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全球实力均衡，尤其是美国实力以及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地位的评估，是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只要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将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是面临暂时的下降），避免与美国的对抗将可能继续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尽管如此，如果北京发现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在快速缩小并伴有一种更加持久的地缘政治改变，那么中国领导人就可能会更加挑衅性地挑战美国以便利用这一开放优势，更好地保障其核心利益。
中国的主导安全模式：从美国实力来解读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将国际体系解读为“一超多强”。这种表达意味着北京一致的立场，即在作为一超的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强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是安全环境的一种长期特征。尽管这一点根本上来说还是事实，但北京也看到，随着国际体系中其他强国的快速崛起，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以及美军深陷伊拉克、阿富汗战场等因素的联合作用，美国的相对实力在下降。对北京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这种趋势会持续多久，而这又是否会从根本上带来安全环境的改变。
中国研究人员实际上几十年前就对美国的衰落进行了预测，但由于多极世界秩序的出现，他们多次被迫对其结论或时间框架进行重新评估。甚至在冷战结束之前，学者们还认为世界处于变革的“新时代”，这种变革会持续几十年。他们预测，在这一期间，随着“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将会出现大规模对抗及许多地区性战争，继而将会出现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他们预测，最终的结果将是一个“多极的”世界，美国无法实现对世界的主导。
苏东剧变之后，中国的学者对国际安全环境进行了全面的再认识。日本及德国在高科技领域崛起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似乎加深了其认识，即多极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过程中。这一新的世界秩序特征是：主要大国之间更大程度的均衡；对西方价值观越来越强的抵制力；相对于军事实力，全球将更加强调经济和外交手段的重要性。然而，这种预测被证明是过于乐观的。海湾战争（1991年）及其他发生在巴尔干（1996年）及科索沃（1999年）的高科技冲突突出了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同时也凸显了中美之间在军力上的差距。此外，从199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美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25%增长到了接近32%。最终，北京在新千年伊始得出结论，在未来的15~2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美国将继续保持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中国的安全分析人士如今依然在一丝不苟地对国际形势进行着分析，以掌握全球力量均衡的任何微小变化。这些学者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隶属于党政部门下属的智囊机构，为中国的领导层提供研究、分析及政策建议。在中国不存在类似于美国那种政治上独立或无党派倾向的智囊机构，中国所有重要的研究机构都是由共产党机构或国务院建立的，并受其不同程度的监督。此外，中国主要安全专家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观点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通常会影响（有时是反映）政府高层的判断。学者之间的争论有时也提前透露出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方向。
分析人士不仅仅是简单地复述党政领导的观点。中国学者的观点之间也存在很大分歧，即便在总体分析路径方面取得了一致，也常常得出不同的推论或提出不同的具体应对政策。党的路线——高层领导集体确立的官方思维——对学者观点的形成仍然具有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更多地是限制某一特定问题的讨论范围而非限制结论。尽管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主要的学者对日常决策的影响要小于外交部等官僚机构，但高层领导已经明白，他们需要获取真正多样性的观点，以确立合适的长期战略。
外交政策专家在对综合国力（CNP）进行复杂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当前的力量均衡进行评估。综合国力这一概念是指一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资源和软实力方面的整体实力。近年来用不同的方法对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的综合实力进行计算，其结果依旧表明美国实力还是显著地强于其他国家，中国排在第六七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带动了其地区及全球影响力的提高，但中国也意识到，其在军力和软实力等国家实力的多个指标上还落后于美国。此外，中国所面临的内部挑战也十分严峻：许多人相信，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国内收入差距、腐败等问题得不到解决，这将对中国在本世纪重新崛起为一个主要大国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
安全专家：在美国衰落问题上存在分歧
