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的再思考
2006年11月，CCTV推出了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这是一部发人深思的电视政论片。该片在中央电视台连播后，广泛受到好评。同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晋主编的《大国崛起》一书，该书内容与电视片基本相同，全书以15世纪后陆续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全书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分析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探究其兴衰背后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大国崛起》及《大国崛起》一书将这九个国家都定义为大国崛起，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准确的定义应为强国崛起。因为这九个国家按国土面积、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小国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葡萄牙、荷兰两国，均是大西洋岸边的西欧小国。二是中等国家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西班牙、英、法、德四国，这四个国家的疆域、人口都比葡、荷两国大，但又小于俄罗斯、美国。三是大国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日本、俄罗斯、美国三国。这三种经济规模类型的国家在实行经济强国的方式方面又各有特色，也可分为四种模式：
1.外向扩张主导、贸易型经济强国模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均是这种模式，其成功的要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独特的邻海区位优势；二是抓住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通过跨国跨海的殖民扩张，强占别国领土资源；三是通过海上航路的控制，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及转口贸易，实施重商主义的富国战略。如最先崛起的世界经济强国葡萄牙人口不到200万，却在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中捷足先登，经过4位国王持续80年不懈的海外扩张，建立了横跨美、非、亚的殖民帝国，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海洋贸易航线，打破了阿拉伯人和意大利商人对印度洋贸易的传统垄断，建立了自己新的商业垄断，先后垄断了全世界的香料、食糖、黑奴贸易，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商业帝国、贸易与经济强国。西班牙则通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把整个美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大肆掠夺拉丁美洲的金银，从1545—1560年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拉丁美洲运回黄金5500公斤、白银246000公斤，同时全面垄断殖民地贸易，借资易生财①。后来崛起的荷兰更是以垄断海上转口贸易称霸世界。荷兰面积只有41000多平方公里，全国有40％的国土低于海平面，17世纪时人口只有200多万，其区位优势明显，地处欧洲三大河入海口，具有天然的优良港口，是北海、波罗的海至地中海的商业通道与大西洋的航线中心。荷兰人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专注于航海业与海上贸易发展，凭借强大的海上航船队进行殖民扩张，并建立了国际性的荷兰联合东印度贸易公司向海外争夺殖民地与市场。17世纪初期荷兰商船队有商船16000多只，拥有全欧商船吨位的4／5，商船吨位总数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的总和②。荷兰人控制了波罗的海、北海与欧洲的转口贸易，控制了欧洲与亚洲之间、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贸易，成为全世界以经营海上转口贸易、国际货运而崛起的贸易强国与经济强国。
2.制度与技术创新领先、工业主导型经济强国模式。这种模式以英国、美国为代表。与葡、西、荷三国崛起的路径有所不同，这种模式的经济强国也明显兼有对外扩张的特色，但已不是靠单纯的海外殖民掠夺与贸易主导，而是靠制度创新的优势与发达的工业与技术支撑海外扩张，主要依靠制度与技术创新领先、工业主导得以崛起。其成功的要素除了海外扩张外主要有三个：一是政治制度的革命与创新为工业革命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了体制障碍；二是抓住机遇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迅速实现工业化而执世界经济牛耳；三是建立国内统一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体系，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基础；四是靠发达的工业与技术支撑海外扩张。如英国在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前，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一直没有间断，并在17世纪80年代终于用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权的统治，用议会限制了国王，自由取代了专制，法治取代了人治，在世界上第一个结束了封建专制王权，第一个建立了现代内阁责任政府，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保证社会有宽松平和的环境，产生了一套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制度，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激励技术创新和发明在工业生产中广泛应用，让人们追求个人目标，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力，从而为生产力新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成长的制度框架。随之，英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与中心，1851年在英国伦敦召开世界第一届博览会时，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号称世界工厂，1850年英国进生产了世界50％的生铁、50％以上的煤炭，加工全世界50％的棉花，1850—1870间英国对外贸易量总额超过了法、德、美三国总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强国③。
美国在制度与技术创新方面更比英国突出。美国作为历史最年轻的大国，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并由此而崛起。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实现独立，到扫荡南部农奴制度实现和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及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美国的制度创新比英国更彻底和更富有特色，特别是不断完善以法制为基础、权力制衡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完善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使美国的制度设计彻底摆脱了英国封建专制和美国奴隶制的影响，不断完善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制度体系，充分调动人们开展技术创新与技术革命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把领土扩张与经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东西部濒临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区位优势，又采取开放兼用国际资源及广纳世界各地人才、资金的正确战略，如到1890年美国吸引欧洲投资达30亿美元，1871—1907年有2000多万国外移民来到美国，为美国工业化是提高了大量劳动力，保护私人发明专利权制度刺激了科技创新，1860—1890年间美国政府颁发专利证达44万份之多，使美国很快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19世纪末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位，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霸主④。其后由于美国的制度与技术优势明显，国内政局长期基本稳定，又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及产业革命保持了其领先优势，其经济强国的地位一直持续到现在，是世界经济强国中长期得以持续发展的国家。
3.技术与工业优势支撑下的武力侵略型经济强国模式。这种模式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其主要特征：一是拥有经济强国的技术基础与工业基础，应该说二战前的日德两国都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二是其强国理念的反动性，强国理念的反人性、反科学是这两个国家误入穷兵黩武陷阱的思想根源，德国与日本法西斯政界军界统治者以极端反动的民族优劣论唯我独尊，竭力鼓吹日耳曼民族及大和民族对外征服有理论，毒害国民。三是建立高度集权的军事官僚专制体制，集中调配资源重点发展军事工业。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德国、日本跃居为军事强国，便选择了以侵占别国领土为目标的“武力崛起”之路，企图重演过去葡、西、荷的殖民扩张之路。但这种以武力输出的法西斯模式无可避免地导致最终失败。
