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默多克（Rupert Murdoch，1931年－ ）主导的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已经成长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性传媒帝国，甚至可以说，20世纪是默多克的世纪。但就是这个传媒帝国，在平安度过1990和1991年几致覆灭的财政危机之后，却在2002、2005年直至2011年7月份以来曝光的一系列发生在英国的窃听事件的牵连下，呈现出如最后一根稻草压倒骆驼般的戏剧效果。其中的原因和道理值得我们深思。
一、以默多克新闻集团为代表的当今世界传媒秩序之特征
当今西方主导的世界传媒秩序的形成非朝夕之功。19世纪中期以来的便士报时代开启了传媒商业化的大幕，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战争宣传体现出传媒的重要性，开始了全球传媒政治化的进程。美国主张的传媒商业化路线和以新闻集团为代表的跨国传媒集团，主导建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的世界传媒秩序。以新闻集团为代表，这个传媒秩序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传媒家族化奠定了当前世界传媒秩序的底色。综观世界上最大的三家传媒企业，无一不是家族企业。新闻集团是默多克1954年从他父亲手中接过来的小公司。现在，新闻集团虽然已发展成国际化的上市公司， 有董事会和监督委员会，但默多克依然拥有对新闻集团各项事务的绝对决定权。2003年11月，在默多克次子杰智·默多克出任天空广播公司CEO的提议遭到股东反对时，默多克坐上他的私人727喷气机飞往英国，最终促使股东一致表决通过对杰智·默多克的任命。与新闻集团等量齐观的是美国维亚康姆公司。其现任CEO萨默·雷石东和默多克同一年，即1954年继承了家族公司——一家汽车影院连锁店。如今，维亚康姆的经营范围包括传媒业和娱乐业的各个领域，占有全美广告总额的20％以上。德国的贝塔斯曼出版集团在1835年成立之初也是一个家族式管理的小型公司，以出版发行教科书、宗教图书为主。历经5代贝塔斯曼家族成员的领导，贝塔斯曼公司逐步由家庭所有型公司向企业规模化发展，并从一家中型的印刷出版公司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传媒企业之一。
第二，传媒政治化显示出当前世界传媒秩序的本色。传媒政治化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传媒集团自身的发展就与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次，传媒本身也成为政治的延伸。默多克从不掩饰其政治观点，即使是面向市民的、带有色情和低俗的报纸也是如此。如市民小报《纽约邮报》，尽管常以“无头女尸”为标题，却同时表达鲜明的政治观点，《太阳报》亦然。默多克被称为“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他支持哪个党派，哪个党派就会在竞选中胜出。虽然英国前任工党首相布莱尔和布朗的当选得益于新闻集团的造势，但多数时候新闻集团下属报纸都力挺保守党，如撒切尔夫人和卡梅伦，因此工党一直耿耿于怀。窃听事件曝光后，工党及反对默多克全资收购天空卫视的势力趁机呼吁保持国家媒体多元化和相互监督的重要性，以避免默多克集团滥用其所占据的强势媒体地位，实则希望借此将默多克挤出英国传媒市场。传媒政治化的另一例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贝塔斯曼公司曾充当第三帝国的宣传机器，为纳粹军队印刷了几千万册各种图书。
第三，世界传媒理念的象征是西方传媒秩序的涂抹色。高校教材里讲授的传播学理论和传媒经营理念多数源于美国，而新闻集团正是这些理念的代表。默多克代表着传媒产业化的顶峰，他善于淋漓尽致地运用普利策和赫斯特开创的大众化传媒手法，同时成功兼营 《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等严肃类报纸，将传媒产业化运作到登峰造极。默多克是传媒业规则的制定者，他有着鲜明的个性和政治倾向，他的每一次收购都直接带来被收购传媒和当地乃至该国传媒业态的根本性改变。例如，他在英国对几家报纸进行现代化改造以致引发工人罢工，默多克通过其掌握的传媒平息罢工的手腕，对英国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默多克是传媒美国化的符号，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传媒帝国的兴衰与下列几个美国人的名字紧密相关：普利策、赫斯特、奈特·里德、甘奈特、迪斯尼、雷石东，当然，其中名声最大的当属默多克。传媒帝国具有以下特征：整体经济实力，横跨大陆和国家，兼及传媒业上下游，影响广泛涉及政治和文化。默多克新闻集团是一个集商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为一体，且各类资本彼此借助的“巨无霸”媒体帝国，是美国在全球扩张以及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渠道。20世纪西方的传媒业本身就是纯粹商业化运营与公共新闻、公共文化空间和价值之间博弈的结果，而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恰是前者的象征，是西方纯粹商业传媒理念的代表，是“美国世纪”的符号。
第四，大型传媒集团之间合作和互补是当前世界传媒秩序的流行色。新闻集团与其他跨国传媒业之间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他们既彼此间展开合作，同时也和投资目标国家和地区的强势传媒联合。例如，1996年迪斯尼公司与新闻集团控制的卫视体育台在新加坡联合成立的ESPN STAR SPORTS传媒发展公司（ESS），目前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卫星和有线体育电视网，为亚洲25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服务，其中包括中国的33家有线电视台。贝塔斯曼和默多克旗下的STAR TV在亚洲的广播网合作成立合资企业，共同投资建立了CHANNEL[V]，与维亚康姆旗下的MTV音乐频道展开竞争。