全球金融危机及之后中国经济的相对强劲表现，外加美国长期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这重新点燃了中国安全分析家关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可持续性的讨论。仔细阅读中国权威专家近期的文章及与中国高层决策者的顾问们的谈话中可以发现，对美国实力、国际体系格局及其对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的讨论一直在持续。中国的专家总体上赞同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实力，削弱了美国单方面实现其地区及全球目标的能力——这些问题是其自身操作失误导致的。他们还普遍认为，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实力正在增强，因此导致了美国的相对衰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杂志上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在描述金融危机后实力均衡改变方面的主流观点：
在主要战略力量的实力方面，美国的综合实力仍然使其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同时其他世界强国的整体实力在增强，力量的分配趋向于更加平均。一超与多强之间综合实力的差距在稳步缩小。
然而，分析家们在美国的恢复能力及短期内从一超多强向真正的多极化世界转变的前景上存在分歧。一种观点预测美国实力会快速衰落，同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等发展中国家实力会上升。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们预测，目前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霸权的消失，以及（也许在几十年内）出现这样一个世界，其中若干国家的实力是相当的。对这些专家来说，金融危机敲响了美国经济上主导地位的丧钟，加速了一个更加包容和公平的多极体系的形成。美国这一经济衰落加之早前2001年“9·11”对美恐怖袭击更加剧了对美国实力的打击——按照中央党校权威外交政策分析家马小军的说法，“最具实力的超级霸权也无法单凭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全球甚至区域性问题，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依靠其他相对较弱的国际力量的支持。”
《中国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官方报纸，其专栏编辑2009年年初预测，“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的单极体系毫无疑问地结束了”。他指出，金融危机导致美国霸权“被推向崩溃的边缘，这是其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和无节制的资本结构的结果”，“由于这种衰落，国际秩序将进行重新改组，向更加重视中国、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的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宫力也同样指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从本世纪初的32%下降到了2009年的24%。他估计，美国的“严重衰退”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将进一步下降。宫力写到：“美国保持其霸权的经济能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其结果是，其操控国际局势的能力也相应下降。”
此外，这些专家认为，美国面临的国内及全球挑战——包括不断增长的美国债务、经济恢复、恐怖主义、核扩散、气候变化——已经改变了美中关系中持续了几十年的“需求平衡”。换句话说，华盛顿对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的需求现在要大于中国保持与美国合作关系的需求。宫力在2010年2月接受采访时表达了这种观点：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中美逐渐向实力地位均衡的模式发展，中国的主动性不断增强。实际上，美国正受到当前问题的困扰，国内失业、赤字、有毒资产及其他经济问题有待于解决；国际上，它又深陷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中，同时也需要中国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与其进行合作；可以说，相比之下，美国更加需要中国。
但是，其他的专家不赞同美国在根本上不可逆转的衰落这种判断，认为中美实力上的差距是巨大的，并且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将一直会这样。此外，他们提醒道，将中国的政策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之上将是非常危险的。对近期内出现多极体系提出质疑的一个代表性专家就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他也是中国最杰出的美国问题专家。他在2008年指出，“实际上没有可信的证据说明在这一点上美国经历了倒退，并且这种倒退是不可恢复的。”虽然也承认美国进攻伊拉克对美国在国外的软实力和合法性有所破坏，但王缉思指出，他并不认为全球力量平衡发生了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他说到：“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对美国构成全面的威胁，当前国际‘一超多强’的实力结构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改变。”2010年，王缉思指出，在冷战早期，美国担心被苏联比下去，但是却将这种忧虑转化为形成一种观念上的共识，通过教育、运输、科技领域来产生突破，这最终带来了美国的胜利。
论及“9·11”攻击的总体影响，中央党校教授赵磊认为，美国的反应表明了美国的影响的持久性：
一方面，恐怖主义以最有效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存在，他们袭击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又以最有效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在“9·11”之前世界上每年都会发生恐怖袭击，但只有在美国遭受袭击后，反恐才正式成为全球安全事务的主要内容。可见，美国凭借强大的实力使其自身的意志成为全球的共同意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在缩小，并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不可逆转的”。但是他也注意到，这“绝对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袁鹏指出，美国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展为整体国力最强的国家用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即使中国能够以过去30年的增长率继续发展，在总体经济实力上要超过美国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科技及军事领域赶上美国将需要更长的时间。”谈到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战略，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提醒中国政府不要低估美国“社会调整”及“自我恢复”的能力。“我们不能夸大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程度，在判断和处理中美关系时要保持头脑冷静，在我们能力允许的范围内采取行动。”
