刻、真诚的感情——尽管他的著作所反映出来的也许与此相反。
以貌取人当然是不对的，我先自打一下嘴巴。但联系到他们的实际生平，也不得不感叹一句相由心生，斯人而有斯相也。
海德格尔是天主教徒，其神学哲学/哲学神学亦宏深奥博，但一般来说并不把他划入基督教思想家一系（如圣奥古斯丁、卡尔•巴特等）。除了因为海德格尔的思想已远远超出了基督教范围之外，或许还因为，他身上并不具备一个基督教徒所应具备的优秀品质。而反观终生都没有入教的维特根斯坦，却在坚持不懈地过着类似苦行僧的生活，在他身上，有着比海德格尔纯粹得多的宗教精神。
七
但是，在国内，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得到与海德格尔相当的重视。
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在国内已经是多如牛毛了，哲学论文中文风模仿他的不在少数，即使是在非哲学类的论文中，也不时可以看见诸如“敞开”、“澄明”、“去蔽”、“言说”、“此在”一类的字眼，其影响之巨大可以见一斑（当然影响也是双向的，与海氏之学的博大精深也有关系）。
但维特根斯坦的追随者，却寥寥无几。
诚然，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反体制色彩非常浓厚，体制内的学者不是那么容易“追随”他的。他极力抵抗形而上学的诱惑，他赖以建立自己哲学的基础就是拆毁“哲学”的根基，“让哲学什么也不说”，“只是显示”——光这一点就够让学者们大伤脑筋了。与其说维特根斯坦是可以提供无穷理论武器与资源的一个宝库，一棵结出了果实的大树，还不如说他是一片已经廓清了的平地，然而后人要在这片平地上栽种出新的风景，却是不容易的。这一点国内国外皆然。另外，对中国人来说，他的逻辑数理背景，也是相对较难进入的。
可是，仅仅如此吗？
学理进路上的望而生畏、知难而退是可以理解的，但重气质的中国人，至少还可以在精神风貌上对维特根斯坦产生共鸣，从而了解、亲近。但为何竟如此之少呢——反而更多的去兴致勃勃地谈论有失节之嫌的海德格尔？是不是因为维特根斯坦身上那种罕见的真诚对我们来说太陌生，而海德格尔的世故（虽然在哲学中的表现并不明显）更让我们安心？
这样一想未免令人觉得可悲，但幸而在读这本传记的过程中我还想起了一个中国人，那就是鲁迅。
八
抱歉我只能举出这么一个似乎和维特根斯坦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物，也许我犯了随便拿什么阿猫阿狗也来“比较”一下的“比较癖”，但在我极有限的学识范围之内，能想到的的确只有这么一个。而且，有点惭愧地说，这样的联想几乎是自然而然的。
这两个人最显著的联系，无疑是他们身上那种宗教精神（而两人恰好又都不是教徒）。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宗教精神，前面已有谈及，在此不再赘述。而鲁迅的宗教情怀，在经过日本学者（竹内好、伊藤虎丸等）一连串的阐发之后，如今在鲁迅研究学界也几乎已成共识定论了。更为巧合的是，他们二人终生都极为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
他们相似的宗教精神，来源也是极为相似的——一种在他们各自文化背景中都极为罕见的严苛的真诚/自省。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回忆当年两人在日本留学时所谈论的话题，提到鲁迅认为中国人的一大弊病在于“缺乏爱与诚”。竹内好称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鲁迅的自况——“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这与“不留情面的诚实”不是很相似吗？两人都怀有极深刻的道德/伦理激情（罗素曾把维特根斯坦的激情理解为与他自己相似的理论激情，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误解了），内心时时充满了矛盾与张力。
鲁迅和维特根斯坦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都是如此的独一无二，都像是横空出世的天外来客，并不像别人那样可以找到与前人传统的显著联系。虽然笼统来说，勉强可以把维特根斯坦归为英美分析哲学这一脉，但熟悉他的读者都知道，维特根斯坦身上仍有很浓厚的欧陆气质（譬如《逻辑哲学论》中的神秘主义，以及他那片段式的写作方式，还有对“英格兰气质”的天然厌恶），这与他出身德语国家奥地利不无关系，但当然他的思想也迥异于欧陆传统。因此，维特根斯坦是难以归类的哲学家。（相比起他，海德格尔对欧陆哲学的传承性就可谓十分明显了。）
同样地，鲁迅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非谱系”现象。尽管论者可以从魏晋风度、越地文化、存在主义、进化论甚至基督教等等一系列资源中找到他的思想来源，但作为一个整体的鲁迅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当当网上的一本以基督教视角研究鲁迅的著作下，有一段评论以这样一个感叹似的问句作结：“鲁迅究竟有什么好，每个人都想拉他入伙？”鲁迅之所以能被贴上这么多种标签，其实就是因为他的难以标签。
这两个看似扯不上什么关系（除了他们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细想一下其实还有别的共同点。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维特根斯坦讨厌剑桥的“英格兰气质”，其实与鲁迅一生讨厌“正人君子”的“绅士气”一脉相通。维特根斯坦极为厌恶学院派哲学，甚至认为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人比哲学工作者更为高贵（所以极力劝说他的学生放弃哲学职业），鲁迅也极为厌恶所谓的会写“文章作法”的“文学家”，有遗言曰“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作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两人都对下层劳动者怀有很深的同情（因此两人政治立场都偏左，当然晚年的鲁迅比维特根斯坦更为左倾）。
