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公平的市场制度与政治制度发挥的作用却更具有基础性。在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中，每一个人的创造以及投资的机会都不会被限制。相应的，公平的政治体制则应为每个人都提供服务和公共产品。
然而，不公平的发展则反之。比如在极不公平的奴隶制度中，即使土地和奴隶的所有权得到了很好的制度保障，甚至得到很好的执行，但大多数人们都失去了公平与自由。这样，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动力从事一些促进社会发展的活动。
权力能影响制度，而权力的分配能够决定收入的分配。能更公平的控制财产和收入的社会在政治权力上也更倾向于公平分配。因此，这样的社会所形成的制度能为各阶层的公民提供平等的机会，各种激励和收入的分布更加广泛，从而弥补收入的初始分配。
相反，在财产和收入方面越不平等的社会，其权力的分配也越不平等，制度也更不合理，从而加剧了初始情况的恶化。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或者集中在社会精英层时，社会将出现并保持不公平的制度。掌握权力的精英们会保护他们自己的产权，然而社会大多数公民的财产权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时，在个别的精英面前法律是平等的，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法律是不公平的。政府政策也会偏向这些精英，各他们提供了寻租和垄断的机会，但是大多数人们将被排除在种种有利可图的行业之外。教育系统也会偏向于这些精英们的后代，在他们身上投入甚多，而大多数人则没有这种优待。同时，经济上的不公平通常加剧了政治上的不公平。在财产和收入方面存在巨大不平等的社会，其富有阶层通常更有话语权，并且有先天的优势来选择以及扭曲制度使之为自己增添利益。比如，在西班牙主要殖民地出现的制度使西班牙君主和定居殖民地的精英大受裨益，但是这没有创造拉丁美洲的繁荣。殖民地的大部分人群都没有财产权，也没有任何激励投身于具有社会价值的职业或者投资。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阿根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解体的俄国，1900年后的半个世纪中的哥伦比亚都处于经济大发展的黄金时间。但是这种良好的局面是难以维持的，原因有三：第一，保持增长的可能性受到了限制，因为制度将大多数人排除在有效投资的范围外；第二，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精英们有权力创造一些制度使其从增长里直接受益，而不必要重新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第三，坏制度会带来权力的争夺，从而破坏经济增长，因为人们都追求权力控制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因此，即使政治体制内部以及矛盾解决机制里存在不公平的制度，但是只要精英们有良好投资的机会以及相互之间达成有益的妥协，经济增长也是可能实现的。但是因为这种不公平的制度所创造的收益因为缺乏社会最基础的权力平衡机制而带来更多的矛盾，这样的增长和发展是逐渐消逝、不可持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