经济学家、商业领域：对中国模式日益增强的信心
在中国经济学家和商业领袖之间针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影响的水平与趋势问题上存在的争议相对要少得多。在过去的两年中，主流观点认为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一直在下降，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信心在不断提高。之前，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所获取的市场，以及美国的经济繁荣使得中国政府将大量出口所得利润投向美国金融市场和用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
中国的许多经济和金融部门都是按照美国体系的模式进行改革的——这也就意味着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的美国体制崩溃也给北京提出了预警。在200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温家宝说出了一种普遍的观点，由于“有关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长期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而过度扩张；金融及评级机构缺乏自律，导致风险信息和资产定价失真；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创新不匹配，金融衍生品风险不断积聚和扩散”而导致的这次金融危机，美国难辞其咎。在中国金融和公司部门的精英中，金融危机削弱了对“华盛顿共识”及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架构的最后一丝支持和憧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于2009年年初撰文就反映了这种观点：
金融危机也推动国际社会……深刻检讨美国式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缺陷，重新审视市场监管、规范和控制。事实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联手救市，已经从各自国内的角度不再坚持“华盛顿共识”。
中国经济学家总体上相信，中国在“国家指导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发展模式使得美国的经济经验不那么重要了。正如王岐山副总理在2008年12月金融危机期间在美国经济及政府领导人论坛上讲话指出的：“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的老师出现了一些问题”。然而，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快速恢复并重新接近了两位数的GDP增长水平，中国的评论家们对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没有过多提及。强调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以及与先进的发达经济体在人均GDP上的显著差距，他们并指出美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在未来几十年中仍将继续处于中国之上。
中国公众：对美国实力的复杂看法
如今，中国公众敏锐地意识到了国际秩序的转变，并且相信这将会导致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是其中的一极。然而，中国人对美国实力的看法是很复杂的。近期的数据表明，对美国价值观、文化、政策、体制等软实力方面存在着较高的认同度，并有不断增长的可能。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发现，2010年中国人对美国持总体上好看法的占58%——这是六年来统计中最高的一次，与西班牙、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相比也是最高的。同样，76%的受访者认定美国在制定国际政策时会在“很大程度上”或“相当程度上”考虑到中国的利益，几年前持这一观点的人的比例还是44%。最大的变化是涉及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对美国总统在处理全球事务中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具有信心——随着2008年奥巴马当选，这一比例从30%上升到62%。总的来看，这似乎表明对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声誉和影响力的信心的恢复。
但也许最显著及最有用的数据是关于公众对中国自身实力的看法。接近9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持“好的”看法，87%的人对中国的整体方向表示满意——这种自信的表达是其他任何国家所赶不上的。中国受访者对其整体经济状况和贸易利益表达了同样的热情。当被问及哪个国家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时，45%的受访者回答“美国”——与往年大致相当——但在2010年，有36%的受访者的答案是“中国”，这一比例在2008年是21%。洛伊研究所2009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在被列出的五个国家中，美国仍然被视为是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受访者提到了各种因素，例如美国对分离势力的支持、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与日本及韩国的同盟关系。同时，多数中国人认为，与美国的行动相比，国内及地区性问题——如环境问题、食品及水资源短缺、日本掌握核武器的可能性——对中国安全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这里我们看到了另一面：对中国快速增长和影响力的信心，同时伴随着对面临的严重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忧虑。