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党总会犯错误，哪怕一直是没有执政经验，只管动嘴不管动手的在野党，也有说错话、支错招的时候。但凡事都有例外，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在建党以后近90年的历史中没犯过什么大错的政党，它就是日本共产党。
日共成立于1922年7月，比中共正好年轻一岁，但却是现在日本各政党中最年长者。日共从成立开始就一直在努力反对当时日本的大地主大财阀政治，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对战争，从而在战前一直是非法存在。
日共的总书记德田球一就从1928年开始一直坐了18年牢，而另一位领导人野坂参三只能远走他乡，大半个战争时代都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度过，直到麦克阿瑟占领了日本之后日共才成为了合法政党，而且在1946年战后首次选举中还得到了五个席位，到1949年的大选时，日共的议席增加到了35席。
但这就引起了日共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1950年1月6日，共产国际情报局突然发表了一篇论文《有关日本的形势》，开始了批判日共领导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议会斗争”路线。祸不单行的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可不管共产党的内部斗争，认为既然在打朝鲜战争，日共就肯定是第五纵队，于是和日共翻了脸，把日共领导人都剥夺了公职，实行预防式逮捕。就是说虽然还没有抓到你犯罪的真凭实据，但是为了预防你犯罪，先把你抓起来再说。到了1952年还干脆制定了一个《破坏活动防治法》来专门对付日共。这下野坂参三和德田球一就只能再次远走中国。
德田球一后来在1953年10月14日客死北京。两年之后的1955年9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3万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刘少奇主祭，毛泽东亲自题字“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
对日共的限制措施一直到1955年签订旧金山和约日本独立之后才得到解除，日共也再次放弃了斯大林强加给他们的军事方针，确认了“议会斗争”的行动纲领，这样在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匈牙利事件没有给日共带来什么很大的困难，日共受过斯大林打击这件事反而证明了日共的先见之明。
一来是日共长期被苏共打压，二来是日共在历史上和中共一直有密切关系，所以在中苏两党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日共很自然地就站在了中共一边。1964年左右是中日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那时在日共成员中有一个学习中文的热潮，甚至流行用中文来读自己的名字，但是两年之后，这个最好的友人居然变成了中共“四大敌人”之一。
1966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存在四个敌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和佐藤荣作反动内阁”。背后的原因是，1966年3月份访华的日共议长宫本显治在上海拒绝了毛泽东亲自提出的要求日共在中苏论战中明确支持中共的要求。这样日共也就成为了和苏美比肩，甚至比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内阁更加危险的敌人。中日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在此之后的8月份，日共从北京撤回日共驻华代表以及《赤旗报》的驻华记者，但日共驻华代表以及《赤旗报》的驻华记者在首都机场遭到红卫兵围攻，被殴打致重伤，这样两党之间的关系完全断绝。
这种关系的断绝对于日共不是什么坏事，在中国的“文革”消去了神秘的光环而暴露出那只是一次对于本民族的拷打和抢劫之后，日共再一次以“高瞻远瞩”的目光而为人敬佩。
要知道当时在日本连一部分自民党议员对中国“文革”都颇有赞词，更不要说社会党等左翼政党了，唯一从来没有同意过“文革”的就只有日本共产党。
在朝鲜问题上也是这样，在中国“文革”开始之后，日共也停止了和朝鲜的交往，在朝鲜绑架日本公民的疑惑露出水面之后，和一贯支持与朝鲜改善关系的社会党有着血缘关系的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在不少场合下很被动，但是一开始就支持追查朝鲜绑架事件的日本共产党和此事却无关系。
日共不但在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持反战立场，在战后的政治活动中还是坚持了这个立场，从过去的反对朝鲜战争，反对越南战争开始一直到现在反对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既反对美国主谋的战争，也反对苏联或者俄罗斯联邦所策划的战争，在日本能够如此旗帜鲜明地长期一贯坚持反对战争立场的政党就只有这么一个。
日本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始终如一地在重大问题上采取正确立场？长期以来历任日共书记局长、委员长和议长，继德田球一、宫本显治之后的日本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不破哲三日前出版的回忆录《时代的证言》也许能够提供一些答案。
不破哲三是日本一位很典型的经过一高进入东大的学历贵族，但这位16岁就参加了共产党的精英最后还是拒绝了主流社会的邀请而在共产党内干了下来，连续11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日共区别于其他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日共领导层一直是由知识界精英所组成的，现在的日共书记长志位和夫是东京大学毕业，早期的河上肇、宫本显治等日共领导人也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这种现象的由来是因为原来的东京帝国大学是一个连特高警察都插不进手去的特区，即使在战时，东京帝大里仍然可以公开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东京帝大的毕业生们多少有点左倾，起码对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出几个共产党员是理所当然的。
