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经济增长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学领域获得了新的生机。以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内生济增长（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理论的诞生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型无法解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结果。根据传统理论, 长期经济增长率将最终取决于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外在因素, 而各国的人均资本、人均产量和人均消费将趋于相等……。这就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有名的经济增长收敛定理（Convergence theorem）。
但是, 各国经济增长迄今为止的实践表明, 富国与穷国的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各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别也越来越明显。更令人深思的是, 为什么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 如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已先后跃入发达国家和新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为什么以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和人均国民收入要比以天主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在均数上多出三分之一？难道文化因素如中国文化中的节俭（frugality）和西方受新教影响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在起作用？
罗默和卢卡斯等在解释世界上各国不同增长速度时, 关键是在生产技术的假设里引用了外部经济和收益递增。在一定意义上, 传统的收益递减假设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收敛定理。而正如罗默（1986）所证明的, 在收益递增的假设下, 各国人均收入与生产率在长期来看不必收敛。
收益递减或递增当然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我认为, 在生产技术之外, 各国文化因素的差异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非常需要加以考察。东亚经济之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和西方世界之受新教影响便是最有力的实证。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已为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领域所认可。问题是如何在现行的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里把文化因素引进去。部分地、试探性地解决这一问题, 是我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地讲, 这篇论文的第一章是把韦伯（Max Weber）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加以模型化, 并把这种模型用于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增长。在这里, 我将略述此章的大致思想, 省掉许多数学内容, 而补充一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节俭观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所作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下几节的安排如下：第二节将证明, 资本主义精神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历来为近、现代伟大思想家如亚当· 斯密、马克思、韦伯、凯恩斯、熊彼特等所强调。在第三节里, 我将从数学模型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与长期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第四节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节俭观在当今世界里怎样转变成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我在第五节里援引四个用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儒家文化去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