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中国的民调结果——政府控制的媒体不是为新闻服务，更多地是一种宣传工具——但那些在中国进行的民调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2005年，政府控制的报纸——《环球时报》进行了首次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测试普通（城镇）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受访者中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伙伴的差不多一半一半。即使有70%的人对总体上的中美关系表示满意，但也有超过一半（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遏制”中国。受访者表达了对美国文化、科技、法律体系、富足生活的欣赏，但很多人相信美国一直质疑中国人权状况是为了破坏中国稳定。参与这一调查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结果表明中国人对美国“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对美国人民、文化、经济行为还是比较欣赏，但对美国外交政策就不那么欣赏了。
2006年及2007年再次进行的调查显示了类似的结果：尽管对美国作为竞争对手的看法依然存在，但多数人对美国持积极的看法，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也比较乐观。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在2005－2007年间，认为中美会就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的人的比例上升了20个百分点达到了70%以上，仅有16%的人认为美国将继续保持其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原有比例是28%）。中国分析人士对此的解读是，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反映了对中国自身实力的信心，以及对北京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有所收获的相应乐观态度。其中一个研究人员指出，中国人仍然持一种务实的看法：认为由于伊拉克问题的影响，美国硬实力持续的同时软实力总体上来说在下降——尤其是其“号召力”或“解决问题”的能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一超多强”认识的长期性：中国的成功要求建立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但是中国还尚未超越美国（之后的几年没再进行此类民调）。
主张更具进攻性或批判性路线的观点也是存在的，尽管他们不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然而这些声音确实显示了中国公众看法的一种重要动向。尤其是在网络上——其中多数的中国年轻网民对政治问题的讨论缺少稳重的考虑，更多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存在一种暗流，对中国面对美国时“顺从”态度的气愤，这种情感是很明显的。例如，2009年10月，《环球时报》报道，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当被问及中国政府应如何回应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时，78%的人认为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在未来会进一步扩大，89%的人主张采取“坚决反击”的政策（10%的人支持采取谈判的手段）。在表达北京需要采取更加进攻性手段维护其“核心利益”（包括涉及西藏、台湾等领土问题）时，人们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
这些讨论也许是很吸引人的，但如果说这代表了广泛的中国民意或强烈地影响了中国政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是要谨慎的。首先，网络聊天室和网络讨论通常是受到监控的，任何被认为是对中国或中国共产党极端批判性的言论都会被删除，国家雇用的“网管”也常常会参与其中来对讨论进行引导。其次，众所周知，共产党一直在争取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以作为其合法性的支撑，意图用对党的忠诚来取代爱国主义热情。再次，引起最多关注的最多数或最极端的立场也不一定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就如在美国一样，中国的网友在网络上可能比现实中更具批判性，表达观点的欲望也更强烈。最后，这些讨论中对美国实力的评估和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多样性，因而可以说，在中国网络社区中并不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单一观点。
尽管如此，中国的决策者们据说越来越关注网络论坛和聊天室中所反映的民意。新华社每天都要向高层领导人汇报网友们热议的话题。此外，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提到，非官方部门通过个人关系、网络媒体、机构游说等非官方渠道成功地争取了影响力。中国各层面的官员都坚持说民意在外交政策制定中是起到作用的，暗示说如果忽视民意其政党合法性就会遭到削弱。然而，我们仍然不清楚这一过程是如何运作的，中国领导人又是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民意。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高层领导集体在不断寻求通过党的宣传体系来塑造和测试民意——虽然还不是无所不知，但可以说对最广大公众所听、所看、所想起着有效指导作用。
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学术争论
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决定外交政策或安全原则的一般限定在一个很小的核心范围内：很可能是九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三四个会定期对外交政策的战略讨论把关。历史上，战略指导一直是高层领导人的特权。毛泽东在其任内几乎主导了所有的外交政策变动，邓小平在其权力稳固之后也是一直把握着定调和方向。今天最高领导人在这方面的角色有些淡化，在向政治局常委会提交一项重大外交决策进行讨论和批准之前，胡锦涛可能会与重要党内领导人、退休干部、战略顾问和大量专家进行商议。