不破哲三的回忆录除了本人的经历之外，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资料，他是为数不多的现在还在世的见过毛泽东的人，而且就是那次有名的宫本显治对毛泽东说“不”的会谈的见证人。
此后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尼克松和田中角荣的访华，使得美国和日本政府不再是中国的敌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但直到1997年，中国曾经的四大敌人中，有一个日本共产党依然戴着“敌人”的桂冠。
实际上早在1985年中共就曾经通过罗马尼亚共产党向日本共产党表示过恢复关系的建议，但日共方面不肯让步，坚持要中共认错并中止和反日共组织的联系。一直到了1997年底，对外联络部部长戴秉国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明确地把“中日两党关系正常化”作为1998年的任务之一，这样才有了中日两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
由于日本所处的特殊位置，在战后两次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直接战争，韩战和越战中，日本都起到了美国直接军需基地的作用。很多人都对反战的日共在这两次战争中是如何行动的感兴趣，在不破哲三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
日共始终能够柔软地根据形势而改变自己的主张。日共除了在上世纪70年代宣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之外，在2004年还放弃了“先锋队”的概念，理由是所有党派都是平等的，不应该存在“领导党”的概念。
日共的这种柔软性是经过痛苦的挫折得到的。本来日共的支持层还应该更加大一些，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反对日美安保协定的斗争中，日共拘泥于苏共对于所谓“托派”的态度，认为指挥运动的托派分子，自觉地和运动画了一条界线。从而丧失了一代知识青年的信任，而当时的知识青年到现在基本上还是各行业的重镇，日共说话缺少影响力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接受了那个教训，在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日共开始相当务实起来。现在不少即使在选举时不投日共票的人也认为日共是日本政治中不可缺少的一支政治力量。有过这么一件事：在1979年，日共具体测算了在松下公司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工们每天所做的动作，发现这些动作的频度已经超过了生理科学所给出来的极限，生理学专家们甚至否认人能够那么动作，但是松下公司生产线上的工人愣是做到了，这才是生产线工人肩周炎、肌鞘炎等疾病发病率高的原因。在共产党把这件事情递上国会之后，国会通过了有关保护工人劳动强度的法律，当时的自民党首相大平正芳甚至在国会食堂就餐时特地到不破的桌子边上来向不破致谢，说：“你的质问太好了。”
但是在丰田公司推广其“看板式管理”的时候，日共的反对意见就没有人听了。日共认为丰田的看板式管理是一种极为自私的管理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上仅仅是从丰田公司自身的利益出发，利用丰田公司在产业生产链的优越位置强行要求其他零部件提供商以及加工厂家将一部分利益切割给丰田公司的行为。如果听任这种管理方式继续的话，丰田公司的利润会大幅增加，但其他零部件提供商和加工厂家的利润会大幅度减少，最后影响全社会的经济活动活力。
但这次日共的建议未被采纳，反而被其他政党讥笑为“落后于时代”。事实上标志着日本经济停滞的日本中小企业的衰落现象确实开始于丰田公司开始推广“看板式管理”的时期。当然日本中小企业的衰落是否和“看板式管理”有直接联系现在在日本还是一个争辩的话题，但“看板式管理”在日本开创了一个企业的宗旨仅在于利润，企业的社会贡献被忽略不计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才导致了日本产业空洞化这一点现在则也是日本学术界的共识。
在这次民主党内阁出现之后，日本共产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提出了“成为建设性的在野党”的纲领，表示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之中去，这个改变的思想基础其实从不破哲三的这本回忆录里也能找到。不破哲三对于日本经济在几乎20年中始终处于停滞状态的解说是因为现在的日本政坛除了日共之外几乎可以成为“全员执政党”，这样政治对于资本的干预和监视功能就完全消失，资本能够在毫无拘束的前提下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才是日本经济缺乏活力的最大原因。
虽然日共的党纲已经被再三地修改，但是和日本社会的现实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看得见的将来日共成为执政党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是决不能从不可能成为执政党这一点而否认日共存在的意义，事实上正是有了日共这种“万年在野党”的存在，才保证了一种能够对执政党实行监督的制约机制的存在，但这种制约机制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则需要日共自己进一步的努力和其他执政党对在野党的尊重了。
要了解那个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年代，了解那个年代中的日共和中共，了解日本议会政治的运行，读一下不破哲三的这本书很有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