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涉及到宏观经济和金融的许多理论和实际研究。它是继本人《财政、经济增长和动态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之后我的合作者和我进一步探索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我要把此书中的主要创新贡献归功于我的合作者龚六堂、Francesca Fornasari、金菁、李宏毅、Steven B. Webb、谢丹阳、徐立新和张涛。而世界银行、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和必要的经济资助。
本书的第1 章是献给邹至庄（Gregory Chow）先生的。该文试图把资本积累、产品创新、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统一在一个简单的框架之中。邹至庄先生长期鼓励我在中国，特别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从事经济学教育。我把此文放在本书之首，也同时想表达我对众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怀念和感激：Jean-Jacques Laffont (1947-2004)、董辅礽(1927-2004)、杨小凯(1949-2004) 、Robert Barro、Richard Caves、Jacques Cremer、James Heckman、Edward Lazear、Robert Lucas、Eric Maskin、Paul Milgrom、Robert Mundell、Roger Myerson、Dwight Perkins、Jean Tirole、Stephen Turnovsky、Michael Woodford 等等。这是个群星灿烂的世界。没有他们的帮助和贡献，我不可能在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从事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接近世界前沿的教育事业。
本书的第8 章是献给中国著名统计学家张尧庭老师的。它表达了我对现在深患重病的张老师的感激。在此文和本书的第9、10 和11章里，我们想建立多级政府条件下税收、转移支付、政府开支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模型。我们相信这种对多级政府的动态研究是公共财政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张尧庭老师、黄训腾老师、吴黎明、谢丹阳和我于1994 年向武汉大学陶德麟校长、任心廉书记、侯杰昌常务副校长等提出成立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此中心的倡议书是由张尧庭老师亲自执笔的。他多年来奔波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讲课，是我学习的楷模。今天，借此前言我一道感谢从1987 年以来支持我进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众多其他同仁：阮志华、田国强、谭国富、陈小红、陈志武、舒元、姚先国、王则柯、方炳松、郎咸平、张五常、林毅夫、张维迎、朱晓冬、张敦穆、李楚霖、艾春荣、文一、周忠全和张建波等。同时，我要感谢长辈：刘道玉,曾启贤、汤在新、吴纪先、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成思危、胡兆森和厉以宁等。
本书的第2章证明，在资本主义精神模型里，货币超中性（superneutrality)不再成立。我现在庆幸自己在哈佛大学写作博士论文时（1986-1988）把马克思和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经济发展的学说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本质的模型也帮助解释金融市场里资产风险溢金之迷（equity premium puzzle，见本书第3 章）。在哈佛求学的日子里，我在学习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之外，也有幸了解到数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对此我要感谢Robert Dorfman、Stephen Marglin、Murray Milgate、和John E. Roemer在哈佛的课堂。John E. Roemer关于剥削、阶级、公正、收入再分配和机会均等的理论不仅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承认，而且也成为世界银行2006 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1984年，我在巴黎蓬皮杜图书馆度过了一个痴心学习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美好夏天。我狂热地阅读John E. Roemer 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基础》（Analytical Foundation of Marxian Economics ）、《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和Michio Morishima 的《马克思的经济学》（Marx’s Economics）。这些书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了一个数理经济学的新天地。相当偶然，我居然于同一个夏天在巴黎拉丁区的一家书店里买到了董辅礽先生和刘国光先生分别发表的两本有关国民收入再生产的论文集（1978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我写了大量的笔记去评价两位先生修正和改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算术和代数模型。当时我感到如果董辅礽先生和刘国光先生能初步了解投入-产出分析、哈罗德-多马尔经济增长模型、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该多好啊！若如是，他们俩至少可以在青年和中年时代象Michio Morishima 和John E. Roemer一样去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从1987 年开始，我多次同董辅礽先生聊起他和刘国光先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关国民收入各部类平衡的模型所进行的学术争论。董辅礽先生总是要我不要再提那些幼稚的模型了。他说，他们这代人数学基础太差了，加上时代背景也不允许，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进一个新的时代。董辅礽先生谦虚而诚恳地鼓励我们后辈向Morishima、Jon Elster 和John E. Roemer等学习，发展马克思的国民收入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积累和经济周期的理论。而我们这一代人也做的太差了，愧对董辅礽先生的在天之灵。我斗胆提出，在当今中国没有一个人对当代数理马克思主义作出过基本贡献，而John E. Roemer或许能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获得经济学诺贝尔纪念奖。
记得也是在1984 年，年轻狂妄的我在哈佛第一次见到了在耶鲁大学进修的吴敬琏先生。他是代表中国政府来哈佛给中国留学生讲解为什么在国内要进行“反精神污染”的运动的。我在会上的发言一定给吴敬琏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会上其实也没有多说话，他似乎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些许尴尬。据后来我的了解，他对Janos Kornai 的短缺经济学和预算软约束倒是有兴趣。他的忘年交耶鲁硕士钱颖一于1984 年秋季来到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恰巧Janos Kornai于1985 年来到哈佛任教。钱颖一、许成钢、李稻葵和王一江四人都师从Kornai从事短缺经济学和预算软约束的学问。而樊纲正在NBER 访问，他还蛮有干劲地同李稻葵和王一江等学习一年级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樊纲没有在哈佛得到博士入学通知书，大概是李稻葵、王一江和胡祖六三人同时得到哈佛的录取，把他给挤掉了。Dwight Perkins、Martin Feldstein 和我都为樊纲没有得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而深感遗憾。后来樊纲回国后很快拿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学位，并写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大纲的专著。我癫狂地同他们也讨论一些Kornai的学问，用动态优化的方法写了好几篇投资饥饿症、短缺、社会主义投资周期的文章（见邹恒甫：《财政、经济增长和动态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但Kornai 的一些思想也帮助我研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见本书第8、9、10、11和12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软约束给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带来的影响（见本书第13章），财政软约束与中央政府财政赤子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如通货膨胀）的关系（见本书第14章）。我也没想到这些问题至今还是财政理论和实践中最热门的课题。与此同时，我一直还关注着中央政府的军事开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见本书第15章）以及政府开支的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见本书第7章）。
我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一直有兴趣。本书中的第4、5 和6 章记录了我这一兴趣的连续。我们得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的经验结论一直为世界银行所不接受。但这一结论却在学术界还总占有微小的一席地位。这使我同R. Barro，W. Easterly, M. Ravallion等众多经济学家继续争论。由于争论，我们反而走得更近一些了。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同事，请参看他们的学术论文。
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一直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美洲开发银行和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热衷的话题。龚六堂和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见本书第16 和17 章），说明外国援助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投资，增加对国外贷款的依赖性，妨碍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这些结论都不为世界银行所接受。但这些结论的生命力或许会越来越强……请容许我在此作出如此乐观的预测。比起W. Easterly 对世界银行五十年的否定、R. Barro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批判、Rahguram Rajan对外援的怀疑，我们的结论或许更理论化一些、更一般化一些。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能看到新的一代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比我们这一代人在国际上发表更高档次的文章。真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推到沙滩上。真的，生命是灰色的，理论之树常青。我都四十三岁过了，我在学术上还有作为吗？大概没有了吧。我不妨继续办经济学教育。中国似乎总不缺有名的新闻媒体经济学家，但中国的确缺少实实在在的经济学的教书匠。我希望我的学生都当经济学的教书匠。如果他们当中出了一批新闻媒体经济学家，那一定是我的噩梦。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成为世界上知名的经济学家，那一定是我的美梦。
邹恒甫谨记
2005年8月