学术讨论的模式表明中央领导层中针对中国在面对全球力量对比快速调整情况下如何寻求保障自身利益，尤其是中国要如何处理对美关系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中国学者中，有少数人继续主张中国应当严格遵守邓小平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战略方针。这些人尤其强调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集中精力促进国内发展，同时避免卷入地区及国际问题，很好地维护了中国的利益。老一代研究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问题的专家和外交官是持这一主张的主体。
多数的外交政策专家并不赞同彻底放弃这一传统的、风险规避的外交政策；然而，他们寻求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并有选择性地采取一些更加主动的立场，强调邓小平的另一原则，鼓励中国“有所作为”。持这一主张的人多数并不主张与美国直接对抗，也并不反对外交政策应该首先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但是，他们主张北京在中国具有能力和影响力的特定问题上要更加坚定——如塑造新的国际金融体系——或许也可以用来测试其他国家对一个更加坚定的中国的反应。
那些赞同更加主动外交政策的人在要达到的目标上存在分歧。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维护其利益时应该更加强硬，尤其是要反对美国遏制中国影响和中国崛起的努力。他们提出理由，新形势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抗衡美国的手段，这可以用来更加坚定地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统一和其他“核心利益”。此外，实力均衡的改变被视为是可以使中国重塑一个更有利于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国际秩序的机会。其他的分析人士提出，北京采取更加主动的外交政策，寻求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合作同时提供更多的公共用品，其根本目标是告诉其他国家，中国将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崛起，不会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
学术界支持继续坚持邓小平保守行事方针的建议，同时又要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改善中国国家形象。2010年春在兰州举行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年会上就提出了这一主张，该年会发表的结论如下：
……不与美国对抗，不挑战总体的国际体系，外交政策不以意识形态为指导，不担当“反西方阵营”的领导，即使是当我们正确时也不与大多数国家发生冲突；学习妥协和让步，学习对等利益的博弈，在中国涉及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上绝不妥协，在国际事务中的必要领域提供公共物品，借助重要的国际事件来改变中国国际形象。
中央领导集体对更加坚定的行为方式进行的测试
中国领导人一直倾向于采取保守和风险规避方式。直到最近，他们抵御住了国内对于采取更加主动外交政策来保障中国利益及国外要求承担更大的地区和全球责任的压力。2006年外事工作会议（重要的全国共产党高层内部会议，主要讨论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上，胡锦涛及温家宝仍然坚持邓小平的避免过多承担国际承诺的告诫。针对认为中国快速增长的国家实力应该在外交政策上更加主动的观点，温家宝指出，中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坚持“不扛旗、不当头”。这一宣言是基于对美国的地区及全球主导能力将维持较长一段时间的判断，胡锦涛也指出通往多极世界的道路是“曲折的”。
尽管如此，2009年，领导层的信息发生了改变。在地11次驻外使节会议（每五年召开一次，讨论当前的国际环境及中国外交关系与外交战略未来方向）上，胡锦涛清晰地阐明了对全球实力均衡的重新评估。他指出全球多极化的前景变得“更加明朗”，美国全球声誉的损害有利于推进多极化进程。此外，胡锦涛还敦促通过采取更加主动的外交姿态，使得“政治上更具影响力，经济领域更具竞争力，形象上更具有亲和力，道德上更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胡锦涛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的框架。在继续坚持邓小平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调”的原则同时，他号召中国要“积极地有所作为”。由于金融危机及深陷中东两场战争而导致的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增强了中国的信心，这也成为高层支持更具活力的外交政策的原因。但是同时，胡锦涛并未完全否定传统的谨慎及规避风险的路线。他提醒不要过多承担海外承诺，强调中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国内的经济发展。此外，胡锦涛还强调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对实现中国利益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2009年年初之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北京一直在试图验证一种假设，即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实力相对增强是否给中国提供了更多可以制衡美国的手段。尽管中国否认有意直接挑战美国利益，但已经表明中国有意在自己视为核心国家利益的领域采取更加坚定的措施加以维护。此外，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解读似乎是不断变化又是不断扩展的。尽管保障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一直是最基本的，之前中国的基本关注点在西藏、新疆及台湾。2010年春，在与美国官员交谈中，中国高层官员将南海也视为是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尽管他们还没有公开阐述这一立场。我们还不清楚，如果这一立场是官方所主张的，是否只包括中国的领土主张及由此引申出的专属经济区，还是包括整个南海在内。也许随着中国日渐强大，需要从国外获取更多的资源来为其向超级大国地位发展提供支撑，其核心利益清单上的项目也会相应有所增加。
中国在核心利益相关领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信可以从一些事例的言语和行为体会到：