4.法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则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强国模式。法国与俄罗斯的崛起除了与英美模式有相同的因素外，如对外扩张等，还有更复杂的地理、文化与制度因素。如法国是欧洲的大陆型国家，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崛起与强大离不开国家的统一与权力的集中，离不开法兰西革命中政治思想制度创新。而俄罗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国土辽阔的国家，既有欧洲文明的特征，又受亚洲专制文化的影响，兼有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资源的特色，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强人的出现，是国家崛起的重要条件，彼得大帝与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俄罗斯的强盛就说明这一点。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斯大林时代，前苏联仅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大国与军事强国的路程也说明这一点。前苏联斯大林强国模式的特点一是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建立在政治强人的威权与“唯意志论”基础上，三是在经济发展上忽视民生、极端重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片面“赶超战略”。因此法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又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强国模式。
以上说明，即使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其强国模式也是有差异性的。中国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和平崛起，上述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复制，而只能借鉴其中某些精华，例如英、美等国重视制度革命、科技创新、工业强国的经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弥足珍贵。
二、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奇迹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令世界瞩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中国经济总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连续30年中国GDP年均高速增长9.8％，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及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为3645亿元，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9.8％，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有明显上升，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08年6.4％。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折合成美元，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2％，日本的78.6％。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中国作为工农业生产大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初步确立，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品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甘蔗、大豆分别居第三、四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位。发电量居第二位。原油产量居第五位。其他主要产品产量的位次也明显前移。按照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由1995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11.4％。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而在发展中国家中，除机动车、拖车、半拖车一个大类名列第十一位外，其他21个大类所占份额都名列第一位。
2.改革开放的30年，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大加强的30年，是交通、能源、通信等“瓶颈”制约不断缓解的30年。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交通基础设施实现快速扩张，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和管道组成的综合运输网基本形成。铁路营业里程由1978年的5.2万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7.97万公里。公路里程由89万公里增至358万公里，增长3倍，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08年末达到6.03万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里程由14.9万公里扩大到246.18万公里，其中国际航线由5.5万公里增至104.7万公里，增长17.9倍。管道输油（气）里程由0.83万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5.83万公里，增长5.9倍。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985年的3.1亿吨增至40多亿吨，增长11.5倍，连续六年居世界第一。200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6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08.5倍，年均增长8.3％，已经成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能源生产国，能源总自给率达到90％。在主要能源中，2008年原煤产量27.93亿吨，居世界第一位，比1978年增长3.3倍。2008年末，发电装机容量185万千瓦，比1978年增长11.6倍，年均增加9.1％。邮电通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基础产业之一。已初步建成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全面的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固定电话用户由1978年的193万户增加到2007年的36564万户，增长189倍。移动电话用户从无到有，由1990年的1.8万户膨胀到2008年末的64731万户。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3亿人，居世界第二位，宽带上网人数2.7亿人。网络规模居全球第一，发展速度也位居世界前列。
3.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开放型经济与国内外贸易发展最快时期。经过30年发展中国已从贸易小国走向贸易大国、市场大国。1979－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6.7％，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9％。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也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大力引进外资，中国直接使用外资由1978年的0.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由于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中国已从外汇储备穷国走向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外汇储备实现由短缺到富足的历史性转变。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39亿美元，到1978年也只增加到1.67亿美元。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外汇储备逐步由短缺走向富裕，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1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50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扩大到1946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1978年的1264.9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10万多亿元。
4.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受益最多的时期。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43元、134元，2008年城乡居民纯收入分别达15781元、4761元；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累计211亿元，2008年超过21万亿元；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分组，人均国民收入906美元—11115美元属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人均906美元—3595美元为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3596美元—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我国人均GDP2008年已达3300美元，处于低中等收入国家的高端，估计再过两年，人均GDP将超过3600美元，进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届时，城乡居民的富裕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国家财力大增，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元，1985年翻了一番，达到2005亿元，1999年跨上1万亿台阶，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1979－2007年年均增长14.1％。2008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6万亿元。
