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目前,高位运行的物价对人们的生活影响较大,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通货膨胀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那么,引起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精神,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治理通货膨胀?在本期“本周话题”中,几位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
“十二五”前期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林兆木
目前以至“十二五”前期面临的通货膨胀,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输入性通货膨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投资需求旺盛和货币流动性过剩三个方面因素的叠加,是目前以至“十二五”前期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
输入性通货膨胀因素。近期,国际石油、粮食和工业金属、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扬。我国石油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的50%以上。据测算,我国每1000美元GDP产出约消费石油0.65桶,高于发达国家0.4桶的水平。因此,石油价格上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比对发达国家更大。国际石油、铁矿石、铜等价格上涨将推高国内能源、原材料成本。例如,国际石油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最先传导给能源化工类产品,国内汽油、柴油以及各种乙烯类化工品价格跟涨,导致化肥、农药价格以及农产品运输成本上升,从而推高农产品价格。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构成中占有很大比重,石油价格和食品价格互相推动,将对通货膨胀率上升产生较大的影响。
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因素。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多年来,我国工资水平上升缓慢,劳动力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反映出过去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十二五”时期,我国将迎来劳动力成本较快上升期。除工资外,劳动力成本还包括企业缴纳的员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过去这个部分支付不够、欠账较多,今后将会逐渐增加。二是资源环境成本上升。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没有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也没有包括对环境损害成本的补偿。“十二五”时期将加快推进这方面的改革,这对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是完全必要的,但无疑也会增加企业的相关成本。三是融资成本上升。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存在利率较低的状况。较低的利率甚至负利率是导致信贷需求旺盛、投资增长过快乃至资产价格泡沫滋长的重要原因,从而助长通货膨胀。“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长期以来的融资低成本在“十二五”时期将发生变化。上述几方面成本的上升都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发展要求的,但相对集中到“十二五”时期,却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水平上涨。
投资需求旺盛和货币流动性过剩因素。“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二五”时期全国GDP预期目标是年均增长7%。但从目前情况看,大多数省、区、市提出的“十二五”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都在10%以上。各地主要依靠投资项目支撑经济高速增长。除了持续的国债投资以及央企掌控的数额可观的利润可用于投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各种渠道的社会融资。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我国社会融资规模2002年为2万亿元,2010年增加到14.27万亿元,年均增长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9.4个百分点。2010年社会融资规模与GDP之比为35.9%,比2002年提高19.2个百分点。可见,各地旺盛的投资需求以及过剩的流动性仍然是“十二五”前期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十二五”前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利因素是农业连续多年丰收,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业品供给还算比较充足。只要农业不出大的问题,就不会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率。不利因素是通货膨胀的成因复杂:一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取决于全球经济、金融、能源和粮食供求以及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二是各种生产要素成本多年积累的欠账“十二五”时期进入了偿还期,因而刚性较强。同时,食品、能源等需求弹性较小,其价格又会计入所有产品的成本,因而尤其要防止工资与物价、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上游产品价格与下游产品价格因互相推动而轮番上涨的情况。三是投资需求旺盛和货币流动性过剩相结合,不仅会推动“十二五”前期的通货膨胀,而且会加剧产能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给“十二五”后期经济平稳运行埋下隐患。因此,“十二五”前期抑制通货膨胀,不仅关系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而且关系整个“十二五”时期宏观经济稳定的全局,必须综合治理、标本兼治。
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结构失衡
中国市场信息评价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李德伟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物价水平持续走高。为了有效控制通货膨胀,需要深入分析物价上涨的原因。这一轮物价较快上涨的原因相当复杂,既有需求方面的因素,也有供给方面的因素,如农产品、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明显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货币流动性过剩和国际收支失衡等。此外,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持续贬值以及中东北非局势动荡等因素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助推了国内物价的上涨。但是,这些大多是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大量资源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传统工业部门产能过剩;而传统农业生产一方面由于资源流失而难以满足工业化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化水平低而难以支持工业化进程,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也是需要工业反哺农业的明显信号。具体地说,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人均收入增加,人均食品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由此导致食品供求缺口扩大,农产品供不应求和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最终推动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与工业化同时推进的城镇化,则导致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上涨,这也加剧了总体物价上涨。我国这一轮的物价上涨,主要就是由食品等农产品和住房价格上涨引起的。此外,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劳动力价格上升也成为引起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可以使我国通过出口物美价廉的低端产品,吸收一部分国内过剩的产能。然而,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是国际市场价格的重要影响者。一方面,我国廉价工业品的大规模出口,压低了国际市场的工业品价格;另一方面,我国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又成为诱发国际市场相应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通俗地说,就是中国卖啥啥便宜、买啥啥贵。