1. 北京对2010年1月64亿美元对台军售的反应。与过去的做法一样，中国暂停了中美军事交流及原定的防止核扩散及国际安全对话。然而此次，中国还威胁要对美国售台武器的公司进行制裁，尽管这并未通过法律程序来执行。中国还强硬回绝了国防部长盖茨在2010年6月对中国的访问，尽管最终于2011年1月接受了盖茨的访问。
2. 中国对2009年春美国海洋监测船在南海及黄海中国专属经济区往来的回击。中国的海军及巡逻船只进行多次危险的演习就是为了阻止美军舰船的通道。美国提出，中国没有法律依据限制其他国家的海军船只在一国专属经济区内活动，美国抗议中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关于适当考虑其他国家合法使用海洋的权利及安全的要求，中国对美国的这些指责不予理睬。
3. 中国对天安舰事件后计划中的美韩黄海及日本海联合军演的警告。在朝鲜半岛周边水域进行的军演时间、地点、参与船只的官方声明还未发布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指出，“我们强烈反对外国军舰和军用飞机进入黄海及其他中国沿海水域来进行影响中国安全及利益的活动。”
4. 日本在尖阁群岛（钓鱼岛）附近逮捕和扣留中国渔船船长后，中国采取措施延缓从中国港口运送到日本的稀土等货物的交付。尽管北京否认向对日出口的稀土采取禁运措施，但中国官员也承认为了打击走私而加强了海关检查。对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与日本外相会谈时声明该岛属于美日安全条约的范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予以驳斥。
5. 中国对希拉里及其他七国代表在2010年7月河内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就南海的声明的回应。北京将这一声明视为是对领土争议的干预，中国希望与相关国家通过双边途径加以解决。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警告地区国家不要联合区域外力量来应对南海领土争端。据参与会议的人士报道，杨洁篪说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就是事实。”
6. 当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后中国的反应。北京对那些参与颁奖典礼的国家代表的负面影响提出警告，暂停了与挪威进行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取消了与挪威两名渔业及海岸事务高级官员的会面。
在力量均衡已经向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倾斜这一评估基础上的新的战略考量，确实推动了中国采取更加自信的行为方式，尽管作出这样推理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其他的国内政治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包括胡锦涛在2012年领导人换届中不断加剧的权力争夺中的立场，军民关系的紧张，无把握的领导层不自信能够应对国内对于维护中国安全利益越来越大的压力等。
对美国回应的分析
如果说中国对力量均衡变化的评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最近表现出来的自信，那么也许美国坚定的回应会促使中国对其政策进行重新校正。北京认识到了美国实力更加持久的影响，中国也在密切关注美国强化其亚太同盟的步骤，包括美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制度建设及架构，推进其在南海的影响。例如，国务卿希拉里在2010年7月的东盟地区论坛上明确阐述了新的美国政策，鼓励东盟和中国就一项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一致，为建立信任措施的讨论提供便利。希拉里还指出，“持续的和平、稳定，航线自由、亚洲公海的开放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南海问题上尊重国际法。”2010年10月28日，希拉里重申，按照1960年《美日安全条约》第5条的规定，尖阁群岛（钓鱼岛）属于该条约范围，并表示奥巴马政府将于2011年优先批准《联合国海洋公约》。意识到美国重新承诺要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存在将会缓和中国国内对采取更加大胆的外交政策的压力，中国领导人还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邻国对北京意图的担心，这导致了一些国家结盟来对抗中国的压力，从而将会破坏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强调的使该地区打消对中国崛起负面影响的顾虑的政策。
关于什么迹象表明中国外交政策试图恢复到先前对其保证的强调，国务委员戴秉国在2010年10月写的一篇文章重申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承诺永远不称霸。戴秉国给出了邓小平“中国应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原则的权威解释。但是戴秉国明显地回避暗示邓小平的箴言是否作为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只提到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思想”。
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这种调整也有可能仅仅是言语上或是策略上的。基于中国正快速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及世界多极化发展正在加速这样的判断，中国可能继续采取一种更加主动和自信的外交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日益增强的信心将导致中国更加公开地采取与美国利益不相符的行为方式。尤其是如果认为美国正在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时（无论其如何界定），未来中国的行为可能会变得更具进攻性。除了在北京界定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展示出更强的坚定性以外，中国也可以寻求利用其不断增强的经济比重、金融资源和地缘政治影响来扩大其在塑造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甚至王缉思（一直是美国实力不衰落论的支持者）近期也提出，随着实力的增强中国将需要改变现状，争取更多的主动。他写到：“在中美博弈中，中国控球的时间更长了，而球越来越频繁地踢到了美国那半场上去”。