（二）从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中看中国模式
从历史的纵向比较看，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世界经济史上增长最快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以连续40年的增长实现美国经济跨越式发展：1820年美国人均GDP相当英国人均GDP的73.3％，1870年为75.3％，尔后美国经济起飞，1870－1913年GDP平均增长3.9％，同期英国GDP年均增长为1.9％，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已超过英国5.5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美国IT技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历史上最长波的经济上升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实现跨越式发展：1950年日本人均GDP相当美国人均GDP的19.6％，1953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1953—1992年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长6.5％，同期美国为3.0％，到1992年日本人均GDP相当美国人均GDP的90.1％。而中国连续30年年平均增长9.8％，大大超过了美日两国。
从同期的横向比较看，中国更是近30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1978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约为3％，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速为4％，发达国家年均增速为2％，其中年均增速最快的亚洲小国新加坡为6％左右，中国连续30年年平均增长9.8％也大大超过了新加坡。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至今的30年中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状态、结果的多样化，引发了人们对大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思考。最近，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⑧ 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说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对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而言并非是最理想的选择。而俄罗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与东欧发展中国家的折腾与不成功，也说明移植“新自由主义”模式对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实施经济改革的前苏东国家也是一种灾难。与此相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经济发展过程、状态、结果的独特性，说明一种正在探索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既有别于当代“拉美模式”、“东亚模式”、 “俄罗斯模式”，又有别于历史上的欧美各种类型的经济强国模式，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
三、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
中国模式是国内外媒体近年热炒的一个话题，而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对这个模式如何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尚在形成中。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质是投资需求的继续强劲拉动、出口需求的继续拉动、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的主导推动，是中国的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综合优势的发挥，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联合互动，笔者认为以上这些只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也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有。笔者认为发展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战略决策的正确与三大战略的有机结合
战略举足轻重，决定全局，影响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首先是宏观战略决策的正确，以及三大战略的有机结合。这三大战略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抓住机遇实施的以经济中心主导社会发展的战略、经济发展以富民为目标的分步走战略、制度创新实施的渐进式改革战略。中国最富有特色的国情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的人口存量已超过13亿，人口年自然增长率5.3‰左右。按此计算，年人口净增量近700万。中国的发展首先必须解决满足13亿人的基本需要，如果不实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不解决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要，否则一事无成。30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国内局势有什么新变化，我们党始终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不动摇。并且围绕这一战略确立经济发展以富民为目标的分步走战略，在不同阶段相继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如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分步走目标，进入21世纪提出新世纪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等。
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摆脱贫穷、强国富民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要加快中国经济发展与强国富民必须坚定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破除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而改革涉及到各个主体权力与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不能引起社会震荡并反过来阻碍发展。我国扬弃了冷冻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思路，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战略，采取先易后难、先点后面、先农村后城市、先农业后工业、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努力降低我国诱制性的制度变迁成本，使中国经济发展加快。同时，这样做使三大战略有机结合，形成整体合力，引导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与宏观调控科学化的有机结合
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要冲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必须引入市场调节与市场化改革，30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活力来自于市场化。正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堡垒一个个被突破，新的体制因素不断扩大，由此加快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现在，市场决定商品价格的比重占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6.1％⑨。从国际看，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竞争激烈的特大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运行市场化的同时，我国抵御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重视不断完善市场放开后的宏观调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于市场发展的调控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并由此积累了对整个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能力和经验。改革伊始，即注重对商品市场供求运行的宏观调控，较快地改善了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1988年我国商品市场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市场抢购”，1990年前后又出现了“市场疲软”，在市场的急剧波动面前，我国采用了综合调控手段，一次又一次化解了市场的危机。其后我国又经历了1993年的经济过热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的冲击与影响。进入21世纪后，我国又经历了2003年“非典”的肆虐，以及2008年特大冰灾、汶川地震、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每次大的冲击与灾害面前，由于调控得力，我国的经济都保持了正常发展，未出现因各种事故引发的市场危机。
