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人们都非常重视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或简称“政体”。在不少人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等等，不一而足。这个看法，可以叫政体决定论。它对不对呢？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却是似是而非。比如，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政体的特征是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而这种政体是一种“好东西”。我在《民主四讲》一书中提供的大量数据证明，这种政体与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幸福其实均没有什么关系。政体未必有决定性的作用。

群众路线的四个支撑点

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必须注意的根本性区别。流行的民主概念只是看有没有竞争性的选举，而更进步一点的民主观认为，除了选举外，还强调公众参与，这就有点政道的意思。而从政道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群众路线”是非常民主的，如此实践，才是政道之极。

什么是参与型民主？当今对公众参与的讨论似乎假定，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无非是把原来紧锁的门改装成虚掩的单向弹簧门，公众参与就好比公众推开了那扇门，得以参与屋内的游戏。不过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参与”的理解与此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决策者必须走出户外，主动深入到民众中去。

与目前流行的各种公共参与模式相比，群众路线可以说是一种逆向参与模式，它所强调的是，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这个模式有四个支撑点：

首先，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毛泽东本人十分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也经常利用战争间隙深入群众，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和需要。

其次，深入群众是为了培植群众观点。为此，毛泽东同志要求领导干部经常下基层，并在下基层时实行“三同”，即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除了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外，上世纪50-70年代还形成制度，定期将领导机构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当社员，下放到车间当工人，下放到连队当兵，直接参加体力劳动，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

第三，深入群众，就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民意。毛泽东特别强调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也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典范。他认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一定是脱离实际的东西。“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为此，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名言。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可以有两种方法：走马观花和下马观花。他提倡下马观花，即深入基层、长期蹲点，做从历史到现状的系统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第四，调查研究也是向人民群众吸取民智的过程。毛泽东式的“调查研究”与西方实证主义的“调查研究”不同，因为人民群众不仅仅是被观察对象，也是调查的积极参与者。这个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源于对人民历史作用的判断。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重建人民社会靠什么

“社会建设”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或话语，而我们主张“社会重建”。因为“社会建设”的提法，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我们似乎以前没有建设过社会。

我们今天面临的真问题是：一方面几千年来的社会组织被瓦解或自行崩溃了，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是商品化、工业化、市场化动摇了革命时代的社会组织遗产，或者说，这些遗产已不足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了，于是就有了社会重建的问题。

我们讲的人民社会是指，社会组织与政府，或者政府与社会组织应该是血肉关系，是一体化的关系，而不是要刻意地使这种关系成为对立的。公民社会理论讲独立性，但他们对社会组织与企业、与商业组织的紧密关系却熟视无睹。我们认为，社会组织产生的内部效应也许对实现民主更重要。

我们要建立人民社会，就更应重视社会组织的内部效应，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培育合作习惯和公共精神。二是培育互信、互惠、温和、妥协、谅解、宽容的品性。三是培育与人交往、共事的交流技能。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方面的习惯和技巧都是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

我们要建立人民社会，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到：13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56个民族、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这是重建人民社会的根本前提。

同样的，坚持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得以顺利展开的根本前提，维护改革开放，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个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