除了出口,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大规模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而且政府和国有企业是重要的投资主体。大量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投资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维持经济增长,但由于结构失衡的制约,这些投资既会推高投资品价格进而推升通货膨胀,又会因缺乏竞争择优过程而加剧结构失衡问题。而且,预算软约束依然存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投资热情并不会因为资金成本提高而有明显的降低。
在人力资本结构方面,高素质劳动力短缺、低素质劳动力过剩问题也对调整经济结构、抑制物价上涨带来不利影响。调整经济结构需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但由于人力资本不足,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在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下,各级政府不得不继续扩张低端传统制造业,这就加剧了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与高端产业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矛盾。所以,在投资主体和投资机制没有理顺的情况下,依靠大量投资并不能带来经济结构优化,反而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可见,治理通货膨胀需要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加强需求和供给管理等措施,但从根本上看,则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应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企业的负担。因为企业负担过重,就没有能力提高职工工资;为获得必要的利润,企业还要提高其产品价格。如果企业的负担减轻了,就能够逐步满足职工涨工资的合理要求,从而有利于缓解消费不足、内需不振的结构性矛盾,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增长,具备了适当减税的条件。还应当看到,企业的负担减轻了、发展更好了,有利于培育税源,促进财税收入增长。从长远看,应加大教育、科研、卫生、文化投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劳动者素质,为高端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必要条件。对于外汇储备增加较快引起货币投放过多的问题,则应改变鼓励出口换汇政策,增加国内急需物资、技术的进口。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于战略资源;放宽居民出国消费、旅游、留学等的用汇限制。这样,既可避免外汇储备贬值风险,又可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及治理之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卓元
我国从2010年7月开始的新一轮物价上涨,主要是2007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造成的,集中表现为货币太多、流动性过分充裕。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全球石油价格、粮食价格、资源价格的上升对中国消费物价影响预计在30%至40%之间。这说明,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主要不是输入性的。具体来看,从2003年到2010年,人民币贷款余额从15.9万亿元增加到47.9万亿元,7年间增加了32万亿元,2010年为2003年的3倍。在这六七年时间里,M1(流通中现金加上活期存款的和)和M2(M1加上定期存款、储蓄存款、信托存款等的和)年均增速均超过年GDP增速与CPI上涨率之和,差距达5个百分点,从而造成流动性过分充裕。其中,2009年和2010年M1和M2增速最高。这是通货膨胀抬头的根源所在。
2009年和2010年大量的货币投放,缘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需要。在中央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的带动下,各地大步跟进,2009年和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达到22.46万亿元和27.81万亿元,分别占当年GDP的65.9%和69.8%。在大量的贷款和投资之下,我国经济在世界率先回升向好,但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也强化了粗放扩张,恶化了经济结构,特别是形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由于这一轮通货膨胀是较长时期货币供应过多的结果,也包括生产成本增加的因素,还受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因而治理的难度较大。那么,怎样应对这一轮通货膨胀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视通货膨胀问题。中央高度重视抑制通货膨胀,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是,并不是各级政府和各个方面都对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有足够的重视。不少地方对通货膨胀的危害认识不足,仍然热衷于争投资、上项目,要求放松宏观调控政策。必须看到,通货膨胀不利于理顺资源产品价格,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仅如此,通货膨胀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要求也是背道而驰的,因为通货膨胀会降低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在通货膨胀中低收入者受损最大,因为低收入者恩格尔系数高,而在我国历次通货膨胀中首当其冲的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从而大大加重了低收入者的负担。因此,通货膨胀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同现阶段缩小收入差距的迫切要求相背离。所以,通货膨胀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势必妨碍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改变负利率状况。如果利率低于物价上涨率,实际利率就是负值。负利率不利于宏观经济正常运行,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常识。负利率的最大受害者同样是中低收入者,而富人如房地产商则可以靠低利率贷款发大财。那么,为什么负利率的局面难以改变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负利率使资金成本低,有利于经济的粗放扩张,有利于短期GDP的快速增长。通货膨胀往往造成负利率,而负利率又带来对资金的过旺需求,不利于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因此,把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要尽快使实际利率由负值转为正值。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我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时,就曾经实行过银行储蓄存款保值,并取得了成效。这说明,负利率是不利于治理通货膨胀的。
第三,保农业、保粮食。在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水平,最直接、最重要的举措就是保农业、保粮食。我国历次物价大幅度上涨都是从食品价格上涨开始的,这一次也不例外。2010年CPI上涨3.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7.2%;2011年1月—5月CPI上涨5.2%,其中食品价格上涨达到了两位数。稳定物价,首先要稳定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保障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应,真正地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虽然我国农业连续多年丰收,这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利因素,但我国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只能算比较充足,不能算十分充裕,粮食供求是紧平衡。种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比较利益目前太低,农民种粮收入大大低于其外出务工收入。很多发达国家都对本国农业实行高补贴政策,我国财政支出用于“三农”的部分还应该大幅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