（三）公有制经济主导与经济主体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而只能实行公有制企业与非公制企业并存的格局。非公有制的企业将是我国市场经济新的生长点。从企业所有制变化的趋势看，我国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形态。一是国有企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与国计民生命脉的基础产业、主导企业、骨干项目中，在军工、能源、钢铁、重化、机械、电子、交通、金融、通讯等领域，国有企业在整个市场主体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同时，国有企业要探索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二是集体企业。这是指以生产资料归一定范围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企业。集体企业在我国数量多、分布广、类型杂。三是私营企业。这是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主要部分。私营企业不同于劳动者个体经济，它是生产资料归私营企业主所有、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进行生产或经营的企业。四是“三资”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陆续引入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随着第三产业领域对国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三资企业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获得大发展后，目前正在向内陆地带的中西部地区扩展。五是股份制企业。这将是我国市场主体中发展较快的一种企业所有制。股份制企业将在国内各个领域、各个产业中增多，股份制企业形式在我国是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同时股份有限公司（含股票公开上市公司）也会逐渐增多。六是混合所有制型企业。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的所有制经济中还有一种混合型企业，即一个企业中存在多种所有制成份，产权性质各不相同。这种企业数量不多，但在一定条件下它是存在的。在除了上述企业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外，我国现阶段还有大量的个体经济。以上说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主体的企业所有制结构模式是多元化的，这既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模式，又区别前苏东计划经济模式。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所有制企业的相互并存，形成了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彼此平等竞争，各显其能、发挥优势，大大提高了市场的开放度、竞争度，有利于促进市场的繁荣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多种所有制企业中也不是平分秋色、不分主次，而是有主有从、互相协调，从总体和全局上看是公有制企业为主体、为主导，这是由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至于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结构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领域、不同部门、不同时期并不是千篇一律按一个比例格局去实现的，而是各有不同。而且各种所有制经济可以互相渗透，在许多非国有企业中就有大量的公有制经济要素。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
（四）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及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
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在利益分配格局上努力体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因此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上有效地实现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一方面是按劳分配为主体，主要体现是：一是在多种分配形式中，按劳分配起着主导作用，决定着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性质和方向，在个人消费品的所有分配方式中占较大比重。同时，在公有制经济主体中，劳动者的收入主要由按劳分配途径取得，其他非劳动收入仅起补充作用，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中，劳动者收入也主要是劳动报酬所得。二是按劳分配主要体现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中，即在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主要实行按劳动分配的方式，非按劳分配形式是一种补充。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按劳分配是主体，同时还存在多种分配形式，主要有：一是按资本分配。按资本分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最重要的部分，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及资本市场的功能。所谓按资分配简单地讲就是资本所有者依法凭借其资本投入的量来获取新增的国民收入。二是按资金分配。按资金分配是指我国居民个人依法将自己劳动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购买股票、债券和参与企业内部集资以及银行存款所获得的股息红利或利息收入。三是按经营成果分配。按经营成果分配是指企业经营者依法或按合同契约在一定时期内根据自己经营成果状况取得的收入，它包括个体劳动者、承包人、租赁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应取得的收入。四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在私营企业及“三资”企业中的劳动者与业主之间仍然是一种被雇佣与雇佣的关系，这些企业中劳动者取得的收入本质上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体现着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这是毋庸讳言的。五是按无形资产（本）投入分配。知识经济的发展，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使技术专利、版权、著作权、技术秘密、商誉、商标、专用名称、计算机软件、经营理念、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些无形资产（本）都是智力资本的凝结，按其投入参与分配。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利于提高效率，能从根本上打破传统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但也就意味着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由于劳动与生产要素投入不同，人们的收入差距会拉开，这有利于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社会上会有弱者、老者、幼者、失业者、贫困者，因此必须注意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保持社会公平。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
1992年邓小平在巡视南方谈话中就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此后中国在建立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分配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首先是力求为所有劳动者提供起点的公平、机会的公平。起点与机会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正，只有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施展才干的机会，为广大经营者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为广大科技人员提供平等的科技创新机会，才能较好地体现社会公正。其次，要注意通过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一是调整居民收入结构，包括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努力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二是加快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快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将养老保险制度范围扩大到城镇所有企事业单位，所有城镇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制。全面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城镇所有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必须建立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企事业单位员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证城镇生活困难居民得以解决温饱问题的“最后保障线”，凡城镇居民，包括已经失业，或正在待业，或发生天灾人祸，其收入标准未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由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社会保障资金予以补贴到最低保障线。近几年来我国正注重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有的地方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已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五）经济联系的开放性与独立自主的有机结合