还有一点就是，维特根斯坦在与玛格丽特的恋爱中（这应该是他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异性恋情），曾决定让两人分开居住一段时间以思考结婚后的未来，恰好鲁迅在决定与许广平同居之前，也曾有过这么一段过程。直到维特根斯坦晚年（那时他爱上了年轻的医科学生本•理查兹），还写下这么一段话：“但我容易被伤害或害怕被伤害，但这样保护自己是所有爱的死因。为了真正的爱，人需要勇气（按：黑体为原文所加）。”这些话让我想到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所提过的四个字：“我可以爱！”对他们来说，爱人无疑需要一种巨大的勇气，尽管需要的原因并不全然相同（一个倾向于保护自己，另一个倾向于保护爱人）。
维特根斯坦去世前几天，对他的密友德鲁利说：“这不是很古怪的吗；虽然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但从未发觉自己思索过一种‘来生’。”
鲁迅在名文《死》中写道：“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可见鲁迅虽知自己死期已近，但同样也没想到一种 “来生”（即所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云云）。
究其原因，恐怕还要追溯到他们的生命态度之上。这又要回到我在前面提过的维特根斯坦的遗言：“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大凡祈望有来生者，多半是因为“此生”生活有诸多遗憾或不如意，因此想在“来生”得到弥补。依此推想，并不期盼“来生”如鲁迅与维特根斯坦者，大概是因为对此生已无太大遗憾，毕竟已真诚地活过、爱过、思考过。虽然他们的一生之中痛苦总是多于愉悦，但痛苦是求真之必然过程与结果，对他们来说，真即圆满（此“圆满”不同于世俗所谓样样皆如意的“圆满”，而是一种对一个目标能终生坚持不懈的“圆满”），即无遗憾。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经过审视（真诚的自省）的真实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有价值即意味着取得了自我认同，因此，既已认同此生（尽管以“求真”为鹄的的此生通常都会伴随着痛苦，但“认同”同时也意味着与痛苦人生的一种“和解”），自然无须再寄补偿的希望于“来生”了。
九
虽然同有一种非教徒的宗教性在，但维特根斯坦之死与鲁迅之死之间的不同是戏剧性的：前者曾想到过死后的审判（尽管仍不是严格的宗教意义上的），朋友和学生们还在他的葬礼上举行了一种宗教仪式，而且这“里面似乎有某种恰当的东西”。后者在死前想好的遗言却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以及更有名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宽恕。”
如此的不同，又如此的符合他们各自的性情。
的确，两者的差异是如此的巨大，单从家庭出身已经能看出：一个是破落大户的长子，一个是如日中天的望族中最小的孩子。一个对自己的亲人充满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关心，一个却有意无意地疏远自己的家人。一个把大量心血耗费在战斗性政治性都很强（因此被某些“纯文学家”所看不起）的杂文上，一个大半生都在在哲学王国里天马行空。一个对“世故”的洞察鞭辟入里，一个则始终在“世故”方面是笨拙和不自然的。
以上这些比较或许是不正确或无意义的。谈了这么多，也该收笔了。但我还是要提最后一点。鲁迅曾说他做小说是“为人生”的，他的文学与人生密不可分。同样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与人生也是密不可分的。关于维特根斯坦一件很有名的轶事是，有一次他曾跑到罗素那里问道“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罗素有点莫名其妙，维特根斯坦又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当一个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个哲学家。”青年时期的维特根斯坦因为不确定自己是否具有哲学天才而感到极度焦虑，直到罗素肯定了他的确具有这一方面的非凡才能，他才从自杀危机中解放出来。是否具有哲学天才，成了他衡量自己是否值得活下去的一个标准。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在一次对马尔科姆的批评中，维特根斯坦说：“学习哲学有什么用，如果它对你的全部意义，是让你能够像是有道理地谈论某些深奥的逻辑问题……如果它没有改进你对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的思考……”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哲学史上通常称之为“日常语言转向”。这样的转向在哲学家中是极其罕见的，这反映出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极为严谨且真诚的哲学家，并不是单纯武断地把世界看成只是个人（常常是一旦形成便少有或不肯有大变化的）一套理论的演练场，而是随着个人历史的延续而不断改正自己对于世界的视角和认识，直到二者达到最终的、完全的契合——即“真”。
从为哲学的人生到为人生的哲学，“人生”与“哲学”二者始终并肩而行，如影随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对《宗教经验种种》的作者威廉•詹姆士的评价，同样亦可以用于他自己身上：“他真是个非凡的人”（he is such a human person），“正是这一点把他造就为好的哲学家；他是个真正的人。”
2011．8．2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