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老师把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到现在所谓的道统和法统说得这么清楚，这对我很有帮助。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作为政权象征的法统和作为知识分子精神传承的道统是分开的，由此，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家国情怀，有了那种关心国家大事，孟子说的大丈夫的气概。在中国历代上都是法统礼拜道统，而不是相反。当然道统又是为法统服务的。就是贵为皇帝也要对孔孟之教勤奋学习。正所谓“天地君亲师”嘛！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把一个法统即政权的合法性和一个道统即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结合在一起，并又以封建文化和种种残余势力的影响为背景。毛泽东同志说的“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出让了自己的思想、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其实“文革”之前，意识形态中就已开始了“文革”。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对祖国、对人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勇敢的思考和批评。

我觉得中国皇帝在这方面最花力气的就是雍正。雍正不但要做皇帝，他要把儒、释、道三教结合起来，超过孔孟。他说我既是人间的帝王，也是我子民的导师。他办过“三教会”的讲习班。他把皇子们请来，包括曹雪芹的表哥。在卧佛寺登坛说法。自己命名为“破尘居士”。中国历史上已经分开的道统和法统，雍正又要统合起来。但雍正权威不够，他失败了，并在道统影响深远的中国留下骂名。这在我们思想解放、接受新鲜事物的时候，资老师的这种区分特别宝贵。我借用资老师说的“道统”、“法统”的说法，意思是要表达：人民思想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和国家立法、执法、司法职能，既要联系，又需分开，现在还是要更多强调一分为二的方面，恢复发扬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确实有很大成绩，但是对改革开放各种说法也非常多。最先最有权威的说法还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说我们有两种改革观，现在我看何止两种改革观，我们有多种改革观。一个工人跟我说，现在我们的政策到底是为谁来服务？让我们工人下岗，几次会就可以决定几千万的工人下岗，而你们干部的车改改了十几年还没改出个名堂来。他说到底我们下岗重要还是你们车改重要？我们的城镇化应该推进，但是城镇化推进的结果，就是农民的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不断变为国有土地，国有土地再卖高价，这是明目张胆的、变着法地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这既无马克思主义的“道统”，却打着国家的“法统”旗号，这哪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劲儿。

这回高考，我看了得零分的一份卷子，一个考生写：什么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我就想当官，就想当公务员，当公务员赚大钱，这是我的真话。这个思想当然不好，但是你给他一个零分好不好？我觉得也需要研究。我们现在整个社会风尚都是当官做公务员，人家说了句实话就是零分，是否教育部门又在通过考试让青年学生让出自己的灵魂思想呢？

对此，有的同志说怎么办？我觉得现在社会主体人群确实大大变了，“五○后”、“八○前”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主体。他们中很多人并不熟悉历史，不知道“文革”，这是不足的。但是，那种愚忠的东西也不接受，他们中的爱国热情普遍不低，很少有人愿意让出自己的思维能力，这方面比我们这代人强多了。但我们这代人也得历史际遇所赐，绝不受人蛊惑煽动，丧失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过去我们说社会主义合法性的时候，总是纵比，拿自己的现在和自己的过去比我们比解放前好，比一九四九年好。现在可以与其他国家横比了，甚至认为我们马上超过日本了，我们已经超过德国了，美国现在也很怕我们了。但我们怎么超过日本？日本还有一个海外的日本，海外资产一万八千亿美元。这个一万八千亿美元加上来，我们又差一大块。我们的投入产出效益怎么样？GDP和EDP能够平衡吗？这都是国计民生还未解决的问题。像这样的讨论不可中断，应该继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