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性经济将国际国内市场融为一体，以全球化思维推进国际化，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一是从沿海四个特区试点起步，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原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发展迅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与经济全球化紧密联系。二是加快进出口贸易发展，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需求动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三是在国内外商品与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充分发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市场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先进生产要素，积极承接和参与国际产业转移。四是在大力引进外资、外企的同时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开展海外投资与国际技术经济合作，建立海外销售网络、生产加工企业、研发窗口及原材料基地。五是在国际国内商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接轨程度提高的基础上，促进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规则相“磨合”，对国内的相关改革形成倒逼机制，促进改革的向前推进。六是把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坚持独立自主有效结合起来，对不同产业领域实行充分开放、适度开放、有限开放的差别性开放政策，注意维护中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主动防御和及时化解国际市场传递的各种危机和风险，处理好各种经济贸易摩擦与纠纷，避免了南美模式及东亚模式危机在中国的重演。
（六）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结合
放权让利的市场取向改革释放了社会成员长期以来在被计划经济、集权体制压抑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性，释放了各个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单位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也释放了各个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横向的经济活动拓展，市场不断活跃，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逐利性、开放性、竞争性、效率性充分显现出来。但与此同时在一个经济大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从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如何在保持市场经济活力的同时，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底子薄、地域辽阔、民族多样、农村人口比重高且文化素质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未经历过工业革命阶段的大国，如何借鉴世界政治文明而又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上创新，以实现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结合，便是中国模式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实施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我国基本构筑了既促进市场活力不断发展，又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活而不乱的现代政治体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市场经济、体现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模式；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结构，当然这种公共治理结构亟待完善。二是基于现代法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和目标，并按宪法精神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是基于多党合作、体现共产党执政的民主协商政治模式。其基本要求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实现协商政治和民主监督。四是体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还存在缺陷，还需不断完善，但上述基本构架既借鉴和吸收了世界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成果，又从中国实际出发，体现了中国特色。在现阶段这种政治体制既可以保持国家、社会的统一，有效防范民主政治进程中社会的动乱，又可使国家有比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掌控能力，集中力量办一些有全局影响的重大事项，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家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市场经济健康的发展。
四、重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长中的问题与治理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长中的问题
1.体制制度中的封建残余影响。这是目前被理论界普遍忽视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应刻意回避。从历史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与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民主管理及民主法治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缺乏。相反，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宗法思想、人治、官本位、封建特权等思想与价值体系一直延续下来。至于近代中国，更由于未经历过大规模工业革命及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冲击，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畸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思想体系未有任何变化而承袭下来，其后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封建专制历史最长、封建专制思想影响最久的一个人口大国，因而我国的封建思想的历史包袱也最重。因此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十分尖锐地指出了破除封建残余思想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⑩ 他在谈话中对特权、家长制、官本位等封建思想残余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将其作为一个主要部分集中进行阐述。今天当我们讨论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时，如何防止封建残余思想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注意防止出现封建权贵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扭曲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现有的制度体系深层改革中要认真解决三大问题，即如何突破封建特权观念的束缚，真正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平等观念；突破“官本位”思想，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民本位意识与观念；破除封建“人治意识”，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理念。要防止在制度设计与调整中强化特权意识、官本位思想、人治理念等封建残余，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重点是推进以建设现代民主为目标的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
2.崛起观念中的思想误区。急于求成的过分乐观主义与盲目自大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国经济崛起中思想观念的困境。在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中，这两种理念和情绪不时会在专家学者的文章、演讲及网民的博客中反映出来，并试图影响顶层的决策。有的一谈中国崛起就忘记了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几年之内中国就可全面超过欧美，独步天下。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在现代化，但从总体上讲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期间甚至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还有的一谈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就认为中国的经济产业已全面陷入美国的阴谋圈套中，习惯于唱传统的冷战思维高调，极力主张用强力办法解决中国与各国的争端，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这就完全背离了党中央关于和平崛起的战略。我们应牢记毛泽东关于中国永远不称霸和邓小平反复告诫的“中国人要谦虚谨慎，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的指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坚持和平崛起。