第五，抢占业态上游和不断强化世界各种议题的话语权不动声色。世界范围内传媒产业上游的特征是：第一，规模庞大，包括人员、覆盖地区、节目制作和播出能力；第二，产业垄断，媒体的经营和运营高居产业顶端，创新和创收能力强大，资金雄厚，富可敌国；第三，影响巨大，不仅在本领域内信息的传播具有毋庸置疑的品牌效应，而且超出传媒产业领域之外，也具有强大的信息渗透能力、知识生产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和文化建构能力。上游的传媒业，因为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与国家品牌的血肉相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等同于国家喉舌，其影响覆盖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上游产业的代表是美国新闻集团、时代华纳、维亚康姆、德国贝塔斯曼等。这些传媒集团大亨向全球传播西方文化和整合世界传媒秩序，将传媒垄断推行到世界范围，建构了西方传媒垄断集团集成话语权的世界传媒秩序，而这样的发展不露痕迹，尽量不着颜色、不动声色。
二、从“窃听门”事件开始，世界开启传媒新秩序的大门
理论上，大众传媒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元素。大众传媒产业兼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概括的第一和第二两大部类，既有诸如印刷机、编辑机、摄像机、录音机、电视机、收音机等需要在第一大部类里动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设备，及围绕这些设备和终端受众的需求而衍生出来的诸如采写编评的业务形式，和记者、编辑、摄影师等服务人群，也有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服务内容的第二大部类。如果从生产的角度考虑，没有两大部类生产体系的配套，遑论建构于其上的传播秩序。
大众传播秩序构成人类文化变迁的重大系数。 一定的传播秩序下的传媒业发挥着层次递进的社会功能：第一，采集信息，生成能够被报道和被购买的新闻稿；第二，植入观点，将传媒所属利益集团的观点随新闻产品（报纸、广播、电视节目等）兜售给受众；第三，形成舆论，传媒产业化、集团化、全球化、垄断化后通过立体和全息传播，汇聚或制造一种社会认同，并扩散这种社会认同，以影响其他人，从而逐步形成某种公众舆论；第四，建构文化，借助信息传播的力量，传承历史，传递知识，建构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或推进文化的提升和变迁，或阻挠和破坏文化的进步。传媒的上述功能从一国国内拓展到国际范围并长期运作，如果没有一个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对其进行有效制约，一国或某些国家的意志就会逐渐凌驾于另外一些国家，并介入他们的文明演进和文化变迁的进程，改变甚至扭曲其方向。
正如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所言：“新闻业不发达和经济不发达是一对孪生姐妹”。传媒业的下游，包括了发展中国家的传媒，如星光点点散布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尚停留在一种社区传播的层面，很难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影响范围极小，甚至处于从上游传媒业来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层次。
构建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努力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即已论证了世界新闻传播不均衡、不平等状况，并提出建立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多年来，不断有包括西方有识之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对不尽公正、不尽合理、不尽平衡的国际舆论传播秩序提出质疑并呼吁改变。《参考消息》2005年3月22日第3版题为“法国向美国发起‘文化反击’”的报道称，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发誓对美国的文化统治发起一场“反攻”。他试图争取英国、德国和西班牙政府的支持，拟耗资数百万欧元，将整个欧洲文学作品搬上网络，以防法国的语言和思想有朝一日被削弱。加拿大政府对本国文化产业提供津贴以避免成为美国第51个州，德国也开展“净化德语”等活动，这些都从国家层面上反射出一些国家对当前国际传媒秩序的忧虑和为改变这种秩序所做的努力。
默多克“窃听门”事件处理的过程和结果，或可使广大受众期待传媒新秩序的开始。默多克曾说：“我的过去是由一系列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战争构成的。”只是这一次发生在英国的“窃听门”事件已非一场他自己可以主导的战争。无论是英国政坛地震、英国民众 舆论，还是美国发起的对于“9·11”事件当事人是否遭到窃听的调查，都明示“窃听门”事件可能导致默多克新闻集团被迫分拆、默多克下台，甚至还有可能使这场大火烧到美国的本土公司，进而波及新闻集团的全球业务。这是形势的逼迫，是新闻集团内部的压力（董事会成员要求默多克辞职），也是新闻集团继续保持其发展地位和领域潜力的要求。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世界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