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您知道吗，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经济理论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治理通胀，必须果断而坚决地紧缩银根。
我国中央银行虽然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加息一次，但这远远不够。
尽管准备金率的提高冻结了银行的可贷资金，有助于控制银行贷款，实际上，此举纯属多余。这两年实行的贷款额度制已卡死了放贷规模，银行可贷资金的多少不再是制约因素。这就如同计划体制下用粮票限制购买，粮店储备了多少馒头无关痛痒，社会粮食消费量由粮票决定。已经有粮票（贷款额度）了，干吗还总是在粮店的库存（银行准备金）上做文章呢？
说起粮票，领导，您知道吗，改革开放没几年，我们就解决了计划体制下无法解决的粮食供应问题，把粮票送进了历史博物馆。现在票证好像又回来了，贷款额度相当于给银行发“信贷票”，房屋限购令相当于给居民发“房票”。过两天猪肉、大米的价格若涨起来，是不是又要发肉票和粮票了？干脆把发改委改回国家计委吧？反正现在两者也差不多了。
笔者一如既往地反对各种各样的数量控制，包括美联储的“数量松宽”、我国的信贷额度和准备金率的无节制上调。设想准备金率调到50%，银行还怎么经营？一半的储蓄资金不能用，但利息一个子儿都不能欠。准备金率若调到100%，银行就只好歇业了，或者改为基金、彩票销售点，赚些钱发工资，付利息。
领导，您知道吗，仅仅管住银行信贷治不了通胀，例如蔬菜价格就和贷款没啥关系，谁见过老百姓拿银行贷款买萝卜的？深圳居民到香港扫货，手里拎的也都是成捆的现金。储蓄资金大搬家，从银行涌向市场，物价焉有不涨之理？这中间的道理不难理解，即使按照官方的CPI数字计算，存款的真实利率眼下仍是负的，2.5% - 4.4% = - 1.9%。看着放在银行的储蓄一天天贬值，人人心急如焚，不把钱换成实物，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赶快加息呀！起码也要让存款利率高于通胀率吧？
加息怎么就这么难呢？现成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什么不用呢？
本来央行就应该灵活调整利率和汇率，以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这两年政府却更重视利率和汇率的稳定，而听任经济和价格水平上下波动，把手段和目标整个给搞反了。
加息当然有副作用，比如吸引热钱流入。但领导您知道吗，宏观政策从来就是两难选择，不光今天如此。印钞票创造不了财富，只能制造通货膨胀，而通胀将导致民怨和社会的不安定。掂量一下热钱的压力和通胀的压力，应否加息是不言而喻的。
冻结利率和雪藏汇率等于捆住自己的双腿，怎么走路呢？绝招是借助双拐，左手挥动发改委，右手撑着工信部，胳膊代替大腿，踉踉跄跄，拖着木桩般的下肢，艰难前行。这两个部位还真不辱使命，今天清查绿豆、大蒜涨价，明天打击“囤积居奇”，后天狠抓“投机炒作”，忙个不亦乐乎。
领导，您知道吗，这些举措早就不是宏观调控了。宏观调控有着严格的定义，指的是政府通过对总量的控制，注意，是总量，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宏观”的含义就是“总量”、“全局”，而不是“单个”、“具体”。总量只有两个：货币总量和财政收入/支出总量。宏观政策因此也只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绿豆、土豆不是宏观，打压房价、菜价也不是宏观调控。将“政府调控”等同于“宏观调控”，再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这是对宏观经济学的亵渎。如此篡改和阉割“宏观”，令讲授此课的教师感到很没面子，如果不是迫于生活压力，真不想再干下去了。
领导，您知道吗，行政干预市场越多，对经济和社会的伤害越大，因为所有的行政干预都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市场的效率，而且绝大多数的行政手段都与法律不符。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重要的信息源，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凡价格上涨，必然是供不应求，看到价格上涨的企业，察觉到有利可图，在价格的指导下增加供应。这样做的结果是缓解短缺，自动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如果政府管制，价格不能反映社会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企业不知道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就会造成资源的错配。
正是由于政府的长期管制，人为压低能源和资源价格，鼓励了高耗能项目的上马，致使我国经济“褪绿染黑”，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003年的62%上升到2009年的72%，单位GDP的能耗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最近政府在一些地方提高了水价、电价，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下一步应放松和解除管制，让市场发挥更大的定价功能。政府同时应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直接的财政补助，抵消生活费用的增加。
行政干预价格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不合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只适用于“极少数商品和服务”（第3条），必须以定价目录为依据（第19条），并“开展价格、成本调查，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第22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制定后，由制定价格的部门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第24条）。仅“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干预价格（第31条）。
逐条对照法律，不难发现，近期政府的干预有明显的违法嫌疑。干预早已不限于“极少数商品”；干预全凭官员的意愿，从未制定过定价目录；既不进行价格、成本调查，也不听取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意见；政府自己的“心理价位”秘而不宣，从未按法律的规定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法律仅赋予政府行政干预“市场价格总水平”的权力，注意是“价格总水平”，而不是单项商品的价格，而政府已动用行政手段打压大蒜、绿豆、蔬菜、粮食、房地产等具体商品的价格。
领导，您知道吗，《价格法》仅宣布“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为非法，根据“法律未禁止就可以做”的原则，“投机炒作”和“囤积居奇”便无可指责。股市上多少人天天都在投机炒作，拿到潜力股，谁不囤个好价再卖呀？真要禁投机和囤积的话，就先关股市吧。以后官方文件别再拿这些词儿说事儿了，免得人家说咱不懂法律。再有，谁违法、谁合法，法院说了算，行政部门不能私自给厂家、商贩、农民等经营者定罪，更不能私自惩罚他们。
依法干预价格的重要性还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价格这东西不同于GDP，它涉及相互冲突的利益。打压菜价，城镇居民高兴，但农民不高兴。打压房价，没房的高兴，有房的却不高兴。农民和有房者肯定会问，我招谁惹谁了，凭啥让我的收入和资产缩水？如果政府依法行政，农民和有房者就不能抱怨了，因为法律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公民（或公民代表）同意的。
搞市场经济三十多年了，怎么政府现在成了主导力量？什么时候企业和民众才能回到舞台的中心？什么时候市场才能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笔者不知道。
领导，您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