3.经济社会发展中“三农”问题突出。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从农村向城市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特殊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遇到的窘境。目前主要表现：一是农业生资价格走高农民增收难；二是耕地减少是刚性趋势，存在粮食安全隐患；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差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产品供给落后，城乡发展差距扩大；五是农村生产要素及商品市场体系发育严重滞后。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例，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当年的中国是其中之一。在此后的10年中，中国城乡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更是有增无减，2005年超过了3∶1。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1.86∶1——扩大到2005年3.22∶1——2006年的3.28∶1——2007年继续扩大到1∶3.33。此外农民失地及利益损失严重。
4.重大经济比例不协调。一是投资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并存；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快速工业化的进程，我国消费率处于持续下降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的65％左右降至50％以下，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消费率快速下降，从2000年的62.3％下降至2007年的48.6％，8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8年的43.5％，上升了8.2个百分点。二是一般产品市场过剩与重要资源短缺并存（产能过剩产品过剩）。三是经济增长持续走高与就业压力加大并存。四是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失调，如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与出口质量严重滞后并存；如中国虽然成了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价值链中仍处于低端环节为主。
5.收入分配关系失衡，贫富阶层分化严重。据权威专家组调查中国基尼系数在2006年就已达0.53，(11) “中国财富正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已是不争事实；同时存在人口较多的贫困阶层，主要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与相对贫困人口、失地农民、城市下岗失业难再就业的低收入者及无收入人口；低收入与贫困阶层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突出。贫富差距非正常扩大重要原因是大量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存在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贫富差距的非正常扩大一是影响社会和谐，二是影响市场消费需求的启动，加剧市场过剩。
6.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难，资源危机、生态危机进一步显露。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征是“四高一低”即“成本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高、综合效益低”，加剧了短缺资源的短缺以及环境污染；如2008年，中国创造了世界6.4％的GDP，却消耗了世界7.4％的原油、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和40％的水泥；制造业的能耗占全国一次能耗的63％，单位产品的能耗高出国际水平20％～50％；中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生态恶化形势严峻，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km2，沙化土地面积约100万km2，原始林不足1／10，森林质量下降，草地退化面积达2／3，地下水超采（海河平原漏斗面积2万km2）全球1121种濒危物种，中国有190种（IUCN）。
7.市场混乱与无序状态严重。一是诸侯经济分割统一市场。二是非正常垄断破坏公平竞争。三是商业贿赂盛行加大交易成本。四是诚信缺失，欺诈掠夺经营，造假贩假；如非法传销、非法集资、虚假广告、信息披露失真、制假贩假、网络欺诈等，2008年的三鹿奶粉质量事件曾震惊中外。此外公权腐败严重，广泛蔓延的腐败更使收入差距存在雪上加霜，同时权力商品化冲击市场平等竞争，助长市场混乱。
（二）加大制度创新努力完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当然上述问题只是中国前进中的问题，但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很不完善，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本质特征开始显现，但中国现代化任务还未完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更需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从制度创新层面去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历经30年较长周期的高速发展后，深层次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危机都已暴露出来，在这些困难和问题中，笔者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体制与制度的滞后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12) 如公共权力的腐败和寻租活动的制度化与泛化，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太大，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来临，主要经济比例的失调，市场诚信的缺失与无序严重等等。在这些显露出来的问题中，最深层的是权力扭曲了市场的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正使市场发生变异，权力扭曲市场正成为市场发展的深层障碍，它极大破坏了市场的平等竞争和市场的效率。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缺陷必须重视制度创新，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例，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认为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又过度下移；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又如市场机会的垄断、公权的腐败、贫富差距非正常扩大等都要从制度改革中去求解。由此我们应更加重视制度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正如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所得出的结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而制度和技术同样都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经济制度的演化可以认为是人类为了减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技术进步可以认为是人类为了减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做的努力。从历史上看西欧的英国和美国率先从农业国演变为后来工业化强国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一个有利于市场运行的制度。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历史上的强国的衰落以及前苏联由强大而解体，也都是制度滞后所致。
因此，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实施《宪法》，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加快现代民主、法治建设，深化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冲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真正认真荡涤封建集权政治与自然经济留下的腐朽观念，认真克服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模式与计划经济留下的思想影响。同时，切实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统筹对外开放与对内协调发展，大大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要加快两型社会建设，加快低碳型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协调，提高社会公平度，减少贫困者及低收入阶层，完善社会保障，普及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扩大和保障民众参与经济政治事务权利，增进国民福利，提高居民幸福指数，努力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