这表明美国在核心政策上的困境：美国需要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及对该地区持续的介入来影响中国对美国衰落的判断，但是行动上美国也许会使北京意识到，其恢复能力是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挑战。这种结果可能显著提高美中间的紧张关系，反过来提高地区国家的忧虑，使其不愿意被迫站到任何一边。因此，美国必须谨慎地展示其实力，不要对中国起到反作用，而是要给北京提供一种合作的动力。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美国与中国之间在亚洲出现零和博弈。
无论中国采取什么样的短期评估和政策，北京长期的目标仍然是增强其综合国力，恢复其大国地位。随着中国军事及经济实力的增强，也许将来中国领导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继续坚持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调的战略原则已经不再符合中国利益。中国的外交政策将几乎可以肯定地更具活力和自信。但是，这还有待观察，要看中国是否会利用其增强了的影响力来保护全球公共利益，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及强化现有国际体系，抑或中国是否会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推进自己的安全利益，或者以不符合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利益的方式来对国际体系进行调整。
至少在未来的5~10年间，北京将会不懈地寻求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会加深。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严重依赖出口，而美国（以及欧盟）市场对中国至关重要。中国掌握大量美国国债，美元价值的任何动摇都将是对中国自身金融地位的严重打击。如果与美国的军事对抗升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发生倒退，因此避免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仍然是中国的主要关切。即使是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未来的十年美国将仍然是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以及西方社会的头，中国将仍要在被视为美国重要利益的领域与其展开有限的合作，合理应对双方分歧，这样双边关系的紧张将还是处于可控范围内的。总的来说，北京将会寻求确保美国保持相对友好，不将中国视为直接对手，否则将导致美国的政策转向阻碍中国崛起甚至破坏中国的稳定及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对美国政策的启示
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预期中的高速增长及美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美国在实力均衡中的地位会相对下降。美国面临的挑战是保证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不会过早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意味着一个变弱的美国将不再能够维持前沿部署的军事存在，不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最终保障。逐渐出现的多极世界可以发挥美国及其盟友以及中国的优势，美中之间没有必要处于零和态势。
保持美国在亚洲的领导角色是保障中国和平崛起、尽可能减少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的关键。该地区的多数国家希望看到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强大及积极的存在，以防止中国的崛起对其自身利益构成威胁。但是同时他们也担心美国是否有能力保持在该地区的高度关注和投入。减轻美国盟友和朋友的忧虑同时消除中国对美国寻求战略上包围和遏制中国的担忧，这对美国决策者来说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任务。在美国强化和扩大其同盟，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加强该地区多边组织能力的同时，还要继续鼓励中国和平地融入国际体系，即使中国对该体系的影响会不可避免地增强。
尽管维持美国的军事实力及存在是基本的，但过分强调硬实力是错误的。美国应该继续采取软、硬实力相结合的方式（通常被称为“巧实力”）来推进其利益。该地区国家希望美国的军事实力的存在而非威胁。现在，对于美中会以两国集团的方式来共同管理世界的忧虑开始消除，但他们又很快开始担心取而代之的会是美中对抗的出现。
军事实力及美国价值观的吸引力哪一个都不足以维持美国在大亚洲地区的主要角色。中国潜在的恃强凌弱行为也许是东盟国家担心的一个原因，但地区内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包括通过中国积极展开的很有吸引力的贸易协议的谈判——正推动该地区疏远美国而向中国靠近。如果没有将亚洲国家拉拢到美国这一边的贸易及投资战略，那么这一趋势将会继续下去。也许控制美国国内政治上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存在困难，但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就会出现问题。美国应该发展一种针对亚太地区的综合的贸易及投资战略和政策。这将不仅使美国的出口商和投资者受益，也将加强包括中国在内的有意愿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其他亚洲国家与美国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在该地区形成更加礼让的环境，加深相互依存。正式批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使跨太平洋伙伴进程具有真正的政治资本、完成与台湾之间的《贸易及投资框架协议》是美国在未来五年中增强其在该地区地位可以采取的三个具体的步骤。
保持亚洲和平稳定以及保障美国利益的关键是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加强该地区对美国实力持久性的信心。无论是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气候变化还是贫困问题，美国都必须在帮助地区内国家加强自身能力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样，美国可以抵消对美国衰落的认识，否则将会导致亚洲地区的军备竞赛，加深区域内国家间的不信任，甚至是可能的误判。
（相关简介：Bonnie Glaser（葛莱仪），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