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政府的公共投资政策对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起着关键的作用。本文研究了不同公共投资政策的福利成本。我们在一个存在基础设施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内生增长框架内,给出了计算经济从非均衡状态过渡到平衡增长路径这个过程中的社会福利的方法,比较了不同公共投资政策相对于帕累托最优经济而言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成本,并分析了影响福利成本的各种因素。政府的最优公共投资政策是使得福利成本最小的政策;在一定条件下,政府短期内可以采取推动型政策以有效地改变经济结构,从而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改善社会福利。
关键词: 公共投资政策; 基础设施资本; 福利成本; 帕累托最优; 动态转移过渡
政府的公共投资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将公共投资定义为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是指能源、交通通信、给排水、地质勘察、水利管理、政府机构等行业的资本存量。根据统计资料,我国从90 年代开始,每年对上述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都达到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0 %左右① ,而这些投资基本上是政府投资。美国的数据也表明:二十世纪80 年代以来,美国公共资本存量与私人资本存量的比值始终保持在30 %左右②。[1 ] (P1 —5) 其中,公共资本定义为由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资本,包括高速公路、供水供电设施、给排水系统、港口码头等,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基础设施资本。[2 ] (P1177) 因此,研究政府的公共投资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政府是通过税收获得收入,并将所得收入进行公共投资,那么不同税率的税收政策对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 换言之,如何测算某项政策的经济成本? 如果用社会总效用水平来度量社会福利的话,什么因素会影响社会福利的大小?
在理论上,公共投资对经济的作用已被广泛地研究。早在1970 年阿罗(Arrow) 和克兹(Kurz) 就研究了政府的公共资本对经济的作用。他们将政府通过公共投资而形成的公共资本视为和私人资本一样重要的生产投入要素,从而经济中存在公共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积累两种机制。[3 ] (P87) 在后来的研究中,政府开支或者是公共资本存量被不断地引入生产中。巴罗(Barro) (1990) 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研究了政府开支的作用。他将预算平衡时政府公共开支引入生产函数,并得到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最优税率。[4 ] (P103) 格鲁姆(Glomm) 和拉维库马(Ravikumar) (1994) 研究了公共资本积累下的最优税收政策,并在一个次优(second best) 框架下求出了最优税率。[5 ] (P1181) 迪瓦哈让(Deverajan) 、谢(Xie) 和邹(Zou) (1998) 则研究了政府公共投资的最优方式。他们的研究表明,当公共资本对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的时候,如果无法通过中央计划者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那么与单纯由政府通过税收收入进行公共资本投资相比,对公共资本的私人供给进行补贴能达到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